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科学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使人们不得不以崭新的眼光重新对待许多曾经安之若素的科学观念和方法原则，科学家愈来愈注重在哲学的高度对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反思，哲学家也日益加强了以新的科学理论和观念作为背景的认识、思维规律的研究。科学与哲学的对话、科学家与哲学家的结合，使科学哲学以生气勃勃的面貌于几十年间巨擘辈出，硕果累累，无可置疑地成为当代最引人注目的学术领域之一。
科学哲学在本世纪几十年发展中流派纷呈，大家关心的问题也存在差异，但就其总的性质而言，科学哲学是研究科学知识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总体方法的学科，它注重从科学研究的主体立场来研究科学发展的动力、结构和方法。用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话说，它是关于“科学发展的逻辑”。
科学的发展是有整体韵律的事业。历史虽然与自然科学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但它作为科学整体中的一门分枝学科的性质，使之与科学哲学存在相互沟通的基础。历史学的发展，需要对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当代诸多新的科学理论体系作出自己的判断，从而进一步探讨历史学自己的“科学发展的逻辑”。这一门类问题的初步探讨，应该由讨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入手。这里我们可以节略对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脉络条分缕析的回顾和评价，打开其中诸多流派争论中结成的复杂的思想网络，首先选取其中一些看来与历史学研究有较切近关系的理论观念，来讨论它们是否可以对历史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科学是可错的
在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尚居“标准”哲学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念中，“科学”性意味着可实证性，即一切科学的、认识上有意义的理论必须是经验上可以证实的，因而科学即是关于经验事实的真实描述。这在一般并不追索概念的哲学内涵的人们中，形成普遍的“科学的即正确的”观念，科学被视为在经验证实基础上建立的正确的认识。
卡尔·波普尔有本世纪初科学革命的震动下，对这一观念提出批判。1916年受因斯坦发表的经过修正的广义相对论预言，星光行经太阳时将发生1.74角秒的偏转，这与牛顿引力学说的结论针锋相对。1919年日食观测的结果宣告了相对论的胜利。为什么经过无数次证实的牛顿引力论仍然会失败？这促使波普尔对科学的本质进行反省。他在与爱因斯坦的接触中，发现爱因斯坦并不是象牛顿一样把自己的理论看作“对事实的真实描述”，而是看作“尝试性的猜测”，并宣布在观测不到引力势场使光谱线红移现象时，广义相对论即应抛弃。波普尔由此得出结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可能错误的，并总有一天会被推翻。因而“科学是由包括实验检验在内的无情批判所控制的、大胆的、思辨的猜测所组成”（复旦大学哲学系编《现代西方哲学文集》）。这种猜测总会被更好的猜测所取代，因此从来不能被证实。反之，伪科学也常常可以得到与理论相一致的观察经验。科学的不可错的观念基于经验实证的可靠性观念，人们的经验都是基于过去观察到的事实，可是为什么这种事实会准确无误地概括未来的事实呢？这就依赖于归纳，即依赖于把反复出现的经验事实概括为普遍的包括未来的事实。波普尔以极激烈的方式否认归纳逻辑的可靠性，指出归纳逻辑中前提为真结论未必为真，见到多少白天鹅也不能得出凡天鹅皆白的结论。反之见到一只非白的天鹅就可以否定凡天鹅皆白的理论。所以经验事实不能证明理论为真。科学需要经验事实检验，但这种检验的意义却不是使科学必真，而是不断地对理论进行批判、否证，在批判中形成更好的理论。所以科学的本质只是猜测，是可错的。这种思想中偏激的内容，如完全否定归纳的意义，夸大“否证”的意义，乃至忽略现代科学无论如何比其前代科学要确切得多等等，已经受到继起的研究者的批评，但是科学是可错的这种观念的内核却深深地影响了迄今为止所有科学哲学家的探索。
波普尔对于归纳意义的批判无疑有其合理性，但看到归纳意义的根本缺陷却并非波普尔的创见。恩格斯早已嘲笑过夸大归纳推理意义的牛顿是“归纳法的驴子”。他说：“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不能把归纳过程弄清楚……按照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是不会出错误的方法。但事实上它是很不中用的，甚至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结果，每天都被崭新的发现所推翻……假如归纳法真的不会出错误，那么有机界的分类中接二连三的变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些变革是归纳法的最独特的产物，然而它们互相消灭着。”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相互联系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马恩选集》第3卷P.548～549）。
这里确应进一步思考的是，既然归纳逻辑并不具有逻辑经验论者相信的那种绝对可靠性，那么建立在观察经验基础上的认识是否等于科学的认识。恩格斯对此亦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单凭观察经验所得到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这是如此正确，以致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来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早晨不升起来的一天”（《马恩选集》第3卷P.549～550）。那么观察经验并不能保证科学认识是准确无误的。进而， 只要我们并不抛弃“科学”这一概念，“科学是可错的”就应成为合乎逻辑的认识。恩格斯对此的概括也是十分精当的：“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马恩选集》第3卷P.561）。这样， 我们应该承认波普尔把科学理解为“猜测”，认为科学是可错的，是一种可取的见解。
