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自起兵反元，至统一天下的三十余年，非常注重古今史事对现实政治的鉴戒作用，在“以猛治国”的同时，并重教化，大兴文治，在洪武一朝，朱元璋下令编集纂修了大量图书，如修《元史》、纂《洪武正韵》等书，其中以古今史事教诲和儆戒世人的书，占了很大比例，编修之频繁、成书数量之多，为历代各王朝所罕见，其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以史以鉴”的内容，对明代政治、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不寻常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并予以探讨。
首先，我们把这类性质的书敕编的时间、成书经过、大致内容，简要胪列如下，以见其大概。
龙凤十一年（1365），朱元璋命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命编集古无道之君如夏桀、商纣、隋炀帝所作之事以进。曰：“吾观此者，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鉴戒耳。”（《明通鉴前编》卷三）名其书为《君戒》。
洪武元年（1368），“命工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已，命学士朱升等修《女诫》。”（傅维麟《明书·经籍志》）
洪武二年，“夏四月……乙亥，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六年五月，《祖训录》成书。（《明书·经籍志》）又“以祭祀为国大事，乃命礼官及儒臣编集郊祀等仪及历代帝王祭祀感应祥异，可为鉴戒者为书，曰《存心录》。”（《明书·经籍志》）吴沈等编集《存心录》为十八卷，于洪武四年成书。
洪武四年，“御史台《宪纲》成，上亲为删定。七月，上览《存心录》。复命赞善刘三吾等编类汉唐以来灾异之应于臣下者为书，曰《省躬录》”。（《明书·经籍志》）十九年三月《省躬录》十卷成书，“诏颁行之”。（据《明太祖实录》，《皇明通纪直解·刘三吾传》上书在洪武十八年。）
洪武六年三月，《昭鉴录》二卷成书。《明太祖实录》云：“先是，命礼部尚书陶凯、主事张筹等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为书，会凯出参行省，编辑未成，于是召秦王傅文原吉、翰林院编修王僎、国子博士李叔允、助教朱复、秦府录事蒋子杰等续修之，至是书成，缮写为二卷，太子赞善大夫宋濂为序以进，赐名曰《昭鉴录》，以颁赐诸王。”（《明会要》卷二十六所记同，《明史·艺文志》作《宗藩昭鉴录》五卷。其始修约在洪武三年陶凯为礼部尚书以后，傅维麟《明书·经籍志》作六年始修，亦误。）同年四月，“命天下州郡绘《山川险易图》以进”。“七月，诏宋濂搜萃历代奸臣之迹，编为《辨奸录》颁太子诸王”。（《明书·经籍志》。《皇明通纪直解》卷二同。）是年七月，学士承旨詹同请编《日历》，太祖从其请，置总裁、催纂、纂修、誊写诸官，九月四日开局西华门内。（据《翰林记》卷十三《修日历宝训》）次年五月成书，“自上起兵至即位，及六年癸丑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礼乐沿革、刑政施设、群臣功过、四夷朝贡之类，莫不具详。合一百卷。”（《明书·经籍志》）
洪武七年，五月，因《日历》成书，宋濂进言：“《日历》藏之天府，入欲见不可得，臣请分类更辑圣政为书，以传于天下后世。”（《皇明通纪直解》卷二）仿《贞观政要》编成《皇明宝训》五卷，分为六门，四十类，四万五千五百余言，“自是以后，凡有圣政，史官日纪录之，随类增入”。（同上）十二月，编《洪武圣政记》。“取上所行关于政要者成书”，洪武八年编成。
洪武十二年，《春秋本末》成书。朱元璋以“列国之事错见间出，欲究其始终，难于考索，乃命文学傅藩等，分列国而类聚”。（《明书·经籍志》。又《明史·艺文志》著录《春秋本末》三十卷，洪武中，懿文太子命官臣傅藻等编。）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上命翰林史官纂录历代诸侯王以下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备其行事，以类书之。成，命名曰《臣戒录》。颁布中外之臣，使知所警”。（《明书·经籍志》）又诏编《奸党录》、《逆臣录》，以记当时文武大臣悖逆事迹。《奸党录》在洪武一朝凡三修，此为第一次编修。因胡案发生，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诏编集《相鉴》二十卷，“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诏儒臣采历代史所载相臣，贤者自萧何至文天祥八十二人，为传十六卷；不肖者自田蚡至贾似道二十六人，为传四卷。太祖制序。”（《明史·艺文志》）
