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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可斌]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


    编 者 按:2013年11月23—24日,《文学评论》杂志社、《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了“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数十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发言。本刊就此议题,约请一些专家撰写笔谈,以供学界参考。
    

    探讨古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可能对年轻学者和学生来说更有意义。已经成名的中老年学者,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甚至相对固定的知识结构、研究思路和方法,且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一般会按照自己既定的研究思路和计划,将自己的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当然不排除他们仍然对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保持一定兴趣,在可能的情况下吸收一些新的信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某种微调,但要作出大的改变已很困难。只有个别特别富于创新精神、敢于挑战自我的中老年学者,才可能“衰年变法”,在晚年还尝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学习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创造新的辉煌。
    但对年轻的学者和学生,探讨研究视野和方法问题就非常重要。对古代文学研究以至所有学科的学术研究事业来说,探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尤不可少。现在上到七十多岁、下到五十多岁的这一代学者,享受的学术资源和条件之优越是空前的。中国自19世纪末期开始传入西方近代文学理论观念,后来又有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老一辈的学者,以他们出色的智慧,吸收这些思想资源,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的研究人力有限,加上客观环境动荡不宁,他们的很多研究工作都还是点到即止,来不及完全展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新一辈学人所处的外部环境相对安宁、开放,获取各种资料也日益便利,他们能充分利用上述几方面的思想资源,同时又吸收近几十年来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资源,并借鉴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日益完善的学术研究规范,充分展开研究,或系统整理文献,或创建理论体系,“新知趋邃密,旧学转深沉”,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这一辈学人几乎把到目前为止能用的学术资源都用过了。新一辈的学者和学生如何能走出新的道路,古代文学研究事业如何能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严峻的问题。因此,现在功成名就的一批学者,不能因为自己对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需求不太迫切,而轻视甚至不负责任地嘲笑这方面的探讨。
    就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而言,影响巨大的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指出,学术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在旧的范式的阐释、分析功能发挥殆尽之后,必须探索新的范式。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历史学界借鉴西方当代史学的理论观念,实现了社会史转向,即从以政治史、军事史研究为主转移到以经济史、生活史、民俗史、文化史等的研究为主,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形成了不少新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图景的认识。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社会化转向,从研究精英的、经典的、逻辑的思想史,到研究普遍生活中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即是这一转变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相对来讲,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对研究范式和方法不太敏感。是否也可能出现回归生活史、心灵史研究的转向?
    提出这一问题,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对古代文学以至整个文学研究的性质、目的和意义的理解,一是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观察。
    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是存在危机的,主要表现为三种现象,即重复、琐细和疏离,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关于重复。目前流行的平面的研究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划分地块的做法:个人──家族──群体──流派──地域──时段──范畴──文献等等,但地块总有划尽之时。前些年,一方面是因为海外学术研究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内部拓展的需要,研究视野和方法曾经有过一定转变,如重视艺术形式(音律、节奏、句法、文体)、文学传播、文学接受、性别研究等,带来了一定新气象,但毕竟空间有限,马上就形成了新的拥挤。
    一般都认为,宋代以上文学的研究已比较深入细致,元明清文学还存在较多有待开辟的领域,因此现在元明清文学成为热点。实际上在元明清文学研究领域,也已显现比较严重的拥挤和重复。据周明初教授发表在《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的《走出冷落的明清诗文研究──近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述评》,近三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专著出版情况:1980—1989年,共有四十八种,年均近五种;1990—1999年,共有一百二十一种,年均约十二种;2000—2010年,共有四百种以上,年均约四十种。其中,2000—2005年,共有一百六十四种,年均约二十七种;2006—2010年,共有二百三十六种以上,年均约四十七种。成果量在以加速度迅速增加。如关于流派研究,近十年以来,即有流派研究著作三十二种。明清时期的重要诗、词、文流派都有研究专著问世,如铁雅诗派、吴中派、浙东派、江西派、茶陵派、明中叶吴中派、复古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毗陵诗派、湖湘诗派、梅里词派、柳州词派、吴中词派、常州词派、临桂词派等。其中关于公安派、桐城派各有五部专著和论文集;关于常州词派有四部专著;关于茶陵派和竟陵派有两部专著。不是说这些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已经不能研究了,问题是如果研究范式大同小异,甚至都叫“某某派研究”,如何能避免重复?怎能出新?
    关于琐细。按照老的思路,路就越走越窄,选题越来越小。有些不太重要的作家,也有专门研究的论著;研究的时段越分越小,原来有明前期、明中期、明晚期、明末清初等概念,后来又有洪武朝、永乐朝、嘉靖朝、万历朝等概念,现在则有了嘉靖前期、嘉靖中期、嘉靖后期之类概念。对较短时段的文学进行深入研究,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角度,但如果这类选题太多,而又只是把研究内容细化,不能上下贯通,就没有太大意义。
    元明清诗文研究以至整个元明清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先秦到唐宋现存的文献资料都有限,任何一个细小的新发现都可能很有意义。元明清文学研究的特点是个案多,作家、作品浩如烟海,如果我们随便找一个作家、一些作品进行研究,可能也是“填补空白”,却不一定有多大意义。因为有些地块虽然还是空白,但那里本来就没有什么矿藏,不可能挖掘出什么东西。因此从事明清文学研究要有特别敏锐的问题意识,选择的研究对象可大可小,但必须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知识分子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某些重要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能小中见大,见微知著,这样的研究才富有意义。这可能是从事明清文学研究者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强调这一点,对明清文学研究健康发展非常必要。
    元明清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状况,在先秦到唐宋文学研究领域也同样存在。如现在研究这些时段的博士论文选题,有“后代某位诗人对前代某位诗人的某种诗体或某种题材的诗歌的接受”这样的题目,显然也日趋重复和琐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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