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部之书，其有益于政治，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者，愚意以为，似可首推《贞观政要》。司马光《资治通鉴》出后，虽有“人君”、“人臣”、“人子”不知《通鉴》如何如何之论，正象说不知《春秋》如何如何的结果一样。但《通鉴》卷帙浩繁，能认真读完的恐不多；《春秋》虽被尊之为“经”，但“微言大义”也并非立读即知，均不如《贞观政要》的简明扼要，而且又都是治国安邦的经验之谈。执掌机要的统治者，任多事烦，无暇详究，亦自然之事，指出此点，意在说明《贞观政要》的重要。
关于《贞观政要》的成书时间，宋人王应麟论之最早。王氏在《玉海》中说，《贞观政要》成书在开元八、九年。《四库提要》编者认为成书在“开元八年”以后，即吴兢“耄年”（也就是开元后期或更晚）所作。二说相差甚远。学界持他说的，还有人。本文以篇幅所限，只论王说的较为正确，并证《四库提要》之误。
一、关于王说较为正确的证明
之所以说王氏之说较为正确，是因为我们认为《贞观政要》成书于开元十年，而开元十年与王说“开元八年九年”相差不大。王说原文是这样：
《玉海》①卷四九《唐贞观政要》条载：
按（吴）兢表上是书，史缺年月。兢《序》有曰：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命加甄录。以《表》考之，乾曜。嘉贞开元八年五月始拜是官（原）注：按《本纪》，开元八年（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书令，十一年而嘉贞贬，十五年乾曜亦罢②），至九年九月张说亦相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矣。其上于开元八年九年欤？
考以两《唐书·玄宗本纪》、源、张二人本传及《通鉴》，这段文字中，我们能肯定的有：（1）王氏所考“安阳公”为源乾曜、“河东公”为张嘉贞，（2）二人任相时间，（3）张嘉贞被贬时间，（4）张说任相时间，均不误。源乾曜被罢时间虽有误（详注②），但未必为王氏所误，恐为传抄翻印者致误，而且此误并不影响其结论的可靠性。此外，最可注意者还有“命加甄录”一语。此语在该书上文引《政要》序言作“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今本《贞观政要》（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版）序言亦同。此表明吴兢编书在源、张二人任职之时。王氏依此，再加其余几点，所以得出了“开元八年九年”的结论。
史学发展至今天，论证力求精密，故人们喜作详备之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氏考证正是在这点上有可嫌之处，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被人所忽视的原因，当亦在此。因此，我们特就吴兢《贞观政要》序言、《上〈贞观政要〉表》中文字结合其它材料，略加详述如下：
第一，吴兢《上〈贞观政要〉表》云：“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故知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诚亦厚矣。”③（1）审其文气， 显然是说玄宗开元前期的情形。开元前期，玄宗精励图治，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激起了许多人的希望。吴兢也不会例外。吴兢这《表》中的几句话，正说明了他编《贞观政要》的目的和起因：《贞观政要》是为唐玄宗提供借鉴而作，并且是在见“朝野士庶”以为唐玄宗能复贞观之政后才应时而作。（2）唐王朝自中宗以来，政治混乱不堪， 玄宗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整顿。这一改革与整顿是从开元二年开始的。如任诸王作外州刺史，阻绝他们发动政变的可能；使京官与都督、刺史出入常均，以加强政治效率；沙汰僧尼；裁减冗员；不使食封人家任意敲剥封户等等，都是在开元二年以后。开元三年、四年，关东连年发生大蝗灾，姚崇大力主持州县捕蝗，方使得“连岁蝗灾，不致大饥”④。在这种“不致大饥”的情况下，唐玄宗当不可能得到“朝野士庶”的普遍赞扬。（3）“朝野士庶”要玄宗“克遵太宗之故事”， 当是在玄宗的政治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得到了朝野上下的称赞后的情形。“克遵”是“自始至终遵守”之意，详其语意，显然是已经“遵”了一段时间，开了好头，所以才提出“克遵”的要求来。开元八九年，政治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全盛时期。唐玄宗得到朝野上下普遍的赞扬，必是与唐王朝的这种强盛相联系的。
第二，《贞观政要》序言中说到：“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寅亮帝道，弼谐王政，恐一物之乖所，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两点：（1）观《政要》序中文气：显然源、张以魏征、房、杜自比，想使国家太平，又怕有失，很想了解贞观时何以致治的原因。但二人身为宰辅，任多事烦，不暇参详古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便将希望寄托在吴兢身上。二人之所以这样做，有两种可能：一是二人新上任为了表示要在政事上大有作为的架势或附庸学术风雅，而请求（或命令）吴兢编书；一是吴兢对二人希望很大，便将正在私编《贞观政要》的事告诉了二人，从而得到了支持。不然《序言》中一开头就说到二人，岂不累赘？（2）吴兢称源、张为“有唐良相”，考二人事迹，远不如姚崇、宋璟，更不能比魏征、房、杜。张嘉贞“强躁自用”⑤，“急于势利，朋比近习”⑥、源乾曜唯唯诺诺⑦，“职当机密，无所是非，持禄保身”⑧，吴兢在《序言》中称其为：“有唐良相”，这只有在二人任相之时，吴兢为其表面行为所迷惑，或慑于威势、或泥于感情，才有可能说出这种眼睛近视，同于阿谀的话。以吴兢的性格及行为看，慑于威势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吴兢鲠直，敢于顶撞为相的张说⑨；泥于感情的可能性也小，因为史书中我们找不到吴兢与源、张有特殊关系的记载，此外，吴兢又被称为当时的“董狐”⑩，主张直书善恶；只有为源、张二人的表面行为所迷惑的可能性最大。“新官上任三把火”。大概吴兢被源、张新上任时“三把火”的光亮照花了眼，以为他们了不起，才称他们为“有唐良相”了。如果是源、张任相的后期，那么，源、张究竟属于何等人，吴兢不会不明白。以上两点都表明《贞观政要》成书于二人任相之时。源任侍中、张任中书令都在开元八年五月，张去相在开元十一年二月，源去相在开元十七年，吴兢称张为“良相”，显是在张罢中书令前。此可见《政要》成书只可能在开元十一年二月前了。
第三，据《直斋书录解题》，《贞观政要》前题吴兢职称是“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吴兢任此职在开元十年（11）。同年吴兢父丧丁忧，开元十三年服除任太子左庶子。结合上一点，可见《政要》成书于开元十年。这与《政要》中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的记载相符。
第四，吴兢《上〈贞观政要〉表》中又说到：“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其言语之激切，可谓无以复加。这只有在玄宗乐于纳谏的情况下，吴兢才有可能敢说这种话。开元十年的唐玄宗是称得上乐于纳谏的。
第五，还有一点可以作为辅证：从吴兢所作《贞观政要》的序文、进书的《表》文可知：在吴兢看来，要能行贞观之政，是要靠明君的，吴兢入史馆时的武则天、后来的唐中宗、唐睿宗，以吴兢有识之人，定会知道他们不能成为唐太宗，正因为如此，和他们谈贞观之政，岂不类对牛弹琴？如果没有人能行贞观之政，作《贞观政要》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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