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论”的范围作了简明概括。船山认为，“论”，总是有所指而发的，不能凭空立论，无的放矢。为此，他概括了“论”的范围，说：“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在这里，船山把发论的范围概括为五个方面，即：一是从引伸原义的角度发论，二是从更深入探求的角度发论，三是从旁引博证的角度发论，四是从协调统一的角度发论，五是从“资人之通”（如注疏）的角度发论。这个概括，应当说较为全面，它不仅对论史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整个理论研究亦具有指导意义。
四，论“用史”
“用史”是“写史”、“读史”、“论史”的落脚点和最终归宿。因为，无论是“写史”还是“读史”、“论史”，其最终目的，都在于“用”。如果不用，写、读、论就毫无意义了。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船山特别重视“用史”。他一生孜孜以求地治史，就是“求适于用”，求“治身治世”，或曰“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这个思想，他在解释《资治通鉴》这本书的书名时，讲得十分透彻。
他指出：
“‘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矣，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临事而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夫治之所本，法之所著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无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也。”（《读通鉴论》卷末《叙论》）
又说：
“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具于室，无与炤之者也。”（同上）
以上船山所探讨的，是“用史”的理论问题，有几点值得引为注意：
其一，治史，目的在于“资治”，即“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可见，治史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如果有了历史经验而不借鉴，不加运用，那再好的“史”也是无补于治的。因此，船山特别鄙弃那种“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临事而仍用其故心”的学而不用的人。这种人，“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这都说明，船山十分重视用史。他还指出，如果可以借鉴历史经验而却不去借鉴，那就“如鉴之徒具于室，无与炤之者也”。讲得多么透彻。
其二，提出了“用史”的有关方法。如何才能使史达到“资治”的目的呢？船山认为：
一是要独立思考，善于“变通”。历史上关于成败得失的经验很多，如何才能用得恰当，这里有很深的学问。他说：“夫治之所资，法之所著也。善于彼者，未必善于此也……无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可见，对于历史经验不能照套照搬，因为“善于彼者，未必善于此也。”运用得恰当，“无不可为治之资者”；运用得不恰当，则“无不可为乱之媒”。这就要求用史者要独立思考，善于灵活通变，故船山概括说：“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
二是要将古今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在进行这一研究时，研究的主体必须带着深厚情感，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古人的所做所为，“代为之忧患”、“代为之斟酌”，努力找到古与今的结合点。他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可见，今人要“去危以即安”，可以从古人安危中吸取借鉴；今人要“兴利除害”，可以从“古昔民情之利病”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启示。这就必须将古与今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从中找到古今相结合的结合点，以经世致用。
三是要善于将前人的成败得失的经验深化为理性认识，思考其在新的条件下的具体运用。船山指出：“故论鉴者，于其得也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这也就是要求得理性认识。就认识的过程而言，似乎到此已完成；但就其如何运用理论指导“资治”而言，却又没有完成，故船山接着又说：“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对于前人的经验，必须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其获得生命力；“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对于前人失败的教训，必须弄清它的片面性，以便针对现实中类似的问题而设法“救失”。诚能如此，则“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
船山关于“用史”的系统理论，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未丧失其应用的价值。我们今天强调“古为今用”，同船山所讲的“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思想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强调独立思考，同船山所讲的“治之所资，惟在一心”也有相通之处；我们今天反对脱离实际，同船山批判的可鉴不鉴的现象也可相互勾通。因此，读船山的史论，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对于指导我们进行史学研究乃至进行整个传统文化的研究，都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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