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们在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理论后，也能够把社会历史作为一个变化的、发展的过程来看待，并搬用西方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三阶段论，以求对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做出规律性的解释。
中国改良派历史学者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关于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历史哲学理论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在学习这一理论时，主要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进行参悟的。面对思想上的守旧派与政治上的顽固派，他们则主要是仗着孔圣人的牌位来传播这一新思想的。至于八九十年代，由于思想日益开化，资产阶级维新派史学家虽也打着孔圣人的旗号，但其语言、思想日益归于西方历史哲学理论这一途了。他们虽则仍以孔圣人的旗号作装饰，借助进化论思想传播西方历史哲学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曲折向前、变化发展的理论，但这时他们对于渐变的变化发展史观的理解，已经到了最高临界点，已不是中国传统的变易之道所能包容得了的了。
当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历史学者在似懂非懂西方资产阶级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变化史观时，就试图模仿他们所贯用的历史发展三段论来给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予以规律性的阐释。这其间计有，康有为的公羊三段论：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家的三统三世说，对历史发展作了新的解释，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必定依据拨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的顺序而渐进，这一过程既不会错乱，也不会反复；黄遵宪的共和三段论：黄遵宪认为，人类社会经由封建之世、郡县之世，必然会进化到共和之世，即由君民共主制取代专制制度；梁启超的民主三段论与时序三段论：梁启超一方面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政治状况，指出人类社会经由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进化到民为政之世，这个进化过程不是笔直平坦的，而是迂回曲折的；另一方面他又依据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状态，指出中国历史的进化经由上世史、中世史到近世史；严复的衰世三段论；严复既运用甄克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历史哲学，又依照中国传统的春秋公羊三统三世说，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进化过程分为治世、乱世、衰世三阶段，并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近于衰世。以上种种套用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三段论，在当时对于促进变法维新这一现实政治来说，无疑是有相当作用和影响的。
第三，移植甚至生吞活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理论与观点。
梁启超、严复等人学习、介绍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用功最勤，所受最多。他们的历史观是搬用近代西方的，在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解说上，也是套用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理论或观点。譬如在世纪之交，梁启超连续写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等文。其用以解释中国历史进化的基本理论，即是取自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他的《历史与人种之关系》、《新民说》等，其用以说明人种竞争之必要，提高国民觉悟的理论，则是直接取自基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与人种史观。而严复，除了主要依据社会进化论形成他的历史进化史观外，他还生搬硬套甄克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甄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经历了由图腾社会到宗法社会，再由宗法社会进入到军国社会的过程。严复在世纪初翻译了甄氏的《社会通铨》后，更努力论证中国社会的宗法性质，呼吁要让中国的宗法社会向甄氏所言的“军国社会”变革。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沟通是极为密切的。可以说，近代中国历史哲学研究者对西方历史哲学理论的长途贩运，涉及了当时他们所见的各家各派，因而体现于中国近代史学中的历史哲学理论是一个大拚盘、大杂烩。他们没有通过引进与移植把它们系统化起来，成为稍有翻新的东西，显然还拿不出什么创新之见以作回应。当然，这也并不抹煞他们在对西方历史哲学理论的琢磨中，曾闪现过的智慧火花，譬如梁启超关于伟大人物是时代与国民孕育的结果的提法，孙中山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的说法，梁启超近似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主张，章太炎关于史实与史识的看法，梁启超关于什么是历史的看法、史实与史识的看法、处理好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看法，以及王韬、黄遵宪、梁启超关于历史研究的现实性价值的认识，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关于历史研究要注意吸收自然科学成果的看法等等。但由于他们均未对此给予充分的阐释，未将它作为对已处于发达的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回应之声，便显得过于轻弱了。
三李大钊对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伟大变革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全盘照搬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以建立中国近代历史哲学大厦的尝试失败后，这引起了后学者的深思：该不该向西方历史哲学学习？究竟该怎样学习？对此，具有时代慧心的李大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第一，李大钊面对中国近代学者取法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失败，并没有放弃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信念，而是引前世训鉴，冷静考评，批判性地研究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
在本世纪20年代之初，李大钊相继撰写了《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桑西门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等7篇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的专题论文，涉及到近代约30位西方历史哲学家。通过这些研究论文可以发现，李大钊在接触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之前，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有较浓厚的兴趣，并对其发展线索、主要的历史哲学家及学术流派都比较了解，且以较高的热情对其精华部分详加介绍：1、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今胜于昔；2、历史的变化发展是由事物间的普遍联系构成的，其中贯穿于一的是其固有的法则；3、 经济因素是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4、确立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探究历史的因果关系；5、历史学不仅要解释过去、现在，抽象出法则，还要努力去预见未来；6、 知识的进步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的因素；7、产业与产业者阶级为历史的原动力；等等。但是李大钊终究是极其冷静的，在对上述颇有见地的历史哲学理论表示赞同并予以介绍的同时，又发现和分析了其各自的不足，乃至是理论体系上的缺陷。譬如，他认为鲍丹的历史哲学固然是唯物论的，但“当其周虑以图寻得一解释普遍的历史线索，彼乃为过去的遗物，神学的并宇宙的学说所束缚”；“鲍丹的瞑想，是特别为占星术的信念所混合而成者”（26）。虽然他认为孟德斯鸠“实在有亚里士多德与亚丹斯密史的创造力”（27），但他运用于历史哲学研究的逻辑方法是不规范的，甚至有失误（28）；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真理与谬误参半，其谬误的成分导致了宿命论倾向（29）；他论述的社会历史现象，超越了各目的时间维（30）。孔道西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公式，虽“颇值得记取”，但他对于历史哲学的过高估计，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足取的（31）。正因为李大钊冷静于学，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故他虽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研究者共读一本书，但所获不同。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中的营养成份虚心汲取，对于臆想谬说则置疑诘问，因此避免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生吞活剥、全盘照搬的覆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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