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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建立世俗世界的美学(3)


    二、从隐喻到转喻
    不可否认,八十年代形成的某些东西,仍然在今天的语境中强有力地渗透,它们不仅作为记忆构成与今天的潜在对话,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当下人们的头脑。2000年李陀先生提出对于“纯文学”的再思考,笔者不一定同意他的表述,但是同意他对于八十年代重新反省的立场,并认为非常必要。所有那些在特定语境下形成的东西,为了摆脱政治控制而形成的一系列表述,当然有它们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其影响甚至不仅是在文艺理论领域,而是帮助促进制造了那个年代整体社会文化气氛,起到了一个“解放人心”的作用。但是这之后中国社会又往前走出了好几步。当然不能说文艺理论的发展一定要与社会同步,然而显然,由更早更为逼仄的社会政治语境所产生的那些“超越性”表述,不能说就是关于文学的永恒定论,而不需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
    一个明显的理由是,不管是文学还是文学理论,都要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构成某种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对于现存社会或流行价值的形成某种张力而不是止于其间,对于既有的思想和精神腐败造成某种压力而不是混迹于其中。至于这种“张力”和“压力”如何表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能否在汲取此前教训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一套更加有说服力的理论表述,而不是简单回到从前的提法、路径上去。李陀先生类似“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的表述,肯定令人想起了从前的做法,想起那些他本人也曾经激烈反对过的东西,因此遭到当年并肩战斗的一些文学界老朋友的激烈反对,这是不难理解的。人们自然会想,好容易挣脱了的东西,怎么今天又原封不动地卷土重来?这也并不是说凡是过去的都仅仅是不好的,但是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乃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
    因而目前所需要的是,如何从文学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如何将“张力”和“压力”翻译成文学的语言,看看从写作的角度,我们能不能提出更为妥当的方案,从而使得文学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而不是远它而去?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谈论了这么多年的“人文主义”,乃至“人文主义”被看作八十年代的一个主要标签,但是如何看待世俗世界,尤其是如何发展出一套与世俗世界相匹配的美学文艺学,它不是以否定世俗人生为目标,不是以能够超出这个世界为荣,更不是以不同名义的迷狂状态为指归,而是能够在看得见的这个世俗世界之内,在熙熙攘攘的这个人世间,重新寻找文学的含义和立足点。事实上,这个世界已经无可奈何地世俗化了,但是世俗化不仅仅等于庸俗化,不仅仅等于沉沦和无聊,这要看我们如何努力,如何为这个世俗世界寻找和建立尺度。
    分析王一川教授在八十年代,如何养成了那样一种对于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不是本文的任务,而是一项更为深入的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工作。它关乎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王一川教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本书《意义的瞬间生成——西方体验美学的超越性结构》,如今读来令人别有一番兴趣。作者如此认同他所谈论的西方大师,大师们的辩论术,则成了他本人的修辞方式。在描绘这个“世界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王一川教授的笔下,聚集了一群以形而上学或总体的方式提出世界图景的人们,至少他是这么描绘的:
    ——柏拉图的“影像”和“洞穴”的图景。
    ——康德的“分裂”、尤其是席勒的“断片”的图景(“人应该是丰满的整体,如今却沦为可怜的断片”8)。
    ——叔本华“欲望”、“痛苦”乃至“痛不欲生”的图景。
    ——尼采“颓废”的图景(尼采相信生命之不幸,是因为生命力的“匮乏、软弱和衰退”9)。
    ——弗洛伊德“焦虑”的图景。
    ——海德格尔“烦”、“沉沦”的图景。
    ——杜威“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图景。
    其中除了柏拉图,按王一川教授的解释,其余都是针对现代和现代人的。将所有这些人的表述加在一起,真可谓一个锈迹斑斑的世界,其中人世间几乎被描绘为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深渊。姑且不论这种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事人的原意,我们从中读到的是八十年代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对于世界总体上绝望无边的看法。这个世界被描述成一个密闭的、同质性的存在,所有那些不幸惹上尘埃的事物——从大自然到人——都失去了名称,它们在帮助完成哲学家对于世界的总结之后,在哲学家的雄心抱负面前,羞怯不安、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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