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与早期阶级社会有关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又是一个费时费力决不可轻易取得成果、需要许多国家、许多学科的专家学者长期合作，共同探讨的工作。在这方面特别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收集材料、整理材料，根据实际材料得出应有结论的工作，而不是没有材料根据的空疏论断。
早期阶级社会与发达的阶级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要做好对早期阶级社会的研究，不能光知道古代，而不了解现代，光知道希腊、罗马，而不知道文艺复兴和启蒙学者的著作。加强对早期阶级社会的研究，目的还在于更好地解决当代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只是为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最好的探讨真理的方法。我们在研究早期阶级社会以及与之有关的理论问题时，特别应该记住这一点。
世纪之交的中东地区史、国别史研究管窥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彭树智
我认为，在世纪之交，中东地区史、国别史研究应当和有可能来一个较大的发展。
中东地区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热点”。海湾战争掀起了世界性的深入了解中东的热潮，中东问题又一次成为热门话题。
中东在国际政治中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特殊的地理条件。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接合部，它东接南亚，南与非洲毗邻，西北与西欧各国隔海相望，北与前苏联的几个共和国接壤。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里海和黑海，或围绕其外缘，或深入其内陆，因有“五海之地”的称号。沟通五海水域的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曼德和霍尔木兹四大海峡，以及苏伊士运河作为扼守国际航道的门户，具有重要的国际战略地位，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中东在国际政治中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据统计，中东石油探明储量约占世界探明储量的60％以上，占世界石油出口量的70％。西欧每年所需石油的70％-80％，日本70％以上，美国30％以上，都要从中东地区进口。因此，中东石油是西方工业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同时，它也是世界能源的供给中心，对世界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东在国际政治中之所以重要，在于伊斯兰教对伊斯兰国家和世界穆斯林的广泛影响。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的发祥地。目前世界穆斯林总人口约8亿人，中东地区最为集中，超过1.7亿人。中东作为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和伊斯兰教两大圣地所在地，而伊斯兰教本身所固有的强烈的政治参与性，使得它同样对国际政治的发展，产生不同寻常的作用。
最后，不容忽视的历史和现实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地区连续爆发了6次大规模战争，地区和局部战争爆发的次数居世界之首。中东的民族矛盾、教派冲突连绵不断，这些战争和冲突不仅涉及地区政治，而且极大地影响着东西方关系、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从根本上讲，中东战争和冲突，反映了战争和冲突各方所代表的不同集团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战略考虑。中东是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斗争的焦点，在这点上，尤其显示了中东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上述种种情况，自然使中东引起各国的普遍关注。各国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来研究中东的历史和现状。中东的现实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如果不经常追溯过去，那就不仅不能理解，而且也不能阐明中东当前的现实。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大国。为了保证我国的对外政策最大限度地符合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同时加强我国同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交往，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准确了解中东各国国情和政治经济动向，对中东地区随时可能出现的重大突发事件具有预见性，及时作出符合实际的反映。如果不深知中东历史是完成不了这些任务的。总之，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发展要求我们在中东地区史、国别史研究方面，应当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加强中东地区史、国别史研究，而我国中东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也说明，我们有可能在世纪之交在这方面取得较大发展。
从1949年到现在，我国中东历史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到60年代中期为准备时期，其特点是出版了一些揭露英美侵略中东、支持中东民族解放运动小的册子，在我国与中东人民友好关系史上出版了一些著作。在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方面出版了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的两部资料集。纳忠先生的《埃及近现代简史》是这时期仅有一部中东国别史著作。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为初创时期，其特点是1964年按照毛泽东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精神，成立了3 个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后改为中东研究所）、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在此前的1961年中联部成立的亚非研究所后来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翻译出版了中东、西南亚和亚非资料。这两个时期为后来的发展打好了基础。
