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趋向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今吴兢《贞观政要》的序文、进书的《表》文的处处文字及其他记载，都可说明《贞观政要》是为唐玄宗等人编的。因此，我们认为，《贞观政要》成书于开元时，确切地说，是编于开元八年至十年之间。
我们之所以不采《玉海》的开元八九年之说，是因为我们认为王氏把张说为相时间一点作为确定《政要》成书时间有欠虑之处：观张说既于长安年间为张易之等人所诱引证魏元忠谋反（12），吴兢又是被魏元忠推荐入史馆的人（13），吴、魏之间必不会无感情在。以此可见吴兢对张说没有好感是显然的。开元十年，张说请求吴兢改《则天实录》中所记他诬证魏元忠事的文字，为吴兢所断然拒绝（14），即可作为证明。吴兢不给张说赏脸，其原因不仅仅在坚持“直书”传统，当亦有爱魏元忠的感情在。因此，吴兢在《政要》序言中不提张说，是可以想见的。再说写序言也没有必要将宰相全列在其中。源乾曜、张嘉贞为相都早于张说，而吴兢《政要》序言中所称的源、张不是《政要》成书时的源、张，所以，不列张说也是可以的。
二、《四库提要》之误
前文已证《贞观政要》成书在开元十年。此述《四库提要》之误。
《四库提要》卷五十一，史部杂史类，《贞观政要》：
其书在当时尝经表进，而不著年月。惟兢《自序》所称“侍中安阳公”者，乃张嘉贞。考《元（玄）宗本纪》乾曜为侍中、嘉贞为中书令，皆在开元八年，则兢成此书，又在八年以后矣。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书》、《通鉴》参考，亦颇见牴牾。如新、旧《唐书》载太宗作《威凤赋》赐长孙无忌，而此作赐房元（玄）龄；《通鉴》载张蕴古以救李好德被诛，而此谓其与囚戏博，漏泄帝旨，事状迥异；又《通鉴》载皇甫德参上书，赐帛二十四匹，拜监察御史，而此但作赐帛二十段；又《通鉴》载宗室诸王降封，由封德彝之奏，贞观初放宫人，由李百药之奏，而此则谓出于太宗独断，俱小有异同。史称兢叙事简核，号良史，而晚节稍疏牾。此书盖出其耄年之笔，故不能尽免渗漏。
可见，《四库提要》先承《玉海》考证，说《政要》成书于“（开元）八年以后”，这是否包括“开元八年”本身？从上下文看是包括了。但是，《四库提要》编者并没有肯定《玉海》的考证正确，只是把这考证作为成书时间的上限。又根据《贞观政要》中有些史实与《唐书》、《通鉴》所记相“牴牾”及史称吴兢叙事晚节稍疏牾的记载，谓《贞观政要》出于“耄年之笔”。《盐铁论·孝养》：“七十曰耄”。《诗·板》：“匪我言耄”。毛《传》：“八十曰耄”。《礼记·曲礼》：“八十、九十曰耄”。章太炎说，九十岁才能称为“耄”（15）。我们即使以七十岁称为“耄”这一说为准，也可知《贞观政要》的成书时间也在开元后期或开元天宝之际了（16）。因为吴兢天宝八载（749年）卒，年八十余，开元后期或开元、天宝之际的吴兢是有七十余岁的。但这与我们上文所考的《政要》成书时间相差甚远。
也许有人会问：《四库提要》编者所说的“耄年”会不会只是一般的泛指老年呢？我们的回答是：即使如此，他们也是错的：开元八年，吴兢已是五十余岁，《提要》编者未将这年龄算作“耄年”。可见，所谓泛指只有六十余岁这一年龄才有可能了。但与吴兢的六十余岁相对应的时间已是开元十七（729年）前后了， 从我们上文的考证看，《政要》是不可能成于此时的。
《四库提要》编者错在何处呢？我们认为，他们的错误除了没有注意《政要》序言中“爰命不才，备加甄录”这十分重要的话以外，就以其本身的论述结论看，也是错误的：
第一，一本书中有些史实疏误，任何大史家都难以尽免。《政要》编得十分得体，其中就算有些史实疏误，也只可看作小疵。
第二，《四库提要》编者所举《政要》“牴牾”几条，是从戈直注中摘出，可信与否的标准又是《唐书》及《通鉴》。凡是《政要》与《唐书》及《通鉴》不同处，编者的倾向性就在《唐书》及《通鉴》一面，须知《政要》编在《唐书》及《通鉴》以前，又是出自著名史家之手，可信程度不次于《唐书》及《通鉴》。
第三，《四库提要》的编者在立论上又是较为武断的：关于太宗作《威凤赋》到底是赐房玄龄还是赐长孙无忌，戈直说“未详孰是”，但到了《四库提要》编者口中，其倾向性就在《政要》误了；《政要》记张蕴古事比《通鉴》详细，正可补《通鉴》之不足：所谓“戏博”当是张蕴古为救李好德而与后者往来被人劾奏之词，其本身确有其事与否，可不细较，但可借以窥探当时的情形，决不是无中生有：《政要》不记皇甫德参拜监察御史事，这或许可算作《四库提要》编者所指的“渗漏”中的“漏”，但拜职在赐帛之后，其相隔时间到底有多久，今不知，《政要》略之，也无可大加苛责：《政要》记宗室诸王降封及贞观初放宫人，因为不是在《纳谏》篇中，为了突出太宗，完全可以不记太宗言语所从出的因由，因而完全可以不记封、李之奏，这与“漏”根本不同。
第四，《四库提要》谓史载吴兢叙事晚节稍疏牾，考其语乃承袭自《新唐书·吴兢传》，而《新唐书·吴兢传》又是承袭自《旧唐书·吴兢传》。《旧唐书·吴兢传》谓吴兢“末年（著书叙事）伤于太简”，《新唐书·吴兢传》的所谓“晚节稍疏牾”也是指“时人病其太简”，与《四库提要》的所谓史实“牴牾”不同。且《新唐书·吴兢传》所说的叙事疏牾的书当是指吴兢所撰齐、梁、周、陈、隋五史及《唐史》八十余卷而言。这些书在当时就为时人所称病《贞观政要》如果是为时人所称病的书，就不会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得到文宗、宣宗等人的重视（17），后代又有仿作，形成“政要”体一类的新书了。可见“晚节稍疏牾”不能附会到《贞观政要》上，尤其不能用来说明《贞观政要》的成书时间。再说《四库提要》编者以史实牴牾一点来说明《政要》的成书时间，这近于孤证，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很危险的。他们不去细求《政要》序文、进书《表》文等材料中的内证，这是研究失于浅泛的表现。
注释：
①《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第一版）。该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钞本为底本，并校以元明诸本及原引诸书。是一个较为完备的本子。可见其中文字可以信从。
②按：据新、旧《唐书·玄宗本纪》、《旧唐书》乾曜本传及《通鉴》， 乾曜罢侍中在开元十七年。此《玉海》误。
③《表》文见《全唐文》卷298。
④《通鉴》卷211开元四年二月。
⑤⑥《旧唐书》卷99。
⑦⑧《旧唐书》卷98。
⑨⑩（13）《新唐书》卷132。
（11）参拙文《新、旧唐书〈吴兢传〉史实辨证》，刊《贵州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12）《旧唐书》卷92。
（14）《通鉴》卷215。
（15）《章太炎全集》第一卷。
（16）按：今人瞿林东同志即持此说，他可能受《四库提要》影响。瞿文《吴兢与〈贞观政要〉--纪念吴兢逝世一千二百三十周年》，刊《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6期。
（17）见《新唐书》卷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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