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尚钺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和清史所为此举办了纪念座谈会。在京的史学工作者和有关人士六十余人出席了座谈会。朝鲜驻中国大使朱昌浚受金日成主席委托专程到会祝贺。
与会者回顾了尚钺同志充满奋斗、坎坷而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赞扬了他高尚的品德、人格、丰富的业绩。
尚钺在"五四"浪潮的冲击中，从河南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他在这里曾追随鲁迅，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后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尚钺同志于1928年在革命处于低潮，一片白色恐怖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在河南罗山、光山一带组织武装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和苏维埃政权，曾担任中共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上海党中央《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满洲省委秘书长等职。尚钺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他曾被投入敌人的杭州陆军监狱，在狱中经受了严酷刑罚的考验。抗日战争爆发后，尚钺参加了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尚钺遵照党的指示转而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先后在云南大学，解放区山东大学，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任教。建国后，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研室主任、清史研究小组副组长、历史系主任。
发言者说，在革命斗争中尚钺同志是一个坚强的战士，在学术界他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在课堂上，他是一位严师。
在建国前和建国后，尚钺都曾遭到"左"的错误批判和排挤，但他坚持追求真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毫不动摇。
尚钺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在学术上无所倚傍，独立不阿。他注重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整体探索，他曾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是躺着的，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就站起来了"。他还说："历史如同一张画，一定要挂起来看，才能真正了解它。"尚钺不囿于成说，经过潜心研究，提出了他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系统见解，建立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史学体系。
魏晋封建论，是尚钺的代表性学说。他认为，从西周到春秋，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基础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两汉，则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段，而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他认为，任何社会经济形态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残余长期存留于奴隶社会，而预示着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雇佣制，租佃制在封建社会形成之前即已有存在。社会的根本性质，是由在整个社会中起着主导、制约作用的那种生产形式决定的。一些史学工作者认为，随着地下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将会有更多的人同意魏晋封建说。
尚钺是在建国后全面深入地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用大量资料证明资本主义萌芽至迟在明代已经出现。他系统研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和停滞，它的表现和它的原因，并且追寻了它对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影响。尚钺认为，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开始有变化，它是基于中国本身的因素而出现的。他强调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线索。
尚钺因其历史学观点自五十年代末便受到批判。他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政治压力，仍然坚持他的学术见解，他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决不看风使舵，不做违心之言，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可贵品德。在全国批判的声浪中，他继续着对真理的追求，完成了许多学术论文和数十万字的《中国原始社会史探索》。文化大革命中，尚钺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但他仍然坚信光明的前途，在艰难的形势下，他与郭影秋同志共同领导了清史研究小组，为恢复后的人民大学保存了一支史学队伍。
文化大革命结束，尚钺以垂暮之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不顾疾病之躯，以空前的热情，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并着手实现他的宏伟的规划，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发言者认为，尚钺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当代史学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与会者中有不少是尚钺的学生，他们之中有的身居要职，有的学术有成。他们以自己曾经聆听尚钺教诲的亲身经历，回顾了尚钺数十年的杰出的教育生涯。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提出了改革教学内容，加强培训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历史课师资队伍和编写简明中国通史教材的任务。尚钺以高度的责任心，投入了党的文化教育事业。五十年代初，他以惊人的精力共培养了四批80余名研究生。他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紧张的科研工作同时，他还要赶写教案、亲临讲台。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教导他们珍惜时间，用功读书，不要怕坐冷板凳。不少学生现在回首往事，感到尚钺老师的教诲使他们终生受益。尚钺的学生至今有不少仍活跃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钢要》，成为当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教材，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尚钺对党的教育事业和党的理论队伍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座谈会上，大家还回顾了尚钺与少年金日成师生之谊的这段佳话。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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