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便是宰相间的不和。中宗时，张说为兵部侍郎，张嘉贞是兵部员外郎。现在同为宰辅，张说位张嘉贞下，“颇不平”，便借故讥讽道：“宰相也，时来即为，岂能长据？”以此“激怒嘉贞，由是与说不叶”。开元十一年二月，张嘉贞弟嘉祐“赃污事发”，张说趁机把张嘉贞搞倒，出为幽州刺史。张嘉贞“恨张说挤己”，以致在中书省与宰相会宴时“攘袂勃骂”（18）。张说取代张嘉贞为中书令，成为玄宗此间最宠信的宰相。这一变动，反映了玄宗从“尚吏”到“尚文”的重要变化。已故著名唐史专家汪篯先生曾经指出：“玄宗的重视文治，以张说的用事为真正的转捩点。”“在太平盛世，好大喜功的君主，往往要粉饰文治。张说以其人适当其会”（19）。《旧唐书·张说传》以其“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司马光称“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20），都说明了这一点。对于张说“志在粉饰盛世”，各种史籍皆有叙述，且多大同小异：“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赞明阴阳律历，以敬授人时，封泰山，祠睢上（汾阳后土祠），举阙礼，谒五陵，开集贤，置学士，功业恢博，无以加矣”（21）。玄宗宠信张说，源乾曜“不敢与之争权，每事皆推让之”（22）。但开元十二、三年，为封泰山二人产生矛盾，“由是颇不相平”（23）。
在张说排挤张嘉贞、王唆等人之时，“小鞋”也穿到了吴兢的脚上。这就是《新唐书·吴兢传》中所说，“以父丧解，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丧终，为太子左庶子”。从此，吴兢便不再担任史职了。父丧期间完成《贞观政要》的编录，最有可能。但在张说排斥异己的情况下，吴兢又怎么能够不通过这个宰相兼修国史就直接将书呈献给玄宗呢？只好暂时不拿出来。这之后，吴兢便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他的“直”。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东封泰山，玄宗途中“数驰射为乐”。职为太子左庶子的吴兢上《请东封不宜射猎疏》，以太宗巡幸则选博达古今之士，“每至前代兴亡之地，皆问其所由，用为鉴诫，伏愿陛下遵而行之”，认为“骋奔马于涧谷，要狡兽于丛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驭朽之变”，安可与太宗“同年而校其优劣”（24）。无疑，吴兢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依贞观故事”。明年六月大风拔木毁屋，玄宗诏群臣陈得失，吴兢上《大风陈得失疏》。疏文中，“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怀谋上之心。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等语，不用说也可以知其所指。接着，吴兢指出“赇谒大行，趋竞弥广”等弊政，进一步劝谏“斥屏群小，不为慢游”，“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25）。显然，这是“尚吏”一派的主张。
随即，张说以“引术士占星，循私僭侈，受纳贿赂”被弹劾，“源乾曜等鞫张说，事颇有状”，“上意怜之”，仅罢其中书令职，修史如故（26）。对于吴兢来说，这毕竟是一个机会！张说罢相后3个月，吴兢即上呈《请总成国史奏》，追述了自己从长安三年以来参预修国史的经历，“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的遭遇，私撰国史的情况（自隋大业十三年，至唐开元十四年），特请朝廷给楷书手和纸墨，以便抄录成书。玄宗并未复其史职，只是诏其就集贤院“修成其书”。后张说致仕，亦诏其在家修史。宰相李元纮以其二人，一个在家修史，一个在集贤院撰录，使“国之大典，散在数所”，奏请令其二人“就史馆参详撰录”，玄宗准奏（27）。二人虽然都到史馆修撰，身份却不相同，张说是以修国史的身份进行修撰，吴兢却未明确其兼任史职。张说“志在粉饰盛世”，吴兢旨在“直书”、“实录”，这也是水火不相容的！玄宗始终任用张说修国史，正是看中了他“志在粉饰盛世”这一点。相反，“享国既久，骄心浸生”的玄宗，对于吴兢总用“贞观故事”进行规谏，必然越来越加厌烦。这时，吴兢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充分利用在史馆修史的机会，尽可能地采录各项史料，以便日后总成国史。修定和进呈《贞观政要》，只得一拖再拖了。
三