洪武十六年，敕编、《精诚录》。“上将享太庙，致斋于武英殿，召吴沈等谓曰：‘朕阅古圣贤书，其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三者尽而人道至矣。第其言散在经传，未易会其要领，尔等以类编辑，庶便省览。书成，上大悦，赐名《精诚录》。”（《明书·经籍志》）
洪武十九年，《志戒录》成书。“十月……是月颁《志戒录》，其书采辑秦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诵，使知所鉴戒”。（《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因前者已编辑《臣戒录》，至是又“命儒臣修《志戒录》，以补《臣戒录》之遗”，则是书为续编。
洪武二十一年，修成《武士训戒录》。“十月……乙丑，颁《武士训戒录》。时上以将臣于古者善恶成败之事，少所通晓，特命儒臣编集申鸣、鉏麂、樊哙、金日{K1D602.JPG}、张飞、钟会、尉迟敬德、薛仁贵、刘辟、王彦章等所为善恶为一编，释以直辞，俾蒞武职者日亲讲说，使知劝戒”。（《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四）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事败。“五月……乙卯，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死，陆仲亨等皆坐诛。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明史·太祖本纪》此乃第二录。
洪武二十五年，修成《醒贪要录》。“颁《醒贪要录》于诸司。取文武大小官岁给禄米之数，以米计谷，以谷计田，与其用力多寡为书，颁布中外，使食禄者知所以恤民”。（《明书·经籍志》）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生，诛杀万五千人。编集《奸党》三录，又条列供词编为《逆臣录》，“己丑，颁《逆臣录》于天下”，（《明史·太祖本纪》）列名者一公、十三侯、二伯及附列诸小侯。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诛。因蓝玉事败，“藉其家，上见其服舍器用多僭逾，乃召翰林稽考前代功臣封爵人民邑之多寡，及名号之虚实等，编辑为书，曰《稽制录》。上亲为之序，以颁示功臣，用遏其侈心云。”（《明书·经籍志》）同年十二月，修成《永鉴录》及《世臣总录》。《永鉴录》一书，“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颁赐诸王。”同时，“又辑历代为臣善恶可为劝戒者，别为一书，名曰《世臣总录》，以颁示中外群臣”。（《明太祖实录》卷二三○）
洪武二十八年，十月，重订《皇明宝训》，对原书成编以来二十余年事迹增补成书。
此外，编集年代不详者，亦有数种，《明史·朱梦炎传》记：“太祖召居宾馆，命与熊鼎集古事为质直语，教公卿子弟，名曰《公子书》。”又《明史·艺文志》著录：“《纪非录》一卷，训周、齐、潭、鲁诸王。”“《历代公主录》一卷，洪武中编集。”等。据《翰林记》卷十三《修书》，又有《忠义录》、《彰善殚恶录》等，并云：“大率皆翰林院所修，而年月莫考。”
以上我们胪列诸书，旨在以事实引导我们深入讨论，对明代开国之初这一特殊文化现象作进一步探讨。
