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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中元]“一带一路”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探论(2)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非遗保护互为支持
    1. 沿线非遗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文化支撑。从本质上说,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力量,来自于由不同习俗、价值观等文化因素所形成的内在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认同障碍,以及这种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内在制度安排对更广泛区域或共同体内部、正式制度安排缔结和制度环境形成的影响,因此关键是要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彼此尊重、相互包容的可操作的制度—文化认知共同体系。赞尼尼、斯图曼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致力于打造文化认同的一项宏伟社会工程,“为成功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不但需要真正创造出双赢局面,还要为欧亚大陆带来比单纯经济利益( 公路、铁路、海港) 更有价值的无形利益———文明认同。”“需要塑造一个形象前后一致的‘文化身份’,这是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5]他所指的认同和身份与非遗有着深刻关联。沿线非遗表征着“一带一路”区域民众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是记录沿线族群、民族集体文化记忆的特殊载体,对于群体文化身份的选择、认知和维系具有隐性而基础的影响。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即使再小的族群“其成员之间不可能全部互相相识,但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却觉得与其他成员有亲密的关系”,因为“各共同体之间没有什么明确的真假条件去区别,而是以成员想像出来的框架去区别”。[6]“一带一路”沿线民众集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沉隐于口头传说、舞蹈、音乐、服饰标识及行为禁忌、民俗仪式等非遗事象之中。这些非遗伴生于、又助推着种族群落融合、宗教传播与互通,能串起丝绸之路文化共同体的各种要素,让不同的民族、宗教、语言等超越国家的区域疆界,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有助于形成一种以共同的文化、相似的历史为内核的多元、互通、交融的文化现象和价值观念,这是塑造“一带一路”区域文化身份的根源和基础。“丝绸之路已经成为横跨欧亚的一条遗产大道,文化遗产决定了‘一带一路’文化发展的厚重底蕴与发展潜力。”[7]非遗作为既柔软又坚硬的力量,使沿线民众除了依据于血缘、地缘、职业、文化生活方式确认自己与“他者”的身份以外,还通过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文化心理结构特征以及个体对群体属性的综合利益权衡等确定身份认同。
    不少沿线国家、区域拥有共同或类似的非遗。例如: 千百年来妈祖信俗从湄洲妈祖庙传播到33个国家和地区,至今妈祖宫庙有数万座,信众达3亿人,各地妈祖分灵庙通过“谒祖进香”“天下妈祖回娘家”等展演传统礼俗维系着海内外众及地方的互动,妈祖信俗在我国沿海、台、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影响深远。东南亚地区被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的菲律宾玛拉瑙人《达冉根》史诗唱诵、伊富高族的《呼德呼德》史诗唱诵,越南铜锣文化空间、宫廷雅乐,印尼波形短剑、哇扬戏,柬埔寨斯贝克通高棉皮影戏、皇家舞剧,马来西亚玛雍戏等,来自不同的国家,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但以传统万物有灵信仰和印度教信仰为内在精神核心,共同体现了东南亚传统文化的特点。广西的主体民族壮族与东盟国家的侬族、泰族等同根同源,具有共同的祖先、相近的语言和生活习俗,至今东盟很多国家都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以祭灶王、抛绣球、舞龙舞狮、放花灯、赛龙舟等为表征的壮族文化历史印记。诸如此类的非遗以其软、柔之力推动着民心相通,助力着建构超越现实边界的文化身份及命运共同体。
    2. “一带一路”建设赋予沿线非遗保护新机遇。“一带一路”沿线涉及53个国家94个城市,总人口约44亿,约占全球的63%。我国境内则有新疆、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上海、福建、浙江、广东、海南、重庆等18个省、自治区直接相涉,这些区域的非遗资源多元丰富,是我国推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传承、互联互通不可或缺的依托。“一带一路”对我国沿线非遗而言,是一个体量庞大的文化交流和贸易网络,其关键在于提供了开放共享的供给渠道。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域互联互通的推进,非遗不再仅仅定位为满足自需的传统,而是有条件、有机遇突破特定族群、行业、社区的特定信仰仪式、节日习惯等需求,变简单的自产自销、物物交换为跨地外销和出口贸易,进而成为沿线共享的文化产品。“基于他需的非遗供给是随着商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在非遗保护国际化的今天,他需供给已经成为非遗供给必然的发展之路。”[8]相比于一国一省、一区一域,“一带一路”所提供的“他需”更为广阔充足,这意味着我国沿线非遗供给的对象、渠道得以发散扩大。非遗供给与“一带一路”沿线有效需求的对接,使优秀的非遗产品有更多机会被“一带一路”民众所消费,沿线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也有望被进一步满足。
    在“一带一路”的供给渠道中,非遗的主体、技术、产品和方式不得不采用跨地缘、跨族缘、跨业缘的方式进行组合,许多非遗得以通过展销会、文博会、旅游节等载体以及大型营销网络走出原生社区、族群和行业,进入国内外的公共文化供给系统和文化产业发展体系。非遗作为外交馈赠品、军资用品或入药用剂等等,越来越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医学等领域被运用,如我国云锦、苏绣、湘绣、粤绣、蜀绣等非遗产品就被作为珍贵礼品馈赠给它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将会有更多原本“封闭”的非遗跨出地区和国门,被“一带一路”沿线的人们所认识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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