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库恩的“范式”到劳丹的“研究传统”这些关于科学发展动态结构的描述虽然都包含一些我们难以苟同的思想内容，但是作为对科学发展史的一种分析方法对史学史的研究应能有所启发。我们如果从如何发展的意义上建构一个史学史的框架，那么一定要将之视为包含着历史观念升华的过程，其中明显的升华一定具有对旧有观念实现批判的性质，一定要导出一系列而不仅是一个两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说，我们总会看到一些有全局意义的“革命”式的发展。如以这种“革命”作为了解史学发展的关键，那么史学史的学科结构就不会再是一种完全用外在尺度来描述的了。以中国史学史为例，通常的办法是以社会形态作为大边框，再套进一层王朝或政权更迭的小边框，于是史学的发展必然存在的内在机制就全然被淡化，而且社会形态变化的某些环节比如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本身尚是极难在时间上言之凿凿的问题，以之作为史学发展中明确的阶段性尺度，那么削足适履是无法避免的了。批判地引入科学哲学的观念，中国史学的发展经历的强有力的革命只有两次，一是由循环论历史观到进化论历史观在近代的变革，一是由进化论历史观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变革。这种历史观是“范式”或者“研究传统”的“硬核”，它的改革带动历史学全面的变革。这样看来，中国古代历史学是具有强有力的继承性的，这种继承性与社会整体结构的继承性相表里。当然其内部也有意义次弱一些的变革，尤其是司马迁带来的变革。至于某些“异端”性质的历史观念，自身既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造成实际的全局性影响。大体看来古代史学的发展主要是累积基调下的增润，“范式”的“硬核”主要是被继承了。这样再进一步具体研究每一发展变化的来自史学传统的内在依据、矛盾和机制，史学史与社会发展史的联系就不再是生硬的、先入为主的了。或者，史学史可以进一步成为研究社会发展道路、社会结构等问题的一种佐证。
三、科学发现的逻辑结构
逻辑经验主义主要关心科学理论在提出后如何在形式上加以证实或如何加以辩护的问题。其后的科学哲学则在不同程度地承认科学是可错的、科学发展具有非累积性等观念基础上，把关心的要旨放在新的科学发现如何产生的问题上。其中，卡尔·波普尔的见解虽然偏激，但却仍是最有启发意义的。实证的、归纳主义的科学观念认为科学认识始于观察，对观察结果的归纳是科学认识的基本特点。波普尔则认为科学认识始于问题。他指出：认为科学从纯观察开始是荒谬的，观察和实验离不开理论，从事观察的科学家总是有自己的理论兴趣、正在研究的特定问题、自己的猜想和预期、以及作为背景知识的理论，这些都要渗透于观察。纯粹的观察既不存在，观察作为科学起点的理论也就不能成立。那么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观察和理论、理论和理论之间的矛盾。成功的科学研究的起点是抓住重要的问题。他说：“要紧的不是方法和技巧，而是对问题的敏感性和对问题的一贯热情，或者如希腊人所说的，是惊奇的本性”（波普尔《猜测与反驳》）。他把科学认识的发展描述成如下的形式：
P[,1]→TT→EE→P[,2]……
科学认识始于问题（P[,1]：Problem），为了解决问题提出尝试性理论（TT ：Tentatine Theory），用否证的方法进行逻辑和观察实践的检验以排除错误（EE：Etimination of Error），所建立的理论在遇到否证时再形成新的问题（P[,2]），如此循环往复。他说：“我认为科学就是这么进步的，用新问题同老问题对比最能衡量我们的进步，进步如果很大，新问题就会是以前所梦想不到的，将会有更深刻的问题、更多的问题。我们的知识愈是进步，我们将愈是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极端无知。”这就是科学发现的逻辑进程。
如果把这种理论看作对科学发展史的描述，那么恐怕覆盖度不会令人满意，但是作为科学研究者的方法观念，却包含很丰富的思想内容。纯粹的观察，即不包含先期理论背景和预期的观察并不存在，这是当代科学认识论从各个角度的研究都予以支持的见解，我们在前文也已涉及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反省一下历史认识的实践，这也应是不难说明的。每一项旨在求得科学知识的历史研究活动，都首先要确定一个问题，或者一个问题范围--我们通常称之为课题。只有在提出问题的情况下，历史研究才成为一种坚定自觉的认识活动。没有问题的观察可以积累知识，但其实并没有进入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而只是可能的前奏，因为科学发现的本质是取得对人类说来以往未曾得到的新的知识，而不是止于明了前入已有的知识。问题当然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既然人们无不是在前人的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认识活动，它一是产生于观察事实包括社会实践与已有理论的矛盾，一是产生于理论之间的矛盾，即来自对原有认识的有根据的批判，包括自我批判。这种批判决不是追求对一种理论的否定，而是追求对更优秀的理论的获得，所以它与那种纯然为了“打翻在地”的“大批判”毫无共同之处。提出问题即发现问题，这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往往马上伴随着对问题的可能的解答的推测，在此基础上形成尝试性的理论。波普尔的公式在这里显得过于简率，尝试性的答案并不是完全出自研究者已有的认识的演绎，而常常要求新的史实--观察事实来支持或引导。尝试性的理论，即解决了新的矛盾以后的新理论提出之后，也是同样，一个过程是搜求肯定理论的史料来加强，并随时协调二者的矛盾。经过可能多次的反复，完成对新的理论的选择确定。