一、洪武一朝三十余年间，这类书籍成书达二十多种，如果把关于礼仪、律令、文学等其它种类敕编之书包括在内，其数量甚是可观，可见朱元璋统治时期文治之盛，“洪武中稽古右文，以开至治，故纂述之事，殆无虚曰”①，并非夸张之词。仅这一类书的编辑，已是前接后续，接踵成书。同时，还应当注意到这类书的编辑，具有鲜明的特点：（一）寓教化，重鉴戒。无论是古史今事，都以正人心、励风俗为指归，朱元璋不止一次地强调“鉴戒”作用，从古史今事中汲取教训，使非分者知所儆戒，安守本分，这一意旨有明显的体现。（二），针对性施教。施教的对象，上至皇帝自身，如《存心录》；旁及后妃及宗室藩王，如《女诫》、《贻鉴录》、《永宪录》；下及大臣百官，如《省躬录》、《辨奸录》、《臣戒录》、《志戒录》；此中又另有专题性质者，如《相鉴》、《武士训戒录》。（三），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总而言之，是时代的需要，立国伊始，树立规范，明太祖因政施教，以文辅政；具体而言，配合不同阶段的政策。如洪武元帝，“戒后妃毋预政”，诏修《女诫》。二年定封建诸王之制，编集《祖训录》。胡蓝党案发生，编集《奸党录》、《逆臣录》。二十五年立皇太孙，转年编成《永鉴录》颁赐诸王。（四），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即巩固统治，谋求长治久安。明太祖下令编书的出发点，就是维护朱家朝廷的永世统治，企图在他有生之年，奠定一个安定有序的统治局面。
二、朱元璋的评价问题。历来认为朱元璋是“以猛治国”帝王的典型，诚然，他残忍猜忌，忍于杀戮，大批的文臣武将，公侯勋旧被他处死，先后杀人达十几万，这固然是他实行统治的重要手段。但是，朱元璋与此同时“修人纪、崇风教”的文治业绩，亦不容忽视。重儒、兴学、科举等措施姑且不论，仅就本文论及的、在不长时期里如此集中地编集了如此之多的鉴戒史书，就是其文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注意研究朱元璋的多方面表现，就难以对其统治政策有深刻、全面的了解，也就不可能对朱元璋这一历史人物作出公允的评价。
明太祖为巩固统治，更主要的是为子孙后代奠定井然有序的统治秩序，从帝王后妃、太子诸王，到文臣武将、大小官吏，都为他们树规立范，制定行为准则，建树榜样。在他统治前期，注重对臣下的驾驭，经过一次又一次翦除杀戮，元勋宿将诛杀殆尽，并且接二连三地编修教化鉴戒书籍，颁赐臣下，使其知儆戒、保首领，强化“君为臣纲”原则，加强皇权，紧紧把握生杀予夺和训诲教化两手策略。在统治后期，皇位继承问题突出起来，他决意实行嫡长承袭制度，特别是太子朱标死后，立皇太孙为继承人，这时，防止家族内部争夺，限制宗室藩王非分之想，成为老皇帝处心积虑要解决的大事。“为了要使诸王安分，保护和维持大宗”，先后颁赐诸王《昭鉴》、《永鉴》等书，“进行宗法教育”。告诫儆示藩王，承认并且维护未来的统治者，使朱家长门传宗接代、世世为治。从这一层意义上讲，老皇帝可谓用心良苦。从他传孙不传子的特殊情况出发，采取的对宗室臣下一系列教育措施，试图解决思想问题，无疑是必要的。日后“靖难之役”发生，这样的事变，正是朱元璋所担心的，并试图防止的。但是，亲骨肉总不能象对待元功宿将一样杀掉，惟有垂训教育而已。然而，燕王起兵犹不得不援《祖训》为词，说“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②。因此，“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③的评价，并不为过。
三、对明代史学的影响。因为这类以古史今事为鉴戒的书，属于史抄类编性质，对有明一代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这些书的编辑，多是出自宸衷，从修书的目的宗旨，到修书人选，成书颁赐，都是御定，完全控制在皇帝一人之手，彻头彻尾的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修撰人没有随意更改的余地，这样既凝固了书的内容，也导致了其书思想的僵化。同时，书的编纂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完全配合现实政治的需要，为统治者服务的趋向很明显，窒息了学术自由的空气，在强化了的中央皇权控制之下，使学术处于政治的婢女地位，成为统治的工具。在洪武修书的影响下，明朝历代君主都曾陆续编集了一些这类书籍。史学的鉴戒作用被大大地强化了，结果走向了其反面，影响了史学的健康合理发展，造成史学的衰落和停滞。“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④顾炎武的看法，虽然是对明代学风的总结，但却是符合实际情形的。原其始，始作俑者便是朱元璋，洪武修书已开其端。因为一代开国创业之君，实为后世效法，其一言一行无不是对子孙的训诫示范，立国伊始举措作为，对以后守成之君影响甚大。明初所修《元史》向无好评，这些书也多是抄撮编类而成，洪武以后几代帝王的作法，皆不能出其范围。对此点，白寿彝先生亦认同顾氏所言，以为“可以看出当时流行的学风，这种学风反映出一种虚伪和萎靡不振的积习，明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官方提倡的抄袭成书的办法，都跟这种学风有关”⑤。对史学方面影响的结果，导致了嘉靖、万历以前没有产生值得注意的史书，形成明初至嘉靖间史学的一段苍白的阶段。而这种学风、编辑书籍的思想和方法的束缚，官方文化和史学受害最深，而民间相对略松，故此形成了史学转而向私家著述发展的态势，成为明代野史、笔记兴盛的原因之一。
