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国史，系指在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诸书基础上修撰而成的本朝纪传体正史。它为宋人私家修史所广泛取材，也是元代据以修纂《宋史》的底本。弄清宋修国史的始末经过，对于研治两宋历史、特别是正确认识《宋史》诸书的史料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葛兆光同志尝撰《宋官修国史考》一文（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葛文”，于此做了极有价值的探索工作。然葛文于史料发掘或有未尽，所论亦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不揣浅陋，就以下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识者。
一、关于雍熙修史
关于太宗雍熙年间初修国史，葛文云：
宋修《国史》，始于太宗雍熙四年（987）。《玉海》卷四十六云：“雍熙四年九月，直史馆胡旦请修纪表志传，诏史馆西廊置修史院。”《宋史·太宗纪》、《胡旦传》、《续通鉴长编》皆缺载。《宋太宗实录》卷四亦不记此事，唯云“丁卯，以右补阙直史馆胡旦为户部员外郎充修撰。”但所修似未成。
所叙太过简略，于此次修史之经过和结局均不明瞭。检索南宋初年程俱所撰《麟台故事》（四部丛刊续编本）卷三“国史”条，以及王应麟《玉海》卷一六八“雍熙修史院”条，实有颇为详尽的交待。其云：
雍熙四年九月，右补阙、直史馆胡旦言：“国朝自建隆元年至雍熙三年，实录、日历皆不告备。日历止凭报状，诸司全无关报，至于中书、枢密院行事不得闻知，阁门、通进司所受封奏亦无纪录，是使帝王言动无得纂修。又文武群臣迁拜不知功劳，薨卒者不录行状，以是史官无凭编纂。臣按汉明帝朝以后，使撰光武帝纪及表志列传载记，每朝旋修，至灵帝已成百二十七卷，虽未终一代之事，且见逐时不阙修述，今《东观汉记》是也。至唐太宗时，亦述国初起义纪传表志，每朝编录，至于代宗已成百三十卷，今《旧唐书》是也。臣今望准汉唐故事，令旋修帝纪表志列传及臣见可以采录，以备将来国史。
胡旦所言建隆至今，实录、日历皆不告备，其实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九月，已由沈伦、扈蒙等修成《太祖实录》五十卷；至于日历则早在太祖朝已经开始修纂，所谓实录、日历“皆不告备”，应是指当时汇集史料无严格的制度规定，遂使史官记事缺少凭据，叙述疏略。因此，他请效汉唐故实，逐旋修纂帝纪表志列传，这实际是将宋朝国史的修纂提上了日程。据《麟台故事》记载，胡旦的请求获得太宗允准后，又提出具体的修史计划：入列传者计追册四祖、宗室、邕王光济等四人，公主阵国长公主等二人，太祖诸子魏王德昭等二人，外戚杜审琼等三人，前宰相李榖等三人，宰相范质等四人，前武臣韩通等三十五人，起义将帅慕容延钊等五人，管军将校张光翰等十六人，功臣李处耘等三人，边将何继筠等五人，机务臣僚吴廷祚等六人，前朝文臣赵上交等七人，又窦仪等九人，事务臣僚张锡等一十二人，攀附臣僚李昊等十人，凶恶臣僚张琼等三人，反叛李筠等二人，反逆臣僚卢多逊一人，方技王处讷一人，隐逸王昭素二人，受命诸侯高保融等四人，四夷受命丁璇等四人，僭伪诸国李景等十人，四夷于阗等十三国；又取江南、广南、河东、西川、荆南、两浙、漳泉、夏州为表；律历、天文、地理、五行、礼乐、刑法、食货、沟洫、书籍、释道为志。从这个修史计划可以看出：其一，此次所修《国史》，于五代末诸割据政权史事亦有叙述；其二，入列传名单中有“反逆臣僚卢多逊”，多逊在太宗朝与赵普争权，被排挤出朝，于雍熙二年（985）卒于流所，因此可以获知，本次《国史》的修纂，内容不止包括太祖一朝史事，而是自宋开国迄于太宗雍熙以后，逐加编修。至于修史过程中，史料的关取荟萃，胡旦也提出了一系列颇为切实的措施：“诸伪国并无文字可修，今许州行军司马李晖，尝为河东伪宰相，其人年高不任步履，望遣直馆一人就本州与晖同共修纂；太常博士、分司西京萧催，旧事伪广为左仆射，亦请留在馆与直馆同修本国事迹；又伪蜀《实录》及《江南录》，皆纪述非实；荆南、湖南、夏州各无文字，莫知事实，今请于朝臣中各选知彼处事迹者与直馆同编录。又臣僚薨卒，多不供报行状，自今文武臣僚薨卒，望令御史台告报，本家具行状、碑文、墓志、家牒、谱录送史馆，内职即令宣徽院准此施行；其阁门及通进银台司所进内外章疏合载简策者，并乞送史馆，如系中书及枢密院行遣，亦乞封下；自余学士、舍人院等合有关报文字，置籍检备，抄写实封；外国朝贡，委礼宾院逐旋申馆；臣僚奉使诸蕃及行军征讨回日，许本馆移文取问一行事状及本国风俗。”胡旦所提出的荟萃关取史料的措施足见详备，照此执行，按理此次修史是应有结果的。然终因胡旦改职，使修撰未能竟功。程俱记载本次修史的结局是：
