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成果，可称为世界之最。这与史官的贡献是分不开的。那么中国的史官建置于何时，它的史职沿革情况又怎样，要了解中国古代史学发展，首先要弄清这一基本情况。
关于史官建置问题，在史学的研究中，有的人往往把文字的形成、史官的设置这两个条件的具备，就认为有了史学。我认为这是对"史学"概念不清所得出的结论，因而也影响了对史官建置于何时的认识。
在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活动区域的扩大，人类自身及其思维的发展，氏族部落的事务逐渐繁杂错综，以及人际交往的扩大，氏族部落的领袖需要有辅佐好管理事务的人员，这就是最原始的官。而最早出现的官中，就有"刻木记事"之官，就是最早的史官。史者，《说文》云："记事者也。"因此可以说，认为黄帝之世就有史官是"无稽之谈"和因尚无文字出现而"无凭为据"的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如有人说："黄帝时有史官仓颉、沮诵，虞舜时有伯夷，夏有终古。然据今人考证，中国有文字可稽的历史，实际上开始于商的先公示壬、示癸时期，约据今三千七百年左右，史官的初立，其时应去此不远。"①可见是以有了文字做为设置史官的前提。持这一看法的人为数不少，他们认为在传说时代的黄帝时期就有史官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不能令人信服的"。但笔者在这一问题上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做为记事、表意、定声的文字，它有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但做为记事和传播知识，在文字没有产生前就有了方法，如《易·系辞》载："上古结绳而治。"《庄子·渺箧》载：昔者"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从民俗学的资料中，也可得到佐证，即大结记大事，小结记小事，但它只能帮助记忆，并不能直接说明事务，这就需要掌握记事的人"口耳相传"。以传说形式记述那些对人类做出贡献的氏族首领英雄人物，以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和怀念，并以他们的业绩鼓励自己和教育后代，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等，说明了原始的人们已有了原始的历史观念。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出现了"刻木记事"的"契"，《易·系辞》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契"，《说文》云："刻也。"即以刀刻木简，后世称之为简策。因竹木等物不易保存，原始社会时的竹木简，在考古中已见不到了，但在青海柳湾马家窑遗址中，曾出土一枚刻有缺口的骨片，应是书契，主要用于记数。《墨子·备城门》载："守城之法：必教城中三木，十人之所举为十契，五人之所举为五契。凡轻重以契为人数。"《列子·说符》载："宋人有于道得人造契者，密数其齿，告其邻曰："我可以富矣'。"但后来，为了记述和表达更加繁杂错综的事务，则进一步出现了"刻木记事"的符号。《易·系辞》云："古看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谓的"八卦"，就是记事的符号。仰韶文化的彩陶上的刻划符号有30余种，姜寨遗址出土文物上有40余种符号。而晚于上述遗址千余年的乐都柳湾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有彩绘符号50余种。两地所使用的符号有很多是极其相似的，说明两地原始文化有着渊源关系。而这些符号就是当时人们从"仰观俯察"中提炼出来用以记事的符号。这在民族学的资料中亦很丰富，如佤族、独龙族、傈僳族、景颇族、苗族等均有刻木记事和做为信传的历史。尤其是在氏族部落的重要节日聚会上，往往由主持氏族事务或德高望重的老人，把"刻木记事"的木版拿出，向与会的氏族人们按刻木符号讲述民族的重大业绩和光辉的历史，以进行氏族传统历史教育。虽然刻划符号具有文字的形体，却不具备字音，因此符号之意需要加以解释才能表达，因而尚起不到文字的功能和作用，但它已成为氏族管理事务和记事的符号，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专掌刻划符号记事的人员，就是最早掌握史务的人员，而且他们以自身的职务，责无旁贷地流传下来丰富的历史传说资料，丰富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内容。因此如果说只有在文字出现后，才设有史官记事，于理于情是不确切的。应当提前到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刻划符号时，就已有了管理氏族社会事务的记事人员，就是最早的史职设置。
从刻划符号看，氏族社会的遗址中各处均有发现，原始文字也必然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考古资料中看，龙山文化时期，原始的文字在开始形成。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多处发现有卜骨，说明当时已有占卜习俗。有事方能占卜、占卜必记结果和应验情况，可以说已有专管占卜和记事的人员，如同商时的卜贞。尤其是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近乎文字的符号，如山东莒县陵阳河、诸城前寨遗址中发现有如会意的符号"旦"和象形的符号"锛"、"斧"等，因此可以断定，史职的设置最迟不会晚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因此可以核定，传说中的黄帝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易·系辞》载传说中的世次云"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去夏不远。根据考古资料分析，可以印证黄帝时已设有史官是可信的，不能简单的说是"无稽之谈"或"不足为据"。但当1899年商甲骨文于河南安阳小屯出土后，经专家们的研究，证实了《殷本纪》世系的准确性，同样也证实了商的史官设置。由此看来，史官的设置，在氏族社会后期，不晚于传说中的黄帝时，这是可以由考古学、文字学、民俗学资料以及传说资料综合研究，得出肯定的结论。这时史职人员的地位，并不是凌驾于氏族人们之上，而是与氏族人员平等，为氏族服务的公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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