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宋修《哲宗正史》及其成书时间
北宋神、哲、徽、钦《四朝国史》系陆续修纂，最终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撰成。其中《哲宗正史》初成于徽宗朝，南渡以后，复加重修。关于北宋修《哲宗正史》，葛文叙道：
《哲宗正史》之始修，《宋史》不载，《续通鉴》卷九十载在大观四年（1110）四月丁酉，在《哲宗实录》修成之后。《玉海》［卷］四十六云“命郑久中等修《哲宗正史》。”又记载曰：“政和二年（1112）四月三日，帝纪成。四年（1114）五月二十二日，进《哲宗正史》帝纪、表志、传、目录，总二百十卷。”据此，则《哲宗正史》已有成书，但不知什么缘故，宣和二年（1120）二月甲午，徽宗又“下手诏别修《哲宗正史》”（《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至宣和四年六月［十五日］王黻、王孝迪再次上进《哲宗正史》，卷数一如前书（见《宋会要》职官十八之七七）。这就是《宋史·艺文志》著录的“王孝迪《哲宗正史》”。
这里的叙述，首先有两点须得补充：一是关于修史官员，据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记载：“大观四年四月丁酉，命礼部尚书郑久中、翰林学士承旨邓洵仁、翰林学士张阁修《哲宗正史》，吏部侍郎范致虚、礼部侍郎霍端友、殿中监姚祐同修，限一年成书。至政和二年四月壬子（二十六日），诏《哲宗帝纪》进呈毕，修史官蔡薿、郑久中、姚祐、张邦昌、宇文粹中各转两官；邓洵仁、张阁、霍端友转一官，以不经进呈故也。”二是《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二○载有当时史院条上修史事件，可以见出《哲宗正史》的修撰，除根据官修记注材料及实录诸书而外，于私家记载，亦广为征求，朝廷各官署并须及时供报修史所需资料，不得差错违限或辄自隐漏，犯者科罪甚严的有关情况。
其次，关于《哲宗正史》的成书时间，葛氏从《玉海》的记载，定为（政和）四年（1114）。又据《宋十朝纲要》、《宋会要》的记载，谓宣和二年（1120）徽宗下诏别修，宣和四年成书。这样，《哲宗正史》在徽宗朝似成书二部。按南宋绍兴中重修《哲宗正史》，史臣条具修撰事宜于北宋修是书之原委叙述甚详，绝无此书有二部之说。又史实若确如葛文所考，则政和四年《哲宗正史》成书之后，迄宣和二年下诏别修，这段时间内当不应有修撰《哲宗正史》的记载出现。检王安中《初寮集》卷三《辞免同修国史奏状》云：“臣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差臣同修国史，……恭以哲宗皇帝聪明睿智……”同书卷八又云：“政和六年，某同修国史，考外戚世序……”说明王安中被命修纂者确系《哲宗正史》，时间在政和六年（1116）。又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八《翰林学士莫俦墓志铭》谓莫俦“（政和）五年除符宝郎郎，迁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这时《神宗正史》早已成书，莫俦为编修官所修者亦只能是《哲宗正史》。根据上述，我们认为政和四年《哲宗正史》已修撰成书之说不足信。盖《玉海》所载：“政和二年四月三日，《帝纪》成。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进《哲宗正史》……”疑此四年之前脱“宣和”二字，宣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应是进《哲宗正史》的时间，《宋会要辑稿》载六月十五日则系史官推恩的时间。《宋史·徽宗纪》载：“六月壬寅（十五日），以王黻为少师”，当系提举《哲宗正史》成书加恩，亦可作为佐证。这与《玉海》记政和二年四月三日，《帝纪》成；《涧泉日记》记四月壬子（二十六日），诏《哲宗帝纪》进呈毕，修史官蔡薿……各转两官，道理是一样的。盖书成上进，皇帝经过审阅后，方始推恩史官，故进书时间与推恩史官不在同一时间，此亦宋朝之通制。至于政和四年《哲宗正史》未尝成书，宣和二年何以又有别修之诏？此事的究竟已无从探考，但此别修者绝非成书后的别修，根据上述则可肯定。或许当时已修成的部份不合徽宗之意，遂命别修，亦未可知。
四、《九朝国史》与《理宗国史》
