明清之际的伟大思想家王船山，在十七世纪风云变幻和宋明道学严重禁锢的历史条件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和“坐集千古之智”的恢宏气魂，独立思考，“破块启蒙”，留下了许多论述“经世之大略”的不朽篇章，成为我国历史上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启蒙学者，蜚声海内外。他的成就的取得，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套独具一格的治史方法论。
船山之治史，紧扣着时代精神的脉搏，强调经世致用，努力使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做“古为今用”。正是基于这一原则，他创造了一套关于写史、读史、论史、用史的方法理论。认真研读他的治史之论，对于我们今天治学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本文试就这一问题，阐明管见，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论“写史”
写史是史学家们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什么要写史？如何写史？这里所涉及的是写史的宗旨和方法问题，船山对这两个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
首先，关于写史的宗旨，船山作了最明确的回答，那就是：“述往以为来者师”。他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在船山看来，“史”之所以可贵，在于它能以“述往”的方式，给后来者作老师。为此，史书必须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体现“经世之大略”。如果一部史书，对前人“经世之大略”表述得不清楚，那么，后人就无法“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这样也就丧失了史书应有的社会价值。从“述往以为来者师”的高度来写史，这样的史才能流传千古，永不衰败。可见写史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应当慎重对待。
其次，关于写史的方法，船山着重讲了三点：
一是要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船山指出“史者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作为一部史书，其所记载的历史事迹，必须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面目，即“见诸行事之征”，有据可查，有实可考。这就需要实事求是，不歪曲历史真相。如果不顾客观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那就算不得信史，只能是伪史。历史上的是非曲直，人民群众自有公议。伪史必然经不起人民的评判和事实的检验。可见，船山强调“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多么重要。
二是要注重史书的社会价值。船山认为，作为“来者师”的史书，应当“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这是说，通过史学家所总结的历史经验，要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在相似的条件下，据它推出的原则，能得以实行；用它指导战争，则战而胜之；用它指导防守，则守而固之；据它立法治世，老百姓可从中得到便利；以它为据向君王进谏忠言，而君王能够接受并且愿意遵从。类似这样的史书，无疑有着很高的社会价值。而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史学家不仅要有明察秋毫的慧眼，而且要有务实求治的可贵精神。
三是要善于总结前人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船山认为，史书之所以能“为来者师”，是因为它能引导人们以历史上的“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谓“以成与得为期”，就是以前人的成功经验为借鉴，指导经世致用，以期有所得；所谓“以败与失为鉴”，就是要从前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不重蹈复辙。而要得到上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史学家必须做到“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这里提倡尚智详谋、近情因势的指导原则，是很高的史学艺术，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
以上船山关于写史宗旨和方法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者都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我们今天有不少史学工作者在撰论著述，如何提高著作的社会价值？读一读船山的史论，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益。
二、论“读史”
船山的一生，是认真读史的一生。如肖萐父先生所言，“船山早年‘韶华读史过’，晚年‘云中读史千秋泪’，衰病余年写出史论千余篇”，几乎把毕生精力用于读史、论史。船山认为，“读史亦厚文之事”，他特别注重借读史来“治身治世”，因而主张把读史与养志结合起来，以史明志，以志论史。
船山素重养志。他曾说：“志定而学乃益”；“有志者，其量亦远”；“人苟有志，生死以之，牲亦自定”。在船山看来，读书必先立志，“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而一旦立了志，则读史就要为志服务。如果“以学而游移其志”，那只能滑入歧途，因此他提倡读史要“合于所志之大者”。为此，他反对两种偏向：
