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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魁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2)


    二
    如果从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两者关系的视角,来看我们对待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就会发现,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次具有本质意义的立场转变。中国经历了几次中外文化交融的繁盛时期。但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体保持着大一统的文化格局。明清以来,先有耶稣会士的传教,和某些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后有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改变了原有的文化格局。这期间,针对外来文化提出了种种主张,什么全盘西化,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什么全面复古,不论哪一种态度,总括起来说,都是从民族的立场出发,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相对立。
    在长期的大一统体制的理念约束下,我们并不强烈地感到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存在,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仅仅是中国,这种“天下观”不可能使我们的民族立场充分地显现出来。只有当国门被情愿不情愿地打开之后,只有在沦为殖民地的危机面前,为了解决民族的存亡问题,才苏醒了我们的民族自觉意识。
    当我们今天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的时候,我们正对自己的既往的立场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当我们意识到地球是整个人类家园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狭隘地认为保护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仅仅是单纯地涉及到我们民族命运的重要问题,同时把这一问题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建设全人类的文化,使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的发展基础和前景。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民族的立场和全人类的立场,或者说民族主义立场和世界主义立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应该说,民族主义的立场针对曾经喧嚣一时的“欧洲文化中心论”以及“欧洲文化惟一论”等论调,肯定是具有现实和进步意义的。它在今天的现实世界里,在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长期过程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和积极的意义。以前,当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论是全盘西化,还是全面复古,或者是中体西用的时候,实际上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都自觉不自觉地隐含着一种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总是把西方文化作为与“我们”相对立的、非此即彼、不能相融相济共同繁荣的“他们”来看待。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面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新课题,这种立场的转变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它会使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方针和措施等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观念更新和态度转换。
    三
    据统计,世界现存的生物物种约为3000万种,但是,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仅存几千种,而每一种民族文化,每一种生活方式当中的许多因素正趋消失。如果说生物界这些和那些物种的消失引起了我们深深的忧虑,那么,民族文化传统当中的这些和那些因子消失的速度比生物界还要快,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有很强烈的危机感。
    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文化为什么一定要走多样性发展的道路呢?这里还隐含着另外一个连带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保护宝贵的、但正在濒危的民族文化遗产呢?实际上我们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文化的,或者具体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问题。
    ——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类各个时代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里包括生存的需要、生理的需要、情感的需要、相互交往的需要等等。
    ——文化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和人的自身的认知的结晶,它同时还是进一步认知的基础和出发点。
    ——非物质文化也是一种规范。人都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它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人是在这样的规范中成长,被这种规范所塑造。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处于相同文化环境、在同一文化体系下生活的人看成是“我们”,把相异文化的人看成是“他们”。于是,文化便显示出它的强大的凝聚力。
    ——人借助文化来调整自己的精神世界,协调家庭关系、族群关系、社会群体关系、人同自然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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