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鉴资治的历史鉴戒思想
范祖禹撰写《唐鉴》的目的就在于总结前朝的治乱兴衰，为本朝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用以资治，因此取鉴资治、总结帝王为君之道的历史鉴戒思想便构成了范氏史学思想的主要特色。我们认为范氏这一思想主要包含如下的内容：
第一，任贤使能，慎择宰相。范氏认为“天下治乱，系于用人”，故极力强调人主应用贤摒佞，知人善任。他说，“人主之职，在于任贤，得贤则万事治”②。人君用贤，应任而勿疑，而用人应才行兼备。明皇末年，偏信佞{K1D404.JPG}，结果是“朝臣无忠贤，左右无正人”，以至酿成大乱。对此他发出了“存亡在所任”的疾呼，要求人君屠人应慎之又慎。
范氏强调人主用贤，尤应慎择宰相。他对玄宗前后期的治乱兴衰作了深刻分析，认为开元时期以姚（崇）、宋（璟）为相，二人或忠言直谏，或守法不阿，皆活也能臣，玄宗能用之，因致开元之治；后期明皇任佞用邪、排摈贤良，把天下安危寄于佞相李林甫、杨国忠，以致安禄山构逆，酿成祸乱。范氏对宪宗削强藩、穆宗失河朔也进行了剖析。宪宗用裴度等人为相，对骄藩严惩挞伐，平西川、定浙西、下淮蔡、复淄青、收河朔，一扫肃代以来骄藩跋扈之风，形成了“元和中兴”之局，“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初年，河朔复叛，藩镇割据故态复萌，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也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乱之所系，岂不重欤？”③
第二，纳谏杜谗，广开言路。范祖禹认为臣下是否能不畏逆鳞，直言极谏，君主能否虚怀纳谏，从谏如流，这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兴衰存亡的大事，统治者不可不重视。他对唐太宗“孜孜求谏”、嘉纳直言的开明作风备加赞赏，称为“为君为长之道”，以为惟有这样，才能集群臣智慧，以匡人主缺失。太宗问魏征人主何为明，何为暗，魏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范氏评道，“善哉！太宗之问，魏征之对也，可谓得其要矣。夫圣人以天下为耳目，故聪明；庸臣以近习为耳目，故暗蔽。”④在范氏看来，人主兼听博采，可以广开言路，形成下情上通，上意下达的局面，故道：“言路开则治，言路塞则乱。治乱者，系乎言路而已”⑤。范氏认为君臣诫谏，还可杜绝谗言，不怕邪之不察、佞之不辨。如果不纳忠谠之言，杜绝谏争之路，其结果必是君子日踈、小人日亲。他对饰非拒谏、杖杀谏臣的君主给予了猛烈抨击、“国将兴，必赏谏臣；国将亡，必杀谏臣。故谏而受赏者，兴之祥也；谏而被杀者，亡之兆也。”⑥
第三，赏善罚恶，励行法制。范氏强调法令“人君为之而与天下共守之”，要求统治者应正身率下，遵法守纪。同时他又反对酷法重刑，主张宽简刑政，刑罚从轻。他说“夫重法以止盗，法繁而盗愈多，……未见其能禁也”⑦。还强调君主执法，应不避权贵，无舍亲昵。惟有这样，才能做到“刑清而民服。”故云：“人君赏一人而天下莫不劝，罚一人而天下莫不惧，岂其力足以胜亿兆之众哉？处之中理而能服其心”⑧而已。
第四，黩武穷兵，必乱天下。范氏反对人君轻于用武，提出了“强兵不如强民”的主张。他指责太宗伐高丽，“非王者之师”，对玄宗以重兵经营边陲大加责难，称“明皇卒以黩武至于大乱”，批评德宗不务养民而先用武，弄得民愁兵怨，以致酿成“四王”、“二帝”之乱。故告诫人君应偃武修文，力戒干戈。
范祖禹在书中对唐代的治乱得失，特别是中晚唐的政治也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见解。他对中晚唐宦官典兵权、掌枢密深恶痛绝，认为“自古宦官预军政，未有不败国丧师者，而唐为甚，后世亦可以鉴矣”⑨。对德宗朝弊政也进行了全面分析，把姑息藩镇、委任宦官、聚敛货物，视为德宗三大弊政，以为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宦官擅权、骄藩跋扈，为中晚唐政权之最大祸患，范氏对此大加抨击，无疑洞察了时弊之症结所在，的确值得后世统治者引以为戒。
不可否认，范祖禹取鉴前朝，总结帝王的为君之道，尽管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江山长存，但亦提出了不少切中时弊的好的批评建议，为统治者勾画出了一整套值得借鉴的治国方略，诚如他所言：“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足以得师；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为资”⑩。可见这种以史为鉴、求治之资的鉴戒思想，表现了他重视史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用以垂戒资治的社会功能，无疑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值得珍视的东西。
注重纲常名分的封建正统思想
正纲常、辨名分，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这是范祖禹正统历史思想的主要内容，因此他在《唐鉴》中着重探讨了如何用封建的纲常礼教来维护和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在范氏看来，恪守君臣之道、维护君主的权力、地位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核心。由此出发，范氏强调做国君的应正身修德，以上化下；做臣子的应谨守臣节，忠心事君，决不能以下犯上，违背臣道。因此明君臣父子之义、辨尊卑高下之差，便成了他褒贬史实人物，衡量是非善恶的主要尺度。他在《唐鉴》开卷第一条便对秦王李世民劝父联合突厥、起兵晋阳一事给予了严厉的鞭笞，认为这种“胁父臣虏”“以得天下”的行为乃是违背君臣名分的大逆不道之举，称“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而不知义也”（11）。范氏对两《唐书》、《通鉴》所记玄武门之变为唐太宗粉饰、辩护一事极为不满，对李世民违反立嫡立长的继承原则，以弟杀兄，以藩王杀太子而夺其位的行径大张挞伐。