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一书，在唐代后期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度受到重视和推崇。近年来，更有以“中国帝王学”名此书者。然而，这样一部名著是什么时候、怎样写成的，千余年来众说纷纭，竟成了“千古之谜”。究其原因，大都未深入到武则天退位到玄宗前期的历史变动中去进行考察，又缺乏对该书作者吴兢现存其它著述的深入研究。本文试从这一角度来解开此谜，以期与同仁取得共识。
一
《贞观政要》自问世以来，及至五代时期，史家们知道它的微乎其微。不仅《旧唐书·吴兢传》未载其撰录此书，就是整个《旧唐书》也几乎没有一处正式提到这本书，只是《文宗纪下》的“史臣曰”中有“帝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一句。这说明，该书在唐代并未流传。北宋时，《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中虽多次提及此书，可《新唐书·吴兢传》仍未载其撰录《贞观政要》，只在《艺文志二》杂史类有吴兢《唐书备阙记》10卷、《太宗勋史》1卷、《贞观政要》10卷， 都列在“不著录”范围，表示唐代未著录，是宋代的藏书，与反映北宋初藏书的《崇文总目》著录同。南宋时，两大藏书家、目录家都著录了该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仅择吴兢书序的片语只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虽详，却多淆乱。不过，陈振孙的著录却集中反映了当时对该书的了解情况，全文如下：“《贞观政要》十卷，唐吴兢撰。前提‘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按新、旧书列传，兢未尝为此官，而书亦不记岁月。但其首称‘良相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亦未详为何人。《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当考”①。从这段著录看，南宋时关于《贞观政要》的成书，已经出现诸多疑问。
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已经入元朝的著名学者王应麟解决了陈振孙提出的第二个疑问，即“良相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为何人的问题。《玉海·艺文类》著录《贞观政要》一书时明确指出，为侍中者源乾曜，为中书令者张嘉贞，都是“开元八年五月始拜是官”。同时，又以开元九年九月张说亦相，强调“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其书“上于开元八年、九年”②。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沿用，直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宋、元之际，不仅藏书家、目录家已经弄不清其成书的情况，就是各种传抄也颇多“谬误”，所以元代学者戈直不得不“会萃众本，参互考订”，对书中“义之难明、音之难通”者进行考辨、通述，对于“章之不当”者或合或分。为什么这样一部名著自其问世，便有如此的疑问呢？这一切，都只能回到该书作者吴兢所处的时代中去寻找原因。
吴兢（669～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当唐朝鼎盛时期。但是，他又亲眼目睹了鼎盛背后形形色色的明争暗斗，注意到了鼎盛所掩盖着的腐朽与衰微。武则天当政的最后几年间，魏元忠、朱敬则以其有史才，举荐他为直史馆、修国史。长安三年（703）正月，武则天诏修唐史，吴兢便以直史馆身份奉命与朱敬则、徐坚、刘知几等共同修撰。这是吴兢史学生涯的开始。数月后，拜右拾遗内供奉。当年，即共同修成《唐书》80卷。
神龙元年（705），武则天退位，政局开始动荡。经中宗、睿宗至玄宗即位，前后8年半的时间，换了4个皇帝，发生大大小小的政变7次③。争斗的焦点，是恢复李唐统治，还是继续女王当政。两股基本势力，正殊死较量着。恢复李唐统治，最有号召力的自然是“依贞观故事”，再现“贞观之治”。因此，当中宗作为李唐继承人一登基，便恢复国号为“唐”，并下制书：“政令皆依贞观故事”④。这时，吴兢作为史官，奉命与刘知几等修成《则天实录》20卷。柳冲上表请修氏族之谱，以崇李唐，吴兢又以左（右）补阙之职奉诏预修。
不久，武三思、韦皇后势力膨胀。神龙三年（707）二月， 补阙张景源以“母子承业，不可言中兴”，要中宗将“所下制书皆除之”，不许再说“中兴”，表示要承袭武则天时期的制度，不改其政。补阙权若讷更针对“依贞观故事”上言，以“太后遗训，母仪也；太宗旧章，祖德也”为由，认为“沿袭当自近者始”⑤。在武、韦势力的挟制下，中宗竟然“手制褒美”了二人的建言，动摇了“依贞观故事”的初衷。中宗妥协退让，武韦得寸进尺，便欲除掉李氏继承人，于是“日夜谋谮相王”（即后来的睿宗），指使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等与太子李重俊相“通谋”，举兵造反，“请收付制狱”。吴兢身为谏官，表现出与张景源、权若讷不同的立场，上疏中宗，指出诬奏相王是“贼臣日夜连谋，乃欲陷之极法，祸乱之根，将由此始”，强调“自古委信异姓，猜忌骨肉，以覆国亡家者，几何人矣”⑥。很明显，吴兢是倾向于恢复李唐统治，主张“依贞观故事”的。
