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1:11:55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12月 刘志琴 参加讨论
从礼俗互动的视角考察中国人的衣食住行，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的国情和民性。例如，中国人传统的住房多以平面建筑为主，为什么很少向高层发展？地理环境、建筑材料固然有影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制度的制约和社会观念的崇尚，缘于礼制以尊卑贵贱的等级限定民居的高度，即使拥有钱财，也不能随意建高层。不向高处发展，就横向发展，因此形成多进的深宅大院。 中国人崇尚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土是承载负重的大地，木能建构空间，土和木是建筑平房的最佳材料，却不宜造高楼，所以中国的民居沿着地平线延伸，平稳舒缓、布局均衡。每所住宅由东西南北四向构成四合院，正房、偏房、厢房、穿廊，主次分明，充分体现一家之中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规则。宅院中最大、最好的为正房，由一家之长居住，子女儿孙分别居于附属的厢房或耳房。居室由面积的大小、方向的阴阳，表现权威性和仆从性。一家之主，往往是一夫多妻，元配居正房，小妾住偏房，因此古人常以“正室”称呼大夫人，用“偏房”称呼小妾，以正和偏表示不同的身份，用居室标志地位的高低。这比一般性的描述多了一份居家伦理。所以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婚丧节庆，不论形制、仪式和内容，莫不体现出礼制的主导作用。 再以饮食为例，随处可见饮食烹调与伦理政治相通的倾向，普普通通的日用器物，一旦注以伦理政治的观念，立即神圣不可侵犯。鼎就是突出的一例。 鼎，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国家的重器，其实是只饭锅。它鼓腹，比其他容器能盛放更多的食物；两耳，便于提携移动；三足鼎立，方便置火燃烧。炊具和餐具合一，比当时的笾、釜、镬、豆、簋等食器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所以古人认为是“调和五味之宝器”。用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施行祭祀的重大礼仪，这就不同凡响，因而被尊为礼器。传说黄帝铸造了三只鼎，以此象征天地人；夏禹收罗全国的金属，铸成九个大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自此，定鼎喻为国家政权的奠基，鼎也就成为权力的象征。鼎有了这样特殊的价值，就不能再为普通人所拥有，因此又有列鼎制度。天子可以有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士、大夫、诸侯、天子，权力愈大拥有的鼎数就愈多。“调和鼎鼐”这一本来纯属烹饪的术语，在古代亦可作为宰相治理国政的代称。春秋时晏婴对齐景公谈论君臣关系时，以和羹做比喻。孙子论兵学是烹饪之学，《淮南子》论治学以烹饪为例证，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传诵千古。这些都是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不厌其详地从烹调方法论及国家大事，是治国理政高度权术化的表现，也是伦理政治对生活强力渗透的结果。诸如此类在服饰文化中更有充分的体现，这里不一一列举。 总之，在传统中国，衣食住行，百姓日用，无不具有伦理的意义，有的已成为政治伦理的符号，这种生活方式在世界上也属独一无二。从这里可以理解任继愈先生为什么强调，外国人学汉学要从认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开始。 贴近生活日用，从礼俗互动中认识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撰写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文化史，是建设这一学科的重要使命。 注释： ①佛雏校辑：《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②金岳霖：《审查报告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汤一介：《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界》2001年第4期；李泽厚：《历史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黄玉顺：《复归生活重建儒学》，《人文杂志》2005年第6期；葛兆光：《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④笔者据杨伯峻《论语译注·论语词典》(中华书局1962年版)和《孟子译注·孟子词典》(中华书局1963年版)统计。 ⑤袁承业：《王心斋先生遗集》第1卷，“语录”，《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⑥李贽：《答邓石阳》，《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页。 ⑦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陆德明音义：《周易注疏》第11卷，“系辞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 ⑧王夫之：《周易外传》第5卷，“系辞上·传第十二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3页。 ⑨《朱子语类》第4册，第62卷，“中庸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96—1497页。 ⑩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礼”，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1页。 (11)参见詹鄞鑫《释甲骨文“彝”字》，《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12)《史记》第4册，第23卷，“礼书第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6页。 (13)柳诒徵：《中国礼俗史发凡》，《柳诒徵说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261页。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4年4期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