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们研究历史，总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孔子编史，寄托了他恢复礼治秩序、扬善惩恶的理想，世人因而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司马迁著《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④。马克思主义史家治史，则是为了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历史知识和历史借鉴。因此，总的来看，历史研究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描述。研究者们在揭示历史真实的同时，总是将自己的理想、理论、价值观念等渗透于研究之中；有的隐而不显，通过历史记叙本身来表明研究者的倾向，更多的则是发表议论，进行品评，加以褒贬，公开表明研究者的见解。对相同的历史，不同的研究者往往有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如何解释和评价历史，是关乎历史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一个重大问题。
对历史进行解释和评价是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事。前者见于对某一历史事件发生原因的分析，对某一历史事物与另一历史事物相互之间关系的论述等；后者则见于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性质、影响、意义，某一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作用等所发表的见解。在这些方面科学性的要求，就是要做到解释合理和评价公允。两者的前提都是要有充分的史实根据，也就是要高度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但史实本身不会开口，一件复杂的历史事物，其前因后果也的确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就要求更多地引入人们的主观选择和判断，并力求合理和公允。
所谓解释合理，就是要合符常理。这种常理是指一般性的、常识性的道理。要求合理并不是说可以用常理去代替具体的历史解释，而是指具体的历史解释应当与常理相一致而不是相背离。如在古代史研究中，曾经把儒法斗争说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的主线，把某个人物的言行视为整个社会兴衰的根源（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旧史书中把杨贵妃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祸水"）；在近现代史研究中，有的论者分析清朝政府对外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时，不承认它还有始战终败、迫于无奈的一面，仿佛从鸦片战争炮响开始，封建统治者就甘心卖国，拱手让权。这些解释显然就有悖于常理。
所谓评价公允，就是要客观公正，不随意拔高或贬低，不溢美不苛求，准确掌握评价的分寸。在历史研究中，评价不公允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如对正面事物和人物或自己专门研究的历史事物容易扬长避短，多溢美之词，偶言其短亦点到为止，多方回护；对非正面事件和人物则容易扬短避长，多苛求之语，偶言其长亦言不由衷，闪烁其词。这种不公允的态度，是有损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的。
由于对历史的解释和评价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在研究的实践中，实际上很不容易达到统一（也不必强求统一。百家争鸣，科学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究竟怎样解释才叫合理，如何评价才算公允，具体到每一个历史问题时恐怕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争论。但从加强科学性起见，我们可以作一些共同的努力。
一是严格依据特定的历史条件进行历史的解释和评价。历史条件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大而言之，有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思想文化条件，乃至国际交往条件，地理和生态环境条件等；小而言之，则有家庭、受教育状况、社会生活圈、个人交际等方面的条件。不同时代、时期的历史条件都是特定的，历史相隔得越久远，历史条件的差别越悬殊，今人进行研究不仅在史料的收集而且在理解上的难度越大，这就是历史研究越往前推溯，研究越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个体和群体），其活动可能具有的目的、可能采取的方式，这些活动可能产生的后果等也都是特定的；特定当然不是说只有一种，而是有一个范围，人们正是在这个范围之中进行历史的创造、历史的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⑤由于不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今人看来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古人那里却可能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在后人做来易如反掌的事情，在前人那里却可能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因此，研究历史不仅要研究历史上的人们做了些什么，而且要研究当时的历史条件，研究他们为何那样做和只可能怎样做，以及他们的言行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具有的意义。这样才不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将今日的条件、今人的认识、今人的需要硬套在以往的历史之上。列宁在《论民族自觉权》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⑥毫无疑问，在进行历史的解释和评价时，我们也应提出这种"绝对要求"。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主义的观点。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对历史的解释和评价就很难合理和公允。例如，在中国近代曾流行一时的著名口号"中体西用"，纯粹从理论上分析，它是一种忽视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特质差别、违背文化交融基本规律的错误认识；在政治观点上，它坚持以封建主义文化作为中西结合的根本，与中国近代进步思潮发展的方向也是有违碍的。因此，人们在解释和评价这一口号时，曾一概加以否定，斥之为反动。然而，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考察，中体西用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不仅不是反动口号，反而正好体现了冲破封建文化一统天下的藩篱、积极引进西学的时代要求。这一点，已有诸多论文阐述。
二是在进行历史评价时，同一个研究者，应运用同样的评价标准。历史评价的标准很多，有历史主义标准，道德标准，阶级标准，生产力标准等。一种标准实际上就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或人物，都有其复杂性和多面性，可以而且应该从多种角度去研究，用多种标准去评判。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高低远近各不同"，看山如此，研究历史更是如此。历史评价标准对不同的研究者来说，是很难也不必强求统一的，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研究需要，对标准本身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需要对标准本身进行讨论。但同一个研究者在评价历史时，他所运用的标准应该是一致的。不应对甲历史运用历史判断标准，对乙历史却运用道德判断标准，对丙历史又运用其他什么标准。这样做，对甲历史的评价也许是公允的，对乙历史则势必不尽公允，反之亦然。比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曾出现过一批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古代史家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把他们描绘为受命于天、功德无量的神话般的人物。近代思想家则依据资产阶级的契约论、民权论，将历代封建君主一概斥之为"大盗""民贼"。而毛泽东在著名的《沁园春·雪》中，从文学秉赋的角度（这里我们不分析其隐喻意义）对几位皇帝作了这样的评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显然，这几种评价，虽然彼此截然不同，但每一种本身都是统一的。假如某位研究者在评价这批皇帝时，对某几个用历史主义的标准论其奖励耕战、轻徭薄赋，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对另几个则用道德标准论其嫔妃成群、生活奢华，败坏了社会风气，由此一褒一贬，那就有失公允了。
三是在解释和评价历史时淡化情感因素。历史是人的社会性活动，自然有是非、好坏、美丑之别；在阶级社会中，历史更是充满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先进势力与落后势力、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斗争。面对复杂的历史，研究者当然要有明确的立场，鲜明的爱憎；要在研究中揭露历史上的丑恶现象，鞭挞历史上的反动势力，肯定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指示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然而，历史研究不应为情感所左右，不能以研究者的爱憎好恶来代替研究的科学性。"愤怒出诗人"，而冷静、平静才出科学的历史研究成果。人们常说不要因人废言，常说"平心而论"，就是指论事论人都要尽量排除情感因素的干扰。在这方面，马克思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1853年6月， 马克思在伦敦写了一篇题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谴责英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对遭受英国残暴的殖民统治的印度给予了巨大的同情，写道："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感情的悲伤之上，而是客观评价英国的统治同时造成了印度的"社会革命"，并深刻指出："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时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⑦不以情感代替冷静的科学分析，这正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
通过这些努力，历史的解释就可以比较合理，评价就可以比较公允，从而使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得以加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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