景龙四年（710）六月，安乐公主欲韦皇后临朝称制，自为皇太女， 乃合谋毒死中宗。韦皇后秘不发丧，自总庶政。同时，密令追随者上书称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李隆基很快平定了武韦之乱，由其父相王即位，是为睿宗，改元景云。几经动乱，“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⑦，成为社会普遍的心声。姚崇、宋璟“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⑧。吴兢此刻，官转起居郎。不想，在讨平武韦集团的过程中，太平公主的势力进一步扩张，“宰相七人，五出其门”，又一次危及李唐统治。景云二年（711），谏官辛替否上疏睿宗，指出依太宗理国，则“泰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理国，则“累卵之危立可致矣”。强调：若“忍弃太宗之理本，不忍弃中宗之乱阶；忍弃太宗久长之谋，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陛下又何以继祖宗、观万国？”⑨职为起居郎的吴兢，对于是否“依贞观故事”的政治分野不仅身临其境，而且认识非常清醒，因而也会记录下来，以备编入史册。经过两年左右的较量，李唐宗室最终获胜，玄宗李隆基一举尽歼太平公主势力，历史步入“开元”之年。
玄宗亲政之后，励精图治，依重贤相姚崇，抑权倖、爱爵赏、纳谏诤、却献贡，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⑩。这几年中，吴兢迁水部郎中，兼判刑部郎中，修史如故。接着，以母丧去官。此时中宗、睿宗实录尚未纂修，编纂《姓氏系录》人员变动很大，朝廷几次“夺情”，欲令起复。吴兢三上《让夺礼表》，表示恪守“三年之制”。虽然“停职还家”，却“匪忘纸札”，坚持修撰。开元三年（715 ）吴兢守丧期满，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第二年十一月，又同刘知几重新修定《则天实录》30卷，修成《中宗实录》20卷、《睿宗实录》5卷，姚崇奏请褒赏刘知几、吴兢。在此前后，吴兢授著作郎，兼修文馆学士。
吴兢步入仕途，首先遇到的便是长达8年之久的朝政动荡。而其争斗的焦点，则是以是否“依贞观故事”为主线。“依贞观故事”，最先由中宗即位后的制书提出。吴兢《上贞观政要表》开头又有“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11）。这正是南宋《馆阁书目》称其书“神龙中所进”的原因所在。但是，由于《馆阁书目》的编纂者没有仔细考察武则天退位至玄宗改元这8年间的宫廷斗争的焦点，忽略了“比尝见”中的“尝”字，因而误以为神龙年间提出“依贞观故事”，该书也应是“神龙中所进”。
二
开元四年（716）十二月，即奏请褒赏刘知几、 吴兢修成则天至睿宗实录之后不久，姚崇罢相，宋璟继任。史称：“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12）。紧接着，秘书监马怀素奏请整比图书，编次书目，吴兢以卫尉少卿之职奉诏参预编次。在这样一种新的政治、学术气氛下，吴兢很自然地会想到将太宗一朝的事迹单独编录出来，尤其应当对贞观之治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从这时候起，即自开元五、六年间始，吴兢便着手“贞观故事”的编录。《太宗勋史》1卷， 今虽不能知其详但可以认定是此间开始编录的，而且完成在《贞观政要》10卷之前。因为在对太宗业迹进行全面清理之后，才谈得上经验教训的总结。
《新唐书》、《全唐文》中都全文载录了吴兢《上玄宗皇帝纳谏疏》，内中提到“陛下初即位，犹有褚无量、张廷珪、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等数上疏争时政得失。”查褚无量开元五年正月还曾上言劝玄宗停幸东都，“克谨天戒，纳忠谏，远谄谀”（13）。吴兢的上玄宗疏，当在开元五年或五年之后。疏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太宗，“尝谓宰相曰：‘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这在今本《贞观政要·求谏篇》贞观十六年、贞观三年，全能找到，只是个别字稍有不同。疏文中“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在《贞观政要》卷2也都可以得到印证。 除开《任贤篇》所叙8人外，李大亮在《纳谏篇》专有一节叙其“竭节至公”， 高季辅也有一节记其“上疏陈得失”。太宗在太子李治犯颜进谏后的一段话，“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征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14），这不也与吴兢上疏正相吻合！疏文中征引古语“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用龙逢、比干忠谏受害作比喻等，与其书卷2“求谏”、“纳谏”两篇所记，也如出一辙。这一切都说明，吴兢在《上玄宗皇帝纳谏疏》时，即开元五年（717）前后，《贞观政要》一书已有雏型。陈振孙说其书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恰恰表明是吴兢任此官时开始构想并成雏型的，因而要特别标识出来，更何况后来他又是被解除了史职的！附带说明一下，陈振孙说“新、旧书列传，兢未尝为此官”（卫尉少卿），今天也有文章断言两《唐书·吴兢传》“确未载录吴兢曾任卫尉少卿一事”，都失之疏忽。今天通行的各种版本《旧唐书·吴兢传》中，在“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句之后，紧接着清清楚楚地写着：“历卫尉少卿、左庶子。”《新唐书》不载此官，岂可殃及《旧唐书·吴兢传》！由此，亦可见两书列传的某些差异了。总之，开元五、六年（717～718）间，吴兢任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时，《贞观政要》一书已具雏型。