奉旨依奏，仍以史馆门西廊屋别置史院，给祠部钱五百贯充用，抄写楷书吏七人供其役。未几，撰成三卷，先以进御。旦俄知制诰，罢史职，以国子司业孔维、礼记博士直史馆李觉代领其职。议者以维、觉皆儒臣不称史职，遂罢编纂。
考《宋史·李觉传》载：右正言王禹偁论李觉“但能通经，不当辄居史职”（参见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八《上史馆吕相公书》），时在端拱元年（988）冬， 则这次修撰国史的工作，历时年余便即中辍，仅进三卷而止。
程俱没有明记胡旦进书后，宋太宗的态度如何？但从其很快即迁职罢史任来看，其中似有隐曲。因此次修史，从发凡起例到撰修细则，皆胡旦手定，旦既改职，实际意味着修史工作的流产，这至少从侧面表明胡旦所进书不能尽称太宗之意。此事或许对后来淳化中太宗决意要重修《太祖实录》亦有间接影响。
显然，根据现存宋人文献的记载，太宗雍熙年间修纂国史，其始末经过从编纂体例、记事内容与时间断限，乃至荟萃史料之细则和修史结局，均一一可考。
二、淳化重修系《太祖实录》而非《国史》
继雍熙之后，太宗淳化年间再度命官修史，关于此次修史，王应麟《玉海》卷四十六记云：
淳化五年（994）十月丙午，翰林学士张洎等上《重修太祖纪》十卷， 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采摭之事，即朱以别之。先是，淳化五年四月癸未，以李至、张洎、张泌、范杲同修国史。
言此次所重修者为《太祖国史》。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所记与《玉海》稍有不同，其云：“淳化中，命李至、张洎、张泌、宋白修《太祖国史》。久之，仅进《帝纪》一卷而止。”也明言淳化所修为《太祖国史》，但谓张洎等仅成《帝纪》一卷，且不言“重修”一事。葛文未能进一步考详，遂从陆、王之说，定淳化所修为《太祖国史》，不免以讹传讹，因有澄清史实的必要。
《玉海》记张洎等所进《重修太祖纪》，“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采摭之事，即朱以别之。”既言“重修”，则必先有成书。而重修的体式是：援用原书不变者以墨书，有太宗问及之史实须加改修者、以及史官另行采摭之事则用朱书，以区别于原书，明其改修原委。显然，以如此慎重的态度对待此次据以重修的底本亦即“原书”，这个底本或原书绝非是雍熙中胡旦所修进的三卷《国史》未成稿，而是修整齐备，获得朝廷认可的完书。据李焘《长编》等书记载，这部完书实际是太平兴国中沈伦、扈蒙等所修的《太祖实录》，因而此次重修者系实录而非国史。
《长编》卷三五记载此次重修《太祖实录》之原委甚详，其云：
淳化五年四月癸未，以吏部侍郎兼秘书监李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张洎、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张泌、范杲同修国史。先是，上语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实录》中颇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苏易简对曰：“近代委学士扈蒙修史，蒙性巽怯，逼于权势，多所回避，甚非直笔。”上曰：“史臣之职，固在善恶必书，无所隐尔。昔唐玄宗欲焚武后史，左右以为不可，使后代闻之，足为鉴戒。”因言：“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当时本末，史官所记殊阙然，宜令（李）至等别加缀辑。”故有是命。