80年代到现在，为我国中东研究的发展时期。下列标志性事件集中反映了这种发展的趋势：1982年成立了联络全国中东研究工作者的稳定机构--中国中东学会；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分别主办了研究性刊物--《西亚非洲》《西南亚研究》和《中东研究》，上海外院还出版了《阿拉伯世界》。各中东研究机构都培养了自己的硕士研究生，西北大学南亚中东史博士点，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一大批青年研究工作者加入了中东研究行列，为中东研究增添了活力；中东研究涌现出大量成果。如第一次由本国学者撰写的中东地区国别史、断代史、以及经济、犹太和以色列史、伊斯兰教史等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刘竞主编的《中东手册》、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和《20世纪中东史》、郭应德的《阿拉伯史纲》、彭树智主编的《阿拉伯国家简史》、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史》、杨兆钧的《土耳其现代史》等著作。
在发展时期，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论上也有许多创新。如用类型分析和历史比较方法探讨中东现代化改革运动，分析中东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因素。如借鉴国外学术研究方法，将社会生活引入中东研究领域，探讨衣食住行及妇女问题。如由注重中东战争和政治事件逐渐转向中东社会内在机制和社会结构的研究上。家族统治与海湾地区统治秩序，以及阿富汗社会结构与近代阿富汗政治动乱的关系等问题，正在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阿富汗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海湾危机等重大变动，深受我国学者的关注，他们在这些重大课题的探讨中，逐渐训练自己在观察瞬息万变的中东局势时，拥有一种超前和预见的眼光，表现了历史的洞察力。
总起来讲，80年代到现在，我国中东史研究成果为我们在世纪之交的较大发展准备了优越的条件。加上我国在同中东地区长期交往中积累的大量史籍，拥有众多的穆斯林和中东移民后裔，以及我国同中东各国的友好关系论为我国的中东深层次研究打下了基础。当然我国的研究力量比较弱、研究经费匮乏、研究资料有限、研究队伍素质有待提高。但是前进的道路已经明确，研究的薄弱之点及需要突破的难题也已查清，努力的目标也已确立。从中东史研究的角度看，在世纪之交，我们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建树：
1、有我国学者集体撰著的《中东通史》，从而宏观上显示出我们的研究成果；
2、有我国学者撰著的若干中东重要国家的国别史，如阿富汗史、土耳其史、 伊朗史、埃及史、沙特阿拉伯史等；
3、中东问题的专门史，如中东社会思潮史、伊斯兰教与中东政治发展及现代化进程等；
4、阿以冲突与中东和平进程的系统专著；
5、中东社会与民族问题（包括库尔德、亚美尼亚和恐怖主义问题）；
6、以色列社会政治制度、军事体制及经济问题研究；
7、美国与中东关系史；
8、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
9、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史。
围绕这些大课题，对其中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和系统的研究，然后撰写一整套全面反映中东地区和国别历史和现状的科学著作，以改变我国同世界中东研究相比而在整体上的落后状态。在世纪之交，我国中东研究理应在深入研究中东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强学科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我相信，经过世纪之交的较大发展时期之后，我国的中东地区史、国别史研究，必将逐步进入一个繁荣时期。
愿史学在改革大潮中加快前进步伐
广东省韶关冶炼厂鼓风车间工人
黄德楠
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来，我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在历史学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工作者努力克服“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和“四人帮”给史学研究造成的极大破坏，“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依然保持着她旺盛的生命活力，而且继续向前发展”（李侃：《三十五年中国史学的简单回顾和展望》，《新华文摘》1985年第1期第51页）。
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我们的史学成就明显地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改革大潮正在神州大地形成。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热切地呼唤着理论，寻求理论的支持，期待理论的指导，同时，改革开放又为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天地。这一切清楚地说明史学领域的研究任务更为繁重和紧迫。因此，只有在改革的大潮中，史学领域通过自身的改革和完善，才能对社会的变革、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史学爱好者，我衷心祝愿我国历史学能在改革大潮中加快前进步伐，为祖国的四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里我不揣谫陋，提几点个人看法，供史学界专家们参考。
一、加强“三多一跨”的史学理论研究。所谓“三多”，即多形式、多方位和多方法。“一跨”即跨学科研究。
二、鉴古资今，为现实服务。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历史学为现实服务，说到底，是通过历史研究的成果以各种形式去满足现实中人们各方面的求知渴望，帮助他们解答现实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帮助他们的思考和了解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课题，甚至帮助他们瞻望未来”（陈启能：《世界史研究四十年：成就、不足与展望》，《史学理论》1989第4期第49页）。
三、增强中外史学的交流，促进我国史学理论的发展。
四、调整知识结构，开拓新的领域。
为了加深对史学其他领域的了解，我们必须打破知识的狭窄性、单一性，提倡研究史学的多样性、综合性。一方面关注国外史学的研究动态，吸取其理论、方法、研究中的积极成果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对史学以外的学科也要予以关注，从而提出新的研究成果。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正是这样做的。比如，傅筑夫用宏观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的结构；吴承明用古典经济学分析明清商品经济；瞿同祖用法学和社会学分析清代法律与社会；费孝通用人类学的方法深入调查开弦弓（江村）；陈翰笙用政治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等等。他们以他山之石来攻史学之“玉”，并向其他学科渗透，与其他学科工作者合作解决跨学科的问题（参见［美］黄宗智：《中国史学与新的领域》，《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146页）。