四、关于鉴戒史书的价值。这二十多种鉴戒史书，大致可分作两类，一类取材于历史，抄录编类为书；另一类以现代和当代史事为内容，抄录诏敕案词等为书。前一类书无论其内容还是编纂方法，并无多少价值，后一类书的史料价值，却值得注意。因其毕竟是当时人记述编辑当时之事，所以保存了许多真实可贵的史料，对明代而言，是当代史的最原始记载，是以后所修诸史难以比拟的，记洪武一朝史事最详、最重要的《明太祖实录》，某些史事的其实性亦相形见绌。《明太祖实录》凡三修，初修于建文，二修于永乐初，三修于永乐中，几经删削改易，严重失实，不仅对朱元璋隐晦曲笔甚多，涉及建文帝、永乐帝的史事，亦多篡改，而有些事实却可在洪武所修的这类书中看到真象，利用来考证史事者颇不乏人。
明末钱谦益作《实录辨证》，征引《奸党录》、《逆臣录》等书内容，辨析《实录》及野史某些记述之讹舛者甚多。如“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赠汪兴祖为东胜侯”条，引《昭示奸党第二录》之述，有汪兴祖封侯后夺券贬海南、征蜀死事，并云：“《实录》独书追赠，又稍节约其诰文，尽没三年封侯之实，斯可谓脱误之极矣。”⑥又如“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书右丞汪广洋贬海南，自缢卒”条，辨证中“据《昭示奸党录》诸招，广洋实与惟庸合谋为逆，而上但以坐视废兴诛之”，认为“凡《实录》所书自经、赐死，皆史臣有隐之词，非事实也”。诸如此类的辩证有多条，在摘其隐讳缺略诸疵后，直斥《实录》义例，说：“考之《实录》，则义例尤错互不一。有直书自经及赐死者，（李）善长、（陆）亨之类是也；有直书其事而曰伏诛者，蓝玉、周德兴之类是也；……有其人以诛死而没其事，并不记其所终者，胡美、黄彬之类是也；有不记其所终而略举其事、或在奉朝请之下、或在封爵之下者，陆聚、孙恪之类是也。国史大书特书，发凡起例，在诸公必信而有征，……安用出入多端，掩沉魂于青史；推敲只字，寄隐狱于丹书也哉？”在辩事、辩书之外，钱氏更有深意存焉。清查继佐《罪惟录》，亦有引《奸党录》、《逆臣录》考辩史事数处，此不再赘述。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日历》的纂修，仅见于洪武一朝，“洪武六年，七月壬寅，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同等言：‘自上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绩，礼乐治道之详，虽有记载而未成书，乞编《日历》，藏之金匮，传之后世。’上从其请。八月甲申，上御东黄阁，命同与侍讲学士宋濂为总裁官，侍读学士乐韵凤为催纂官，员外郎吴伯宗、儒士朱右、赵壎、朱廉、徐一夔、孙祚、徐尊生同纂修，乡贡进士黄昶、国子生陈益旸等誊写。九月四日开局于西华门内，分年纂辑，日轮寺人守阍，大官进膳羞，其事甚严且密。……按永乐以后，《日历》之修遂废。”⑦《日历》本来是修《实录》的主要依据之一，洪武时，虽在国家草创时期，尚能接纳詹同建议，成书一百卷，以后遂废而不修，明代官方史学之不振，亦可见一斑。但是，却也说明朱元璋对历史的撰述记注，确是重视，为后继诸帝所不及。
以上对洪武编辑史鉴书作了初步探讨，粗略舛误处，敬希批评指正。
注释：
①《翰林记》卷13，《修书》。
②《明史·成祖本纪一》。
③《明史·太祖本纪三·赞》。
④顾炎武《日知录》卷18，《窃书》。
⑤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二章76页。
⑥钱谦益《初学集·太祖实录辨证》。
⑦《翰林记》卷13，《修日历宝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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