近10多年来的研究中，瞿林东根据张嘉贞封河东侯在开元十三年（725）、源乾曜封安阳郡公在开元十七年（729）秋， 指出《贞观政要》一书的“定稿和进呈”时间在开元八年、九年的说法“欠妥”（28），把问题的解决推进了一大步。但其以源乾曜封爵在开元十七年，就推断其成书“当在开元十七年之后”，未免有所疏忽了。
开元十七年五月，源乾曜罢侍中，只为左丞相，不预政事。八月初五，是玄宗45岁生日，在花萼楼大宴群臣，并以每年的这一天为“千秋节”，布告天下，咸令宴乐。20多天后，源乾曜退为太子少傅，封安阳郡公，张说进为左丞相。其间，又逢张嘉贞去世。先前“命”吴兢编录《贞观政要》的二位“良相”，一个罢职，一个去世，而玄宗在张说的“粉饰盛世”之下，“骄心浸生，德消政易”，高唱什么“兰殿千秋节，称名万岁觞。风传率土庆，日表继承祥”（29）。面对这么一种境况，监修国史恰恰换为新任中书令的萧嵩，吴兢似乎觉得又是一次机会，便写了《上贞观政要表》，连同已经编定的《贞观政要》10卷书一并呈上，希望玄宗“克遵太宗之故事”，“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以使“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30）。然而，此刻的气候，早已不是开元初“励精图治”的气候了；此时的玄宗，也不再是当年刚登帝基的玄宗了。张说正在奉和玄宗：“五德生王者，千龄启圣人”，“薰歌与名节，传代幸群臣”（31）。吴兢却非要说什么“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尚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览这样的进书表，玄宗会作何感想？明知其书的内容无可挑剔，进书表所说也没有什么过错，但又不愿接纳，便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既不毁其书，也无诏宣付史馆（或秘阁）收藏，因而史书无从记载，其书的进呈便成了“谜”。若不是在宋代的藏书中被发现，《贞观政要》就随着吴兢一起默默地沉埋了！
对于吴兢其人，留在京城，实在嫌其不识时务，先前他不是请求为外任吗，干脆“出为荆州司马，制许以史稿自随”，让他到下面去继续修改他的国史吧！《旧唐书·吴兢传》中这样明确地写着，其时为“十七年”，只不过是没说在几月罢了。《新唐书·吴兢传》虽然未记时间，却加了一句“坐书事不当，贬为荆州司马”。“书事不当”指什么？此时吴兢已解史职，仅在史馆私撰国史，尚未上奏。而且，被贬之后，是许其“以史草自随”的，显然不会是其所修国史“书事不当”。这时，吴兢职为太子左庶子，上疏直谏是其份内之事，即便有所顶撞，也不应加罪。那么，所“书”不当者还有什么？唯有《上贞观政要表》不是直接进谏，却又要“耻”正当盛世的大唐皇帝，加以“书事不当”的“罪名”实在不过分。而且，荆州是重镇，其时正由玄宗第十六子永王珪遥领荆州大都督。所以，《旧唐书》只用“出为荆州司马”，以示“惩罚”并不很重。准此，则《贞观政要》的进呈当在开元十七年（729）。若以自序称源乾曜、张嘉贞的官职、封爵考虑，其书在这一年八月以后的数月中进呈也是说得通的。
自序推崇源乾曜、张嘉贞为“良相”，以吴兢整个的修史经历考察，要说是讥讽李林甫，不如说针对张说更符合吴兢的难言的心境。况且，此时张说其人虽已罢政事，却仍受到信用，朝廷有事“常遣中使访之”。因而，吴兢只能含蓄地称三人并相中的二人为“良相”。
至于说《贞观政要》一书是吴兢任相州长史及恒王傅这一时期最后写成的，时在开元后期或开元、天宝之际，这只能是猜测了。两部《唐书·吴兢传》确实都是在吴兢“累迁”刺史之前就叙述了萧嵩奏取其所修国史，得60余卷（篇），似乎此后直至天宝初吴兢再未秉笔国史，因而估计他此间正在编录《贞观政要》。但是，这种推测又忽略了“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这一事实。换句话说，萧嵩奏取的只是吴兢所修的一部分。以萧嵩开元二十一年十月罢相计，取去的国史下限最多写至该年十月。正本取走，吴兢尚留有副本。其后的史事，还将随着岁月的推移陆续增修，不可能成于一时。不应忘记的还有，吴兢“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32），更有《唐春秋》30卷。这么多卷史书，其“疏略”也好，“事多纰谬”也罢，除了与年纪有关外，主要是其久居外任、不在史馆而缺乏必要条件造成的。开元后期至天宝初，不论吴兢在外任，还是入为王傅，他所从事的史事只能是这些，而不会是《贞观政要》。