宋朝国史的修纂，最终成书四部，而实际修纂未能成书者，则有太祖迄英宗之《五朝国史》、北宋《九朝国史》，至于《理宗国史》是否确曾编修，则事属疑问，有待探考。葛文于神宗元丰中曾巩主持《五朝国史》修撰一事考之甚详，而其余二史，则只字未提，不免遗漏。
神、哲、徽、钦《四朝国史》未成书之日，孝宗已从洪迈之请，欲待将来成书之后，合北宋三书，通修为《九朝国史》。《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六○载：淳熙十三年（1186）八月十九日洪迈又言：“顷尝奏陈乞候修撰《四朝国史》了毕日，将九朝三项《国史》合为一书，已蒙圣意开纳。今臣所修书（按指《四朝国史》）计列传八百八十目，即已成七百余传，所余不多，度至十月可以毕事。所有元乞接续编撰《九朝史》事，乞先降指挥，容臣俟命下之日，从本院预牒在外州军搜访遗书逸事，候今冬投进见修书毕，然后别取旨择日开院。”孝宗从之。是年十一月《四朝国史》成书，洪迈即奉诏开院修撰《九朝国史》，然仅成三十余卷，迈即出领外州。此后史院仍在进行这项修撰工作，但因洪迈的离去，主持乏人，成效不大。到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十八日，史官尤袤以修《高宗实录》为由，乞罢修《九朝国史》，孝宗从其请，这一工作遂告终止④。
其后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六月，以赵以夫为史馆修撰，主持《中兴四朝国史》志、传部份的修撰⑤。以夫受命之后，欲承洪迈之志，“先合（北宋）九朝正史为一，而后以（南宋）四朝续之”⑥。结果颇为时议所非，赵汝腾力劾其“不识文义，于旧作擅加改窜”；“作南渡以前史，妄通贯为一，曾巩、洪迈犹不敢，而以夫乃冒然率属为之”⑦。赵以夫因此罢职，《九朝国史》的修撰遂再度无结果。
至于《理宗国史》的修撰，见于《宋史·黄震传》，其载：“擢史馆检阅，与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按黄震擢史馆检阅，时在度宗咸淳四年（戊辰，1268），今存其《戊辰修史传》（收入《四明丛书》），即此时所作。是《传》所载六人：杜范、真德秀、洪咨夔、袁甫、徐元杰、李心传，均卒于理宗朝，按例应入《理宗国史》，不知是否即其预修《理宗国史》所属稿。又南宋遗老作《宋季三朝政要》，于卷首题词称：“理宗国史，（元人）载之过北，无复可考。今将理、度两朝圣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书，以备他日史官之采择云。”《四库提要》卷四七著录此书谓：“理宗以后国史，修《宋史》者实见之，故《本纪》所载，反详于是书。”按《宋史·艺文志》序文但称“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正文亦只著录《理宗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不及《国史》。似是《理宗国史》虽曾修撰，而未能成书。《宋季三朝政要》卷首题词虽有元人“载之过北”一语，其所谓的“理宗国史”，亦或是就广义而言，乃泛指实录一类官书，固非专指
纪传体之《国史》。如是解说，是否恰当，自然还须得作进一步的探索。
综上，笔者认为：太宗雍熙年间修撰“太祖以来国史”，仅进三卷，而未尝成书；淳化中所重修者系《太祖实录》而非《国史》；北宋修撰《哲宗正史》，仅宣和四年成书一部。此外，曾加修撰而未能成书者除《五朝国史》外，尚有南宋两度所修的北宋《九朝国史》、宋末所修之《理宗国史》。
注释：
①关于太宗淳化重修《太祖实录》的原因，详见拙文：《北宋〈太祖实录〉纂修考析》，载《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6月出版。
②《宋代蜀文辑存》卷52载李焘：《国史监修、提举题名序》。
③《灵岩集》卷2，《代提举实录院进修孝宗皇帝实录表》。
④洪迈：《容斋三笔》卷4，《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七二。
⑤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142，《虚斋资政赵公神道碑》。
⑥高斯得：《耻堂存稿》卷2，《经筵进讲故事》。
⑦赵汝腾：《庸斋集》卷4，《缴赵以夫不当为史馆修撰事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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