波普尔持偏爱演绎的否证主义，完全无视归纳证实的意义，从历史研究的实践出发，我们则应该取复线的或网状思维的方式。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是一种追求新的理论的认识模式，史学研究中大量的研究课题是非理论性或理论性较弱的，这时它的模式仍然可能有启发意义，但就相对较弱了。以我们现实的史学研究的一般思维模式而论，明确问题是科学发现的起点，并且问题产生于理论与史料、理论与理论、理论与现实社会实践的矛盾，这应是有益于提高史学工作者选题的自然意识。明确否证检验作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也有益于克服史料一旦可以达到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程度，便置一应可能存在的反应于不顾的流弊。最后，“科学发现的逻辑”这一概念本身，使我们想到应该在史学研究中区分一下“证实的逻辑”与“发现的逻辑”，前者导向加强原有基本知识，后者导向求得新的基本知识。当然实际工作中它们有联系，但当现实社会生活要求史学理论有大的发展时，后者就成为很有参考价值的思想方法。
四、科学理论的谱系--整体的方法论
美国哲学家拉雷·劳丹在对库恩的“范式”论与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提出的“研究传统”理论，一定程度地修正了前二者的失误，同时很有意义的是，他以比较公允的方式表述了一种整体观念的方法论思想。他认为理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比较特殊的学说，即可直接检验、作出预测的专门理论；另一种是由比较普遍的、不易受检验的各组学说或假说组成的理论，它们涉及的是一系列相关的理论即一个理论谱系。后者即所谓“研究传统”。研究传统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该科学领域的一般本体与过程的信念；二是一组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每个研究传统都与一系列特殊的理论相联系，而每一个特殊理论都具体阐明了这个研究传统的本体论，说明或满足研究传统的方法论。这样一种研究传统比较单个的理论更有坚韧性，它在变化中可以修订、舍弃、重建某些特殊理论，其核心部分则只能部分修改而不能全盘否定。这样，在舍弃中求得保持核心原则的连续发展。同一科学领域中可以同时并存几个研究传统其差异也有调和的可能性。科学革命即大的科学发展，不是象库恩所说的创造出各种成分都新的革命的范式，而是以某种方式重新组织旧传统中的成分，形成新的核心理论原则，产生新的理论谱系。劳丹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趋进真理而是后继的传统比前趋的传统有更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即认为科学进步与其内容无关，后一点贯穿在他的研究传统理论中，但却是我们不能苟同的。
体现在研究传统理论中的一种有意义的观念是从一定范围内一系列理论的相关性角度来看待科学理论进步的大背景。在此基础上，科学工作者的研究也被看作以这种大背景为依托的事情，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历史学研究中大体可以看出，每一理论观念都依托于一个大的理论谱系，每一理论问题的再探讨也都以一系列的理论观念为背景，它们的成立、扬弃与寻求都要超出本身的狭小范围才可能实现。比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对它的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回答，实际都涉及关于这样一些问题的理论：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东西方文明差异性与统一性的理论、经济过程与政治、文化过程之相互关系的理论、确立理论应遵循的证实与检验的方法论观念与规则，等而下之，又有关于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的理论、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以及大量技术方法规则等等。研究者的表述完全可以不涉及对它们作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回答，那么其结论包含内在矛盾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即潜在的驳证就会很多。对于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观念的研究，例如对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就要以更广泛的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理论为背景了。这时就事论事的研究，如果竟然与认真地以理论谱系为背景的研究结果一致，那如果不是袭他人之言，也应是不足为法的偶然。历史科学研究既不能以因袭他人所云为事，又不能寄希望于偶然，那么就应该强化方法理论之整体性的观念。这样，进一步联系出的问题就是，由于史学研究在相当细致的分门别类基础上进行研究已经成为既有的传统，史学工作者偏重于直接相关的专业理论而较少关心作为这类理论背景、基础的其它理论--这仍与实证主义的史学观念有关--这就使他们往往要冒一种风险，既通过无懈可击的具体专业领域的研究得出的理论结论，遭到来自具体专业以外的某些理论的冲击乃至淘汰。这种情况本质上不会完全避免，但强化理论之整体性的观念还是会有益于减少其出现。于是，历史研究者的专业观念也要有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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