这段记事，将此次重修《太祖实录》及其部份原因，说得极为明白。即是：太宗以《太祖实录》史实多有漏落，因命宰相“集史官重撰”。而苏易简实未能领会所以要重修的深意，所对之言，显然没有搔到痒处。因此太宗首先举出唐玄宗未能焚武后的教训作为重修之依据，进而便点拨关键，明白说出太祖之受禅得国，与曹操、司马懿大不相同，“非有意也”，乃是出于不得已。换句话说，就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倘若允许再引伸一下，那就是沈伦、扈蒙等所修的《太祖实实》记载疏略，不得大体，对于维护宋朝统治难以发挥积极作用；为了确认和宣扬宋受周禅，赵氏得国的合法性，这就有必要重修。其实这只是太宗决意要重修《太祖实录》能够说得出口的原因，还有他不能明白说出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过重修工作，掩饰他自己与太祖之间在政治上的矛盾斗争，捏造根据，为他的继统正名①。所以此次重修《太祖实录》，盖有深意存焉。
此次重修者既为《太祖实录》，何以命官之际又称李至等“同修国史”？这自然容易滋生疑义。查《宋史·范杲传》载：太宗以太祖朝典策未备，乃议自濠州召杲，杲闻命趋进，“至宋州，遇郎州通判钱熙，问以‘朝议将任仆何官？’熙言：‘重修《太祖实录》尔。’杲默然久之，感疾，至京师，旬月卒。”这里又指明：宋廷召范杲去干的职务确是重修《太祖实录》，完全与《长编》的记载相合。
并且，稍后在真宗咸平元年再修《太祖实录》的诏书，还保存在《宋大诏令集》卷一五○中，也有助于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时进行参证：
昔我太祖，诞膺丕命，肇启皇基，盛德丰功，焯于千古。恭惟《实录》，将示无穷，而笔削非工，多所漏略。先朝命史臣张洎重加刊修，其书未成，会洎沦谢。朕猥以寡昧，获守宗祧，近因披寻，备见疏简。是用奉先成志，申命有司，监修国史、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吕端，早践周行，逮事皇祖，朝章国典，尤所谙详；修国史、工部待郎、判集贤院钱若水，博涉艺文，服勤论撰，所宜共访闺台之士，精求良直之徒，采摭见闻，补缉遗漏，明其铨配之理，授以刊缀之方，勉共裁成，以扬芳烈。
这道诏书所叙：第一，“恭维《实录》，……先朝命史臣张洎重加刊修，其书未成。”也说明淳化中张洎等重修的确系《太祖实录》而非《国史》；第二，“是用奉先成志，申命有司……”表明咸平再修《太祖实录》，是淳化五年重修工作的继续。
获得上述三条证据，似乎不必再为淳化所重修者系实录还是国史而加辨白。但却还须解答一个疑问，这就是陆游、王应麟均是熟知本朝故实的史家，何以还会发生将实录记作国史的错误？笔者认为他们致误的关键有二：一是当时修史命官为“同修国史”不称“同修实录”；二是张洎等所上的又为《太祖纪》。在宋代，“国史”通常是指纪传体的本朝史，例如《两朝国史》、《三朝国史》等是；这类国史有时又称“正史”，如《神宗正史》即是。这里称呼的“国史”，是狭义的专指名词。但从广义讲，“国史”一词乃指本朝史，实际上要包括编年体的实录、纪传体的正史，以及日历、会要等等在内。李焘就说过：“盖日历即国史也；祖宗实录、正史亦国史也；起居注、时政记、圣政录及会要亦国史也。”又说：“中兴之六年，始命吕颐浩兼提举国史。当时国史但指日历，颐浩引元祐故事，并及正史……”②可见“国史”的涵义包含较广，本不专指所谓“正史”，在南宋即有将日历称作国史的事实。太宗淳化年间及其以前尚未修成过一部纪志表传俱全的国史（正史），当时也就不可能象后来那样，把“国史”一词专门作为纪传体本朝史的代称，并完全有可能是将实录称作国史，从而将修实录官称作“修国史”。我们认为这就是李至等淳化中受命重修《太祖实录》之官号为“同修国史”的原因。其次，张洎等上《太祖纪》所以是陆、王二人致误的又一关键原因，在于纪、志、表、传是正史（国史）体式的标志，所上者既为《纪》，又和“同修国史”的官号联系在一起，有此两项根据，他们自易顺理成章地认为淳化所修为国史而非实录。但是我们在这里须得指出：实录的体式，乃编年系事，并附有臣僚小传，所记大事即“纪”，这实际便具备了正史的本纪和列传形式。如果把实录中的臣僚附传汇集起来，再补齐表和志的部份，那就成了正史。南宋人唐士耻有言：“实录显于有唐，每先纪传之作。”③意思是说正史之前先作实录，修撰实录就为正史的纪、传两部份打好了基础。可见修实录正是修国史的“先遣”或“前驱”工作。张洎等在奉命重修《太祖实录》的时候，大概只是把排比好了的太祖朝主要事迹撰成“试写稿”，分用朱墨杂书，没有附入臣僚传，故称为《太祖纪》；至于称作《重修太祖纪》，“重修”二字显然是从《重修太祖实录》而来，而与实际尚不存在的《太祖国史》了无关涉。如果上述论证得以成立，那这个《太祖纪》便只能归属于正在重修的《太祖实录》中去，事理是很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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