波普尔的这一思想在本质上并非独创，这一点在西方科学哲学的后继者中并没有引起注意，所以他们大多数是把波普尔的这一思想作为科学观念再探讨的直接背景。无论这是由于偏见还是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的，却使波普尔的该思想成为观念变革的一个实际环节。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由于恩格斯这一思想是在更有明显说服力的现代自然科学变革发生以前提出的，我们也大多是在思维形式的即关于归纳与演绎的关系、假说的运用价值的意义上来理解之，而忽视其中包含的对科学本质的深邃洞察。加之波普尔确乎在这一起点上对科学观念作了更为具体的探索，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波普尔这一思想是有启发意义的。
那么，“科学是可错的”，这种观念及有关的论证对于历史学有什么意义呢？
逻辑实证主义乃至旧归纳主义的科学观对于较少关注科学的总体发展的历史学家来说有更大的影响。我们的历史学传统，虽然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但是由于忽略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泥守于种种实证主义的观念束缚中。我们在很多关于“历史科学”的表述中，浸含科学意味着无误的结论的意识。这样，虽然我们不无一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法，但却时时表现出以取得进展的研究基础上将之视为无可改变的前提的意向。这就导致在史学争鸣中往往以抽象的理论前提来排斥具体研究中的新的意见，对待包含谬误的探讨常常以指瑕重于取瑜的价值取向来加以评价。科学是人类无休止的探索活动，它的本质应该作为过程才能理解。因而它一定是包含谬误的，即只能在包含谬误的探索中才能发展的，在既定的情形下无可争辩的科学认识，在后来的情形下仍要成为可议可论的。历史的认识活动乃是在对于相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中向前发展的活动。所以大量的谬误并不存在于科学的总体发展之外。
历史学中把认识的可靠性完全诉诸观察经验的倾向也有过偏执的性质。这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表现为对归纳逻辑近于轻信的取向，在认识评价中表现为对认识的直接可检验性的夸大。比如当我们作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内在趋势是走向资本主义的结论时，便无例外地会举出史料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记载，但是究竟多少这种记载足以保证结论是准确无误的呢？这就很少得到认真考虑。而其结论既然看去是来自观察经验的归纳，那么结论就似乎足以坚持了。同样的观念基础，几乎主导的倾向都认为历史认识必须诉诸经验的检验，而没有注意到这种检验并不保证历史认识的绝对可靠性。因为关于过去历史的大量认识并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检验的“判决性”实践。例如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趋势如何的种种歧议、古史分期的断限何在等等。人们为此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加上史料的检验，或者历史家认识实践的检验。可是史料是认识过程中的归纳材料，某些研究者将之称为史家认识过程中的“中介”，以中介检验结果，既包含逻辑错误，也并无判决性意义。其他历史家的“认识实践”仍是“认识”活动，他们可以提供相互间的支持，表明史家认识的一致性，但是这仍然是认识范畴，以认识检验认识，怎么可以说是一种实践观呢？当然某些切实现实的历史认识是可以在现实社会实践中检验的，其特征可以留待后议。这类主张中的逻辑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为什么会成为一种主流的倾向呢？如果允许作一点猜测，那么似乎还是和一种价值取向即只有通过观察经验才能取得科学认识的倾向有关。由于这已渗入价值认识，人们就比较轻易地接受与之相协调的观点，并忽视这类观点的论证缺陷。我们不能否定观察经验、归纳逻辑在科学研究中的意义，但是夸而大之，同样是不符合科学认识发展的实际和辩证法的，所以对历史的真理性的基础包括检验问题还是要再研究。
二、科学发展的非累积性
把科学的发展看作累积性的事业，这是与科学的经验证实准则及其正确无误的信念一致的一种曾居主导地位的科学发展观念。科学的发展是正确的知识即真理不断累积起来的大厦，所以科学家的使命就是在前人的基业上添砖加瓦，这种观念受到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劳丹等等几乎所有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他们的批评是由偏颇而趋于公允的。卡尔·波普尔最为激进，他认为科学发展的动力就是批判、否证，发展的形式是“不断革命”。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则提出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即“范式”学说。这显然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初科学大变革造成的强烈的心理影响，可以看到与波普尔不断革命论的一致性，当然较之波普尔只承认否证、批判的激烈倾向较为和平了。在以后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到劳丹的“研究传统”理论中，库恩理论的偏颇有所克服，他们都重新注意到科学发展中的继承性问题，注意到科学理论并不是可以轻易被“革命”的，也注意到库恩强调“范式”间的不相容性、常规时期只有一个垄断地位的范式等论点的错误。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回到科学发展是累积性事业这一观点上来。
科学发展并不是纯粹累积性的事业，这作为一种明确的思想观念，自然比纯粹累积观更能强化科学家的批判和创新意识，有益于改变对因循的心安理得。它与科学可错的观念在逻辑上一致，导向对宽容而严肃的学术气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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