到开元八年正月，宋璟、苏颋同时罢相，源乾曜、张嘉贞接替。这年（720 ）五月，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这就是吴兢书序中所说“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王应麟指出这一点，并考得“二公并相”之时在开元八年五月至九年九月张说入相之前，无疑是一贡献。然而，他却没有细读序文，尤其是“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以下数句。吴兢序文的意思很清楚：二公并相之时，弼谐王政，缅怀故实，以“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乃“命”吴兢“备加甄录”。吴兢受命，“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旨要，举其宏纲”，才正式编录。由于忽略“爰命不才”数字，加之未考二公封爵时间，王应麟便将吴兢受命正式编录的时间误作了成书的时间。依据序文，正确的结论只能是：开元八年、九年“二公并相”之际，恰是吴兢受命正式编录《贞观政要》之时。
吴兢曾经参预了长安三年《唐书》的修撰，以后又一直兼领史职，而且还在私撰唐史。这一切，对于他编录《贞观政要》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书序所说“参详旧史”，即是参照他曾预修的《唐书》。对照《旧唐书》中太宗君臣事迹与《贞观政要》的记述，立时便可发现，叙事如出一辙，文字成于一手。以《贞观政要·任贤篇》所列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8人事迹， 与《旧唐书》中此8人传记贞观年间事迹对照，除详略之别外，文字全同。《贞观政要》仅是“撮其指要，举其宏纲”，因而较“全用”国史旧本的《旧唐书》简略。但其文字、顺序，成于一手必定无疑！这类实例，只要仔细对照，在两部书中比比皆是。既有现成的“旧史”可供参照、摘录，又身在史馆便于“缀集所闻”，加之本已有雏型，还有宰辅之命，成书并不困难，进呈玄宗也是指日可待的。然而，其间出现了一些以往人们未曾留意的变化，一直影响着该书的定稿和进呈。
开元八年底，张说以并州长史、天平军节度大使兼修国史，许以史本就并州随军修撰。第二年（721）九月，张说入朝，与源乾曜、张嘉贞三人并相。先前， 吴兢与刘知几重修《则天实录》，长安三年九月张昌宗诬陷魏元忠，引张说作伪证，“赂以美官”，张说“许之”。宋璟、张廷珪、刘知几等都正告张说“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当武则天要张说与魏元忠、张昌宗对质时，张说改变初衷，说是“昌宗逼臣使诬证之”。武则天斥责道：“张说反覆小人”。此时，张说以宰辅兼修国史，见到《则天实录》中这段记述，明知是吴兢所记，却又假装说刘知几论魏元忠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以暗示吴兢。吴兢当面从容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在场的其他修史官都惊异地称赞道：“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张说见暗示无效，便私下找吴兢，“频祈请删削数字”，吴兢回答得很直率：“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15）《则天实录》虽然未改，但吴兢深知张说是“反覆小人”，要长期在这样一个宰辅手下修史，一定会有无数“小鞋”在等着他。于是，吴兢上表玄宗，提出辞去史职，请求外任。他的这篇《乞典郡表》被保存在《全唐文》中，文字不长，特抄录如下：“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垂诫将来。顾省微躬，久妨贤路，乞罢今职，别就他官。至于理人之政，在兢尤所详晓，望令试典一郡，刺举外台，必当效绩循良，不负朝寄。又，兢父致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乌之诚，幸垂矜察”（16）。吴兢是一位嗜史如命的人，刚刚还在疾呼“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怎么一转眼就想到要写这样一份表章上奏呢？从“掌史东观，十有七年”推算，以其长安三年（703）为直史馆算起， 至开元八年（720）整整17年，正是张说以并州长史兼修国史之时。显然， 吴兢所说“久妨贤路”，欲辞史职，必定与张说修国史有直接的关系。《乞典郡表》呈上后，玄宗很快批答：“转要以从闲，乃回难而就易，私愿或惬，公道若何”（17），不准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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