一是反对“玩史”的偏向。何谓“玩史”？他说：“玩者，喜而弄之谓。”则“玩史”，就是玩弄史书，玩弄史实。而“玩史”必将“丧志”。一旦丧志，则“志气横发，无益于身心”。那么，如何克服“玩史”的恶习？船山认为，必须首先端正态度，读史时应“以肃然之心临之，一节一目，一字一句，皆引归身心，求合于所志大者”（《俟解》）。这实质上是强调把读史与养志结合起来。
二是反对脱离实际。船山指出：“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焉？于伦物何与焉？于政教何与焉？……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智哉！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势而误人之国家。”（《读通鉴论》卷十七）这是说，如果读书只停留于繁琐的考证，终日去数《五经》、《论语》、《孟子》等书文字之多少，去辨析章句中“合离呼应之形声”而相互“比拟”，乃至埋头于无益的考订，凭着这些去撰写文章，并且潜心于文句的排偶对仗，那就于身心、伦物、政教无所补益。它只能使人陷于“不仁”“不智”。似这样的“不仁”、“不智”之徒，当他“穷”时，以其道去教人，必然误人子弟；当他“达”时，以其道去导势，必然误入国家。由此可见，船山对脱离实际的读书方法多么深恶痛绝。之所以如此，盖因为脱离实际读史，不利于“养志”。
为了做到读史养志，船山提倡读书应有明确的指导原则，有高尚的理想情操。他指出：“夫读书将何以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已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同上）如果“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同上）。可见，只能辨察微言大义，“持其大体”，“审于独知”，收到“修己治人”之功效。否则，即使读破万卷书，也于身心、伦物、政教无所补益。可见，读史必注重养志。
读史养志，是很高明的学习方法，它能引导人们追求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理想人格。船山一身正气，风骨嶙峋，正同他善于读史养志的自觉实践密不可分。
船山读史养志的治学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亦有启迪意义。我们今天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除了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新一代之外，还应当引导青少年学习历史，从历史遗产中吸取营养，自觉地弘扬优秀的民族精神，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献身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等，都属于优秀的民族精神，如果青少年一代能学会读史养志，自觉地学习优秀的民族精神，那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将是大有补益的。
三，论“论史”
所谓“论史”，指的是对历史的人物、事件、思潮等进行必要的评价、讨论。在“论史”方面，船山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概括说来，有如下几点：
（1），对于前人已有定论者，“略而不赘”。他说：“编中于大美大恶，昭然耳目，前有定论者，皆略而不赘。”对于“昭然耳目，前有定论”的“大美（应当加以肯定者）大恶（应当大加贬斥者）”者，采取“略而不赘”的方法，应当说一般是正确的，它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的搞烦琐哲学。但对于今人来说，似乎应另当别论。因为前人受历史的限制，在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评论时，往往运用的是唯心史观，因而前人的结论，未必科学。因此，对于今人来说，“前有定论”者，似乎还有用唯物史观作重新评论的必要，不能简单接受前人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船山的“前有定论，皆略而不赘”的原则似乎已经不适用了。不过，如果今人运用唯物史观对某些史事作出了评判而且取得了共识，后人同样可以“略而不赘”。从这个意义上说，船山的见解似乎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2），对史事的评论要学会具体分析。船山认为，史书对历史事件的记述、评价，有其“所以然”者，也有其“不尽然”者，论史者应当对之作深入具体的剖析，既要“推其所以然之由”，又要“辨其不尽然之实”。对于同是好的东西，应当考虑好的程度不同，分清醇疵（即所谓“均于善而醇疵分”）；对于同是丑恶的东西，则应当考虑恶的程度差异，区别轻重（即“均于恶而轻重别”），不搞一刀切。这种提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它可以指导论史者把研究引向深入。
（3），反对作似是而非的结论。船山指出：“论史者有二弊焉：放于道而非道之中，依于法而非法之审。”所谓“放（效也）于道而非道之中”，指的是表面上效法于道，而实际上却不合于大法的论述；所谓“依于法而非法之审”，指的是表面上依照大法，而实际上却不合于大法的论述。这两种情况，都属于似是而非的史论，因而都是论史之大弊。船山一贯反对似是而非之论，曾痛切地指出：那些“似仁似义之浮志，只以致悔吝而无成者。”反对似是而非，实质上就是主张实事求是。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论史，仍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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