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不仅在史学理论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对文献学也颇有研究。本文仅谈谈他对辨伪的贡献。
一、在唐代首倡辨伪
唐代开国之初，学术界"笃守师法"，不敢自出别裁，多因袭而少开创。贞观年间，孔颖达等人奉命撰《五经正义》，贯彻"疏不破注"的原则，虽然在撰述过程中对传注的矛盾有所怀疑，但不注重辨别真伪。如对东晋梅赜所献的由孔安国做传的伪《古文尚书》深信不疑，以伪为真。魏征等人奉敕撰的《隋书·经籍志》，在著录群书时，也是多注存亡，而少辨真伪。总之，唐初没有形成辨伪的风气。
到唐代中叶，学术界这种因循、守旧的风气开始发生变化，疑古辨伪之风骤起，而首倡辨伪的是刘知几。他的代表作《史通》中有不少辨伪的内容，其中《疑古》、《惑经》两篇，对《尚书》、《春秋》等儒家的经典著作提出了质疑，可以说是专门辨伪之作；《杂说》上、中、下三篇，几乎对所有的各类史书进行了批评，指出了其史料的不实之处。他还对一些伪书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考证，并有自己的辨伪原则和方法。
在辨伪学史上，如果说战国、秦、汉是辨伪的萌芽阶段，那么唐代则是辨伪的启蒙时期，它承上启下，对后代辨伪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知几是唐代第一辨伪大家，他继承东汉王充的疑辨精神，如《惑经》即承王充《问孔》而作。他说："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①他主张对历史文献应"论大体，举宏纲"②，做宏观的考察。梁启超说："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己。"③刘知几的辨伪思想和实践，下开啖助、赵匡、陆淳以及柳宗元等人辨伪的先河，揭开了唐代辨伪的序幕，促进了中唐时期辨伪的发展，并为宋及以后的辨伪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辨经史中的伪事、虚语
刘知几以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的精神，对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几乎所有史籍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毫不容情的深刻批判。他在《疑古》中说："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今按：指修《春秋》），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他于是怀疑《尚书》、《春秋》、《论语》所载二帝三王之史事不实，提出十条疑事。他利用《左传》和晋代出土的《汲冢琐语》、《竹书纪年》等书，以及经书之间、经史之间相互记载的矛盾，又考察了三代以下统治阶级的各种篡夺行为，"指出所谓古圣人、古帝王的岸然道貌和政治上的雍容和平的气象都是经过了后人涂饰的结果"④。这十件疑事，如据《左传》记载，尧不能举"元、凯"，又不能去"四凶"，说明"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故认为《虞书》美放勋"克明俊德"只能是"广造奇说"；据《汲冢琐语》和《山海经》的记载，或云"舜放尧于平阳"，或"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故认为《尧典·序》"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之说，"徙虚语耳"；据《五经》之中的矛盾记载，认为周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是"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诸子"承其伪说，竟列纣罪"，皆为"厚诬"；根据历史，认为"姬之事殷，当比马之臣魏"，《论语》等书称颂周德是"虚为其说"；据《吴越春秋》（今按：原书作《吕氏春秋》，误）所载，认为太伯"三以天下让"乃是迫不得已，《论语》称赞太伯"至德"，实是"谬为其誉"。他得出结论说："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在他看来，《尚书》、《论语》等书美化二帝三王的史事大都是不可信的，尧舜的禅让，商汤的代夏，周的代殷，都是以臣欺君的篡夺行为。
刘知几在《惑经》中专辨孔子所删定的《春秋》，指出"其所未谕者有十二"，除指出《春秋》在义例上的矛盾之外，主要指出孔子修《春秋》多有褒讳，造成记事不实。如记齐、楚弑杀之事，"捐其首谋，舍其亲弑"；"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等。还指出，《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刘知几在《曲笔》中指出：近世史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批评历代诸史忠义与叛贼不分，如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毋丘，齐初之刘秉、袁粲，周末之王谦、尉迥等，皆忠臣义士，而皆"书之曰逆"。批评当时敕修的《梁书》、《陈书》、《周书》、《隋书》等，"言多爽实"。
刘知几认为，世尚怪诞，史家好异猎奇，多信小说寓言、祥瑞灾异，致使史书中充斥伪事。在《采撰》中说：中世作者，"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如斯踳驳，不可殚论……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又指出，正史选材不精，讹言难信，如范晔《后汉书》中所谓"王乔凫履"，盖"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原"传于《抱朴子》"。沈约《宋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至于魏收《魏书》，"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一作重加诬语）。遂云司马睿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当代敕撰前史，亦多采小说家言，如"皇朝新撰《晋史》"，多采《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等书中史料，"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怪鬼物"。又在《杂说下》中指出，刘向之书，"皆广陈虚事，多构虚辞"，将战国游说之士所造寓言当作真人真事，"定其邦国，加其姓氏，以彼乌有，持为指实"。
刘知几在《史通》中还重点批判了汉代一些学者以阴阳五行说附会历史的谬误，在《书志》中说："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客，远应始皇；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门枢白发，元后之祥；桂树黄雀，新都之谶。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实皆迂阔。"又说："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谓王札子之作乱，在彼成年；夏征舒之构逆，当夫昭代；楚严作霸，荆国始僭称王；高宗谅阴，毫都实生桑谷。晋悼临国，六卿专政，以君事臣；鲁僖末年，三桓世官，杀嫡立庶。斯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然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铨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他又写了《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个专篇，对《汉书·五行志》中的错谬集中予以揭发。《五行志错误》中，将其谬误归纳为四科二十目，分别举例予以批判，如第三科批评《汉书·五行志》"商榷前世，全违故实"，"不循经典，自任胸怀"等。在《五行志杂驳》中，又举出《汉书·五行志》十五条错误，主要根据班固所记事件的史料来源，事件发生的形势、时间先后、地理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驳斥董仲舒、京房、刘向、班固等推论记述五行灾异占验时的种种牵强附会，自相矛盾。如鲁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董仲舒、刘向以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东方者，轸、角、亢也。角、亢，大国之象。为齐、晋也。预示其后"田氏纂齐，六卿分晋"。刘知几驳斥说：星孛之后二年，《春秋》尽。又十一年，《左传》尽。"自《传》尽后八十二年，齐康公为田和所灭。又七年，晋静公为韩、魏、赵所灭。上去星孛之岁，皆出百余年。辰象所缠，氛祲所指，若相感应，何太疏阔者哉？"
应当指出，刘知几揭发经史中伪事、虚语，并不是专门进行辨伪，只是从史料学的角度批评经史中因史官隐讳、虚美、附会造成的史料不实，有些怀疑、指责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发前人所未发之论，言前人所未敢言，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影响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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