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恶劣的学风，到了正德末嘉靖初，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终于逐步得到了扭转。时政问题的越来越严重，使一大批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非改变这种学风不可。据笔者的初步考察，最早倡导这一新思潮的人，是郑儒泰、郑晓父子。郑儒泰本人是位教师（训导），影响不大。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在社会普遍不关心时务的情况下，要求儿子郑晓学习西汉贾谊那种注重时政问题研究的精神，“不习为吏，视已成事，矧昭代典章法度，得失治乱，关国运盛衰”（36）。这一教导，使郑晓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注重读有裨实用的书。嘉靖二年中进士以后，即穷搜兵部所藏历朝档案，撰成《九边图志》三十卷。这是第一部有关“九边”史地的著作，一时“士林争传之”（37）。郑晓的长子说晓“每谈昭代，明证周悉，凿凿示掌”（38），可见晓对当代史的精通程度。晓是嘉靖时代最为博洽多闻的学者之一，也可以说是资格最老的当代史专家；又是位居“八座”的官员，威望很高，所以，他对嘉靖时代通今学风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后，雷礼、何良俊等人也积极倡导这一学风。雷礼认为，“生逢圣世，当究心昭代典故、前修得失”（39）。何良俊（1506--1573）也认为：“士必通达国体，而后可与成事功。”（40）在这些学者的倡导下，一股强调研究明代“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风俗之降替”（41）的新学风，终于逐步取得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支配地位。嘉靖中叶以后，社会上逐渐以博古通今为高。杨慎称：“近日稍知务博。”（42）郑晓在嘉靖末年也说：“近二十年来，士大夫始以通今学古为高矣。”（43）在通今思潮的影响下，于是就有人去研撰当代史，也有人去阅读当代史著作。
其三是修史材料的一定储备。修史自然离不开广博的史料。明列圣实录虽然不开放，但一百五十余年以来，“制书”、“杂史、笔记、传记、方志、文集”等，毕竟也积累了不少，这就为撰修明史专著奠定了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到了嘉靖时代，（1）出现了一批文献汇编性质的书，如俞宪的《皇明进士登科考》、傅凤翱的《皇明诏令》、金寿的《皇明历朝时务策要》、董训的《皇明名臣经济录》、张瀚的《皇明疏议辑略》、李允植的《皇明群书题要》、凌翰的《群书类考》、袁褧的《金声玉振集》、霍韬的《明良集》、佚名氏《艺海汇编》等。（2）出现了一批供宣传用的人物传记集，如彭韶的《国朝名臣录赞》、杨庸的《皇明名臣言行录》和《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尹直的《皇明名臣言行通录》、徐竑的《皇明名臣琬琰录》、朱大韶的《皇明名臣墓铭》、徐咸的《皇明名臣言行录》、袁袠的《皇明献实》、沈应魁的《皇明名臣言行录新编》等。以上两类经过初步整理的明史史料书，本身虽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史著，但它们无疑为撰修明史专著铺平了道路。
如前所述，嘉靖时代的史料储备情况虽比以前好些，但明列圣实录看不到的局面仍末扭转，结果却兴起了当代史研撰的高潮。这里的关键，就是因为嘉靖时代有强烈的通今、资治意识。
注释：
①谈迁《国榷》喻应益《序》。
②顾炎武《亭林文集》卷5，《书吴、潘二子事》。
③（11）（28）（29）陈建《皇明资治通纪·自序》天一阁藏原刻本。
④⑨陈建《皇明启运录》卷8，洪武二十六年十一月，南京图书馆藏原刻本（孤本）。
⑤据何乔远《名山藏·本士记·吴朴传》、康熙《诏安县志》卷11《吴朴传》。
⑥⑦《四库全书总目》卷48《龙飞纪略提要》。
⑧宣统《东莞县志》卷58《陈建传》。
⑩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8《孙宜传》。
（12）郑晓《吾学编》、郑履淳《后序》，隆庆元年刻本。
（13）（24）（30）高岱《鸿猷录·自序》。
（14）同治《丰城县志》卷13《雷礼传》。
（15）郑晓《郑端简公文集》卷3《答雷古和书》，万历刻本。
（16）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页366，商务版。
（17）同治《玉山县志》卷8《夏浚传》。
（18）薛应旂《宪章录·自序》，万历刻本。
（1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自序》。
（20）陈建《皇明资治通纪·凡例》。
（21）郑晓《吾学编》、郑履淳《大政记序》。
（22）郑晓《吾学编》、郑履淳《叙》。
（23）陆光宅《刻宪章录跋》。
（24）雷礼《列卿纪》，顾起元《序》，台湾《元明史料丛书》。
（25）陈建《皇明资治通纪》后编卷13，正统十年。
（26）同上，后编卷32，正德八年。
（27）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自序》。
（31）雷礼《列卿纪·引》。
（32）薛应《方山先生文集》卷3《宋元通鉴·义例》。
（33）吴朴《龙飞纪略》林希元《序》，北图藏原刻本。
（34）（43）郑晓《今言》第74条。
（3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焚〈通纪〉》。
（36）郑晓《吾学编余》郑心材《跋》。
（37）张萱《西园闻见录》卷8《著述》。
（38）郑晓《征吾录》郑履淳《叙》，《郑端简公全书》。
（39）郑晓《吾学编》雷礼《序》。
（40）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朱大韶《序》引。
（41）同上，卷5。
（42）朱荃宰《文通》卷2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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