以恒王傅的地位来证明《上贞观政要表》最后数句的语气，就更难令人信服了。恒王曾“授右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这并不表示其“显赫”。王，本身已是正一品爵，何需用从一品的文散、正三品的武官来表示其地位的“显赫”，只不过是再加一层表示迁转资历的等级身份而已。更何况，此时的左、右卫等已经是只有官职、机构而无兵员的名号了。而且，玄宗封王的22子中，有一多半都加开府仪同三司的散阶。按《旧唐书·玄宗诸子列传》，授开府仪同三司的济王、信王、义王与恒王，都只是徒具一层表示身份的虚名而已，绝不证明其“显赫”！此外，还应注意两点：其一，恒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将吴兢派给这样的王子为傅，其用意恐怕也是不欲吴兢有所为。其二，玄宗诸子多不出阁，以至王府之官地位益轻，往往不受重视，王傅一度废置。天宝中，包括恒王在内的十四王均居内宅，“府幕列于外坊，时通名起居而已”（33）。作为恒王傅的吴兢，仅备名问候起居，恐怕连上疏皇帝都困难，还会有什么“耻”之类的语气。相反，太子的地位较任何一个“王”的地位都要“显赫”，太子左庶子在东宫官中被比作侍中，用“耻”一类的口气上疏玄宗，不比仅具虚名的王傅更符合身份吗？所以，开元十七年职为太子左庶子的吴兢，比天宝初身为恒王傅的吴兢上《贞观政要》、“耻”玄宗“不修祖业”，更具真实性！
综上所述，结论应当是：经过8年之久的反复较量， “依贞观故事”成为开元初的历史趋势。大约自开元五年（717）始，吴兢即着手编录《贞观政要》， 并初具规模，故书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开元八年、九年源乾曜、张嘉贞二公并相时，“命”吴兢“备加甄录”，于是正式上马撰录。张说入相兼修国史后，二人在志趣、人品等方面都不相容。父丧期间吴兢虽然编成全书，却不愿通过解除自己史职的张说上奏。开元十七年（729）秋，命其撰录的两位“良相”一个去世，一个罢职，而玄宗正热衷于年年千秋节、岁岁万寿觞，恰逢监修国史又换成新上任的宰相萧嵩，吴兢便抓住这一机会写了进书表，连同《贞观政要》一并进呈玄宗。谁料到，进书表极大地扫了“骄心浸生”的万岁的兴，便以“书事不当”为借口将其贬出京师，于是《贞观政要》的成书上奏便成“谜”。准此，则历来各说均可得通。
注释：
①《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
②《玉海》卷49《政要宝训类》。
③参见《汪篯隋唐史论稿》189-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④《资治通鉴》卷208唐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四月。
⑤《新唐书》卷206《武三思传》。
⑥《资治通鉴》卷208唐中宗景龙元年八月。
⑦《隋唐嘉话》卷下。
⑧《资治通鉴》卷209唐睿宗景云元年七月。
⑨《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
⑩《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史臣曰”。
（11）《上贞观政要表》收《全唐文》卷298。
（12）《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五年九月。
（13）《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五年正月。
（14）《贞观政要》卷2《纳谏》。
（15）《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新唐书》、《资治通鉴》均载此事，文字稍异而已。
（16）《全唐文》卷298。
（17）《全唐文》卷40《报吴兢书》。
（18）《旧唐书》卷99《张嘉贞传》。
（19）《汪篯隋唐史论稿》第200页。
（20）《资治通鉴》卷214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
（21）《大唐新语》卷1《匡赞》。略同。
（22）《旧唐书》卷98《源乾曜传》。
（23）《旧唐书》卷97《张说传》。
（24）《全唐书》卷298。
（25）《新唐书》卷132《吴兢传》、《全唐书》卷298。
（26）《资治通鉴》卷213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四月。
（27）《唐会要》卷63《在外修史》。
（28）《论吴兢》，《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6期。
（29）（30）《文苑英华》卷168玄宗《千秋节宴》、张说《奉和千秋节宴应制》。
（30）《全唐文》卷298。
（32）《旧唐书》卷102《吴兢传》。
（33）《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列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