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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辉]北京民俗最后的泰斗(2)


    
    从小喜欢红白喜事
    说来也怪,我从小就喜欢看红白喜事,当时家里条件好,常参加大户人家的婚丧礼仪,每次去了都问这问那,回来还自己练着玩,上学后,经常逃课去看红白喜事,为这个没少挨大人骂。家里希望我将来当官,红白业算下九流,不上台面。但是我爷爷拗不过我,就和嘉兴寺的提调打了招呼,有“棚事”时,给我留个位子吃饭,这样,我常去那里玩。嘉兴寺已经没了,现在是北海宾馆。
    嘉兴寺当时的管事高阔亭问我干吗老来玩,我说是来学习民俗的。高阔亭说:“我学了半辈子还没学会呢,你能学会?”我从小耳朵好,什么东西听一遍就能记住。当场给他背了一段荐亡文书,高阔亭没想到我只看过几次居然能背下来,而一般和尚都是拿着折子念。高阔亭直夸:你比那些和尚强多了。
    靠白事高阔亭挣了7套房
    老北京办白事,是暴利行业。
    早年间遇到白事,尸体都要放庙里,这叫“停灵暂厝”,一般情况下“停单不停双”,至少7天,最多49天。庙里收费惊人,比如我大舅的原配生孩子时死在协和医院,在庙里放了15天,管我爷爷要了1万5,在当时能买三所房。
    嘉兴寺的老当家还装样,“批评”高阔亭说:“又不是外人,不能逮谁吃谁啊,咱们今后的饭碗还在人家手里攥着呢。”话虽这么说,但一分钱也没少要。按这么收费,庙里能不发吗?到1949年,高阔亭已经置了7所房,都是14间带院的,当年他才40多岁,他是“铺盖”出身,就是在庙里的杂役,用他的话说“年轻时穷得没穿过成套的鞋,要么一黑一白,要么一大一小”。
    为什么解放前嘉兴寺的白事影响很大?因为它不问信仰,比如故宫博物院老院长沈兼士信基督教,去世后就是在嘉兴寺发送的,现场也按洋教规矩办,要在别的庙这可不行。
    加了一棚日本和尚经
    抗战时,北京百业凋零,偏偏红白事发展迅猛,因为乡下的富翁都跑到城里避难,扩大了消费人群。日本人为同化北京人,过去都是和尚、道士、喇嘛、姑子、居士五棚经,后来加了一棚日本和尚经,日本和尚拿着片儿鼓,唱日文,谁也听不懂。晚上送生时,他们走在其他五棚的前面。
    吴佩孚被日本人害死后,为掩盖罪行,日本人大办白事,由于墓没修好,结果停灵52天,日本人现了大眼,对外仍称49天。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又重新给吴做了一次白事,那次我参加了,搞得不如日本人那么隆重。
    高阔亭最后发了笔大财
    过去的庙主要靠办白事赚钱,北京民俗仿效清宫、王府,有皇家气派,为什么大家要那么铺张浪费?关键是为了凸显出“天恩祖德、功名富贵”来,办白事,不代表斋主有信仰,仅仅是为了衬托场面,以宣示自己的社会地位。
    嘉兴寺生意火,高阔亭也牛,白事各行的头儿见了他都很客气,也都给高爷“黑杵”钱。
    1948年,兵临城下,无法出城掩埋尸体,只能放在寺庙里,一天就收几千元,大家也没办法。解放后,嘉兴寺关闭,高阔亭是哭着离开的,以后他一直在家呆着,闲着没事也帮邻居、朋友张罗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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