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因此，形成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本身中去寻找，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找。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然而，意识形态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刘知几的学术思想植根于现实的经济基础的土壤之中，这是毫无问题的，而同时又深受其前辈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客观事实。这里我们探讨刘知几学术思想的渊源，就本着上述的观点加以评述，不当之处请识者指正。
（一）
刘知几的学术思想深受其学术前辈的影响，知几自有明言，史家亦多有论述。
《史通·自叙》表彰《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错综经纬，兼于数家。《淮南子》已后，列举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勰《文心雕龙》六家，知几明言："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K1D203.JPG}芥者矣。"尤其是王充《论衡》这部批判哲学著作成了刘知几《史通》之批判史学的榜样。知几指出："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史通·惑经》）他的《惑经》就是《问孔》的续篇。
学者就知几学术思想渊源作过较为深入的探讨。这里可举出有代表性的两家。傅振伦先生在《刘知几年谱》中指出：孔子因鲁史旧闻，据行事，仍人道而作《春秋》。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撰《史记》，成一家之言。刘安牢笼天地，博涉古今，以著《淮南子》。知几自谓其书有与夺、褒贬、鉴诫、讽刺，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盖《史通》实继承孔子、司马迁之传统，而采用《淮南子》之形式而作者也。许冠三先生在《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一书中专设"探源"一章，重点探讨《史通》同《左传》、《论衡》、《文心》、《齐志》之关系。他指出："说及知几之师承，实遍及于经、史、子、集四部。在史部，首推《左传》、《史记》、《汉书》与《三国志·裴注》；在子部，包括《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与《论衡》；在集部，则为《楚辞》、《文选》与《文心雕龙》；在经部中，《春秋》和《尚书》的影响，亦是无可置疑的。在前列各书中，《左传》、《论衡》与《文心》这三部者尤具决定性。"
近年来，史学史界在论及知几学术思想渊源时，亦比较多地注意了《论衡》和《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史通》的影响。这些意见都是值得注意的。在我看来，知几在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博及群书，广泛涉猎了古人的学术思想成果，这是毋容置疑的。但是，他对古人的学术思想成果决非无目的的兼收并蓄，其弃取之间，自有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标准。这个原则、标准就是逐步形成的知几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经学曾经作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遂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其沿革变迁、盛衰消长，同整个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从这一大的思想背景看，探讨刘知几学术思想之渊源，首先需要弄清他的学术思想与儒家经学的密切关系。
如所周知，经学并非铁板一块，在其内部、派别繁杂，正是派别之争成为推动经学发展变化的原因之一。两汉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表面看来只是书籍抄本的不同，从实质上看，是对经义理解的重大分歧。从发展趋势看，古文派势力日趋壮大，东汉时代涌现了诸如郑众、杜林、桓谭、贾逵、马融等著名古文大家，至郑玄出，遂使今古文经学趋于融合。魏晋时代，今文学亡灭，古文学反日趋发展，后来六朝的南北学，隋唐的义疏派，其基本立场却同古文学相距不远。在经学发展的路径上，从刘知几对孔子的态度，对《六经》的态度，对两汉以来经学家的态度看，都表明他是倾向古文经的。
傅振伦先生在《刘知几年谱》中指出："知几深于史学，其学说近古文学派。"他归纳出知几为古文学家的四条证据：第一是知几"以经为古代史料，尊孔子为史学家"。第二是知几"申左氏而斥公、谷，于公羊尤甚"。第三是在开元年间关于《孝经注》之辨中，知几主古文。第四是据《旧唐书·王元感传》载，元感表上其所撰《尚书纠缪》、《春秋振滞》及所注《孝经》、《史记》稿草，知几每为元感申理其义，连表荐之。这些看法都是对的。
知几以经为古代史料，尊孔子为史学家，这是表明他的学说近古文学派的最关键的一条。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全面而较为科学地评价孔子及其学说的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他写了《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传》，又在《太史公自序》中高度评价了《春秋》的历史价值。《报任安书》所言"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即步孔子后尘，写出第二部《春秋》。要而言之，司马迁高度评价孔子对学术文化的贡献，他是以历史家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孔子的。在他的笔下，孔子是位伟大的学者，而不是神。在董仲舒神学思想弥漫整个思想界的西汉武帝时代，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两汉之际，站出来批评谶纬迷信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扬雄、桓谭和王充。从刘向、刘歆父子到扬雄、桓谭，可以看出一种受过古文经学的熏陶而反对谶纬思想的新思潮的演进和发展的轨迹。而王充对经学、谶纬等虚妄之言的批评，揭开了两汉思想史上辉煌的篇章。从客观的角度去考察，刘知几的学术思想渊源可以这样概括：他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的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在史学领域里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批判性的理论总结，写出了战斗性的史学批评专著《史通》。
关于知几对孔子的评价，笔者曾有专文论及，此不具言。（参见《齐鲁学刊》1989年第2期《论刘知几的孔子观》）概而言之，刘知几是一个典型的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其本色是一个史学家，他以"商榷史篇"为己任，在他的著作里不是全面评价孔子，而是重点研究孔子的史学。在他的笔下，孔子是作为史学家的形象出现的，换言之，他是以史学家的见识来看待孔子的。孔子作为一名史学家，作出了伟大贡献，而知几自己正在做夫子之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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