他说，“立子以长，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众，古之道也”（12）。“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贰，父子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13），认为唐太宗杀弟屠兄、逼父让位的行为是“为子不孝，为弟不弟，悖天理，灭人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14）。范氏强调“君臣以道相兴，以义相正，”从这种维护君臣名分的思想出发，他斥责了魏征、王珪等人不死建成之难而反事太宗，有悖于“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伦常。范祖禹对儒家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推崇备至，对统治者违背纲常伦理则深恶痛绝。他痛斥李世民纳弟妇欲立为后是悖天理、渎人伦，“恶莫大焉”，鞭打明皇纳寿王妃是绝三纲，认为李唐王朝“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15）范氏对儒家尊奉的礼义制度也备加推崇，对唐皇的失礼、僭礼行为亦大加抨击，认为“唐之人主，鲜能谨于礼者”，故治日少而乱日多。显然，范祖禹强调伦常、崇尚礼分，坚持用儒家的义理评判史实、褒贬人物，注重史书的义理观念，与理学家主张史学必须以义理为依归、明辨纲常伦理以维护封建统治，可谓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反映出理学逐步浸入了史学的倾向。
范祖禹的封建正统思想，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处理武则天的史实纪录和评论上。范氏对武则天废唐称帝表示了强烈愤慨，对两《唐书》为武后立本纪更为不满，认为这种书法形式违背了“春秋笔法”。为了效法“春秋笔法”，他不书武周年号，而用中宗纪年，自谓比《春秋》“公在乾候”之义。在范氏看来，正统、僭伪之别的重要标准是看以谁为纪年。武后篡唐建周，以女人而登帝位，把封建王朝嫡系相传、一脉相承的宗法世袭体制破坏殆尽。若仍用其纪年，无异在为宗法体制的破坏者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为了纯结李唐皇统，就有必要以正统论为武器对女主进行批判和清算。因此范氏以旗帜鲜明的立场在纪年上大作文章，用“公在乾侯”的书法形式对武后口诛笔伐，大加责难，借此表达他对武则天篡逆的痛恨和对李唐王朝正统地位的尊崇。可见范氏以春秋笔法定褒贬、以正统原则论是非的正统历史思想于此表露得是何等的突出。在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唐鉴》之所以能见重于宋室，正是因为范祖禹封建正统的历史思想符合了当时统治阶级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
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
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这是范祖禹历史思想的又一重要特色。范氏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比较重视民众的力量。
爱民、重民。范氏认为，民心的向背直接决定着封建政权的兴亡，因此重民，爱民者，则国运长祚；损民、虐民者，必丧天下。他对炀帝丧国、高祖开基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曾为“甲兵强锐”、“威动殊俗”的杨隋帝国仅存36年便“率土分崩”、“二世而亡”，其原因就在于杨隋统治者损民虐民。唐高祖以一旅之师取关中，不及半载便奄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就在于高祖深得民心之故。范氏对君民关系也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他说“君者，民之所戴也；剥民不已，必害于君”（16），又说“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众心之所戴也。合而从之则为人君，离而去之则为匹夫”（17），因此天子之贵，四海之富不足恃，“人君苟得民心，则不在地之广狭、兵之众寡，王天下犹反掌也。”（18）若失民心，犹如“欲除疮疥而疾溃于腹心，欲求四支而祸发于头”，其结果必是“民散而国亡”。
保民、安民。范氏认为统治者不仅要重民、爱民，亦需保民、安民。在他看来，要做到保民、安民，统治者首先应正身修德，作出表率。其次应尚俭去奢，反对浪费。他对玄宗奢侈挥霍大加鞭挞，指出“财者，天地之所生而出于民之膏血，先王知稼穑之艰难，抒柚之勤劳，故取之有制而用之有节。而明星暴敛而横费之，其不爱惜如此，安得无祸乎”（19）。再次，选用廉吏，严惩贪官。范氏认为君主任一廉吏，则百姓被其德泽，任一不肖，则“天下被其灾害”，故人主应慎择守令，以治郡县。黄巢入长安，“尤憎官吏，得之皆杀之”，范氏评道：“夫为吏，而使民爱之如父母，则爱其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仇，则其君岂得不危亡乎？”（20）复次，轻徭薄赋，反对暴敛。范氏指出要得民心，必须要省力役、薄赋敛，施泽于民。对于敲榨民财、刻意聚敛的兴利之臣无不痛加贬斥。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因倡增两税而贵为宰相，范氏斥之为“民贼”。两河用兵，德宗“括借商钱”，大索长安，榜捶商贾，范评道：“暴敛之害，甚于寇盗。寇盗害民之命，而聚敛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则不可得而复收之也。孔子曰‘苛政猛于虎’，借商之事可见矣”（21）因此人主不务德而务聚敛，结果必是“贪政多而民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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