五、努力提高全民族历史文化素养，增强爱国主义精神。章炳麟说：“人不习史，爱国之心必薄。”因此，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很宽广的。在人民群众中普及历史教育，可以使人们通过学习历史，尤其是近代史认识到历史是激发爱国心的源泉，是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在人民群众中普及历史教育，还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李大钊说：“历史的进路纵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一个进步的世界观。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乐观努力进步的人生观”。（转引自钟禄元：《说说读史的功用》，《文史杂志》1988年4月号第33页）普及历史常识，通过历史的回顾， 会使我们的人民更有信心，更有志气，更好的发挥我们的智慧和能力。这是振兴中华民族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六、加强培养业余史学队伍。业余史学队伍是指县志办和县级社科联非史学专业人员，以及工人、农民、部队和各行各业从事八小时工作之外的业余史学爱好者。加强对这支队伍的培养是史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是在全社会中普及历史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七、努力为政府各部门提供咨询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自身发展的历史，都产生过为国家、民族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对历史传统和优秀的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不是为了向后看，而是为了明天，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鉴古而知今，继往而开来。我们坚信史学界的老前辈们、专家们都会有此共同的心愿。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在史学领域的改革中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变革时代历史学家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彭卫
20世纪的最后八年对于中国来说，无疑将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变革时代。
变革的时代意味着旧事物的消亡或转化成新的事物，意味着新事物的诞生，意味着生活中悲欢离合密度的增大，也意味着具有希望的明天，而这一切都是在起伏激荡中产生、展开和完成的。这注定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所获得的复杂体验是平静岁月中根本无法得到的。他们的眼界由此得到开拓，认识由此得到加深。变革时代历史学家的责任，来自其体验、眼界和认识。
不消讳言，在当前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少历史学者、特别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学科存在价值和自我的存在价值产生了怀疑情绪。对于这种情绪的全面分析，已超出了这篇短文的议题。我在这里只是想强调，正是这种不适的心理状况，强烈摇憾着历史学家的传统责任感。比如，开始用稿酬的数量而不是用“社会效益”或“学术价值”来取舍是否进行写作；比如，需要进行长期思考的课题渐遭冷遇，被闲置起来，而被人们戏称为“短、平、快”的课题却成为热门；……这些现象当然不是史学界的全部所在，但却有日趋普遍的势头。
这种冲击的后果还没有充分展现。在我看来，它值得肯定的方面，是促使史学工作者更加贴近社会，更加贴近现实问题，也（不得不）更进一步地反省自身的存在。不利的方面则可能是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学术研究的深度要受到严重影响，学术事业受到商品经济的左右。于是，一种两难的境地在今天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象以前一样，作学院里书斋中的学者，不仅难以在史学研究中产生现代意识，而且维持生存似乎都成了一个问题；置身于现实中，又难免会与学术研究产生或多或少的悖离，研究者不太可能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自主地选择文章题目，而要受到社会的指令。历史研究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二律背反。
然而，这一切并不必然导致史学工作者责任感的消减，也并不意味着“责任感”这一词汇的陈旧过时。它为责任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场景。当今历史学家的责任感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境地中形成的。它表现为更加自主地体验社会，在于把这种体验升华，凝聚成具有深沉历史感的精神结晶，而这种精神结晶源于和人民共命运同甘苦。它既不能从书斋里产生，也不能从商品经济或别的什么领域中直接、及时地呼唤出来。历史学如果丧失了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大的作为。
历史学存在着危机，也会在危机中发展和进步，只是这一切不会来得轻松、来得廉价、来得随心所欲。无须怨天尤人，还是反顾我们自身吧！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吸取以往所有的史学文化遗产（当然也包括与之相关的其他知识内容），而是在片面的躁动的情绪下跟着感觉走（不管这感觉曾经显得多么合理）；如果我们没有直接体验现实的社会和活生生的人生，关注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关注全人类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而是继续把自己禁锢在自我一隅的狭小天地中；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的工作视为“都为稻梁谋”的谋生手段，而不是在其中注入些许的使命感，注入一种研究的激情；如果我们不是作出潜心沉静的全面努力，而是被急功近利的初级心态所左右；……我们将没有能力承担起史学研究之责任。
对于社会来说，历史学当然不是万能的，但也决不是无能的。对于历史学来说，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不是决定研究方向的唯一因素，但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任何原因、任何情形都不能成为史学研究曲终人杳的理由。我们曾以自己的辛勤劳作在新时期十年中推动了史学研究工作，我们也应当在问题更多更重大更繁杂的世纪之交的最后八年，为传统的责任感注入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因素。不坠青云志，且与时共行。让历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走向社会，走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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