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鸿《十六国春秋》是记载十六国史最系统的最早的一部专著。由于崔鸿的生活年代与十六国时期接近，能够看到十六国诸国一部分"国史"以及十六国、东晋和南北朝前期人所撰写的十六国史著作，言之有据；又由于崔鸿写作态度十分认真，虽受北魏正统思想影响，视十六国诸国为僭伪，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从"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来看①，书之客观。因此，《十六国春秋》的史料价值很高，不论是研究中国古代通史、断代史，还是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史，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很可惜，这部百卷本的巨著到北宋时已散佚了，使后人无法饱其眼福。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它的价值早为人们所重视，北宋以前的类书和有关著作广为征引，从而保存下来大量佚文，使后人还可以窥见其概貌。不过，这些佚文散见于群书之中，翻检费时费力，极不方便，为此，明朝人屠乔孙、清朝人汤球分别对其进行了辑佚工作，两种辑本流传至今，成为学者案头之书。然而两种辑本多有严重缺欠，特别是体例失当，不能尽称人意。因此，对两种辑本的优劣进行探讨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唐初修《晋书》和《十六国春秋》之亡佚
屠乔孙、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唐初房玄龄等人所撰《晋书》之《载记》及其有关十六国人物传全部视为《十六国春秋》佚文，收进辑本之中。因此，评价和讨论屠乔孙、汤球《十六国春秋》辑本，必须首先研究唐初房玄龄等人所撰《晋书》与《十六国春秋》之间的关系。
唐太宗贞观初年，在全国大统一的情况下，为了长治久安，开设史馆，组织人力纂修前代史，主要是纂修北齐、北周、梁、陈、隋五代史，后来又重修晋史，即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在大一统和以史为鉴的思想指导下，《晋书》编写得很有特色，其中在内容上和体例上把晋史和十六国史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尤令人注目。
唐初修前代史的指导思想与唐初的正统观念有密切地联系。唐初把两晋、南朝、北朝同视为正统，而把十六国视为僭伪，所以唐初成书的《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和《南史》、《北史》均为南北朝各帝王立《本纪》，这与两晋、南北朝的正统观念大相径庭，例如：南北朝时，北称南为岛夷、僭伪，南称北为索虏，魏收的《魏书》和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都是如此。这种正统观念的差异，正是唐初大一统思想的反映。唐初统治集团出于北朝的关陇集团，与隋朝和北周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向前溯源，与北齐、北魏、十六国、西晋都有很密切的渊源关系，按常理，唐初的正统观念应是西晋→十六国→北魏→北周→隋。但是，十六国时北方诸国林立，不宜从中选出哪一个或哪几个为正统，而以整个十六国为正统，不仅是荒唐的，也与大一统思想相背离，所以唐初视十六国为僭伪；东晋承西晋之余绪，以东晋为正统也就顺理成章了。东晋既为正统，南朝的宋、齐、梁、陈与东晋一脉相承，自然南朝也为正统。特别是唐初统治者从大一统思想和长治久安思想出发，决不会完全排斥南方王、谢等侨姓与顾、陆、朱、张等土著世家大族，相反，由于自隋文帝灭陈至唐初统一南方不到40年，其间还有近10年的群雄割据，因此，为了巩固统一，唐初统治者对南方侨姓和土著世族的笼络是非常必要的，于是，遂形成了唐初的多正统观念。本来同一个历史时期应只有一个正统，多正统实际上是没有正统，因此，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晋书》正是在这种正统观念下完成的，而且在强烈的大一统思想指导下，使它在史籍编纂方面有突出的创见。
至唐初，晋史著作留传下来很多，有20家左右，号称18家。大致情形是，多出于私人撰述，不论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多不完整，或只记西晋，或只记东晋，甚至只记一二帝王，特别是对十六国史事多有失载。十六国史著作也留传下来不少，其中最有影响、卷帙最多的是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它属于十六国史的通史著作，其余多为"国别史"，约有20种左右。晋史、十六国史著作的不统一与唐初大一统思想不合，因此，唐太宗在五代史已完成后，即命宰相房玄龄主持重修《晋书》。此点对了解《晋书》之体例与史源都是至关重要的。
唐初既以两晋为正统，《晋书》便为两晋各皇帝立本纪；以十六国为僭伪，遂为十六国帝王别立《载记》，附全书之后。《载记》并非房玄龄等人所发明，班固曾"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②其中平林、新市、公孙述事如同古之诸侯，可知班固的《载记》如同司马迁《史记》的《世家》。后来，《东观汉记》亦用《载记》之名。因此，房玄龄等人为十六国帝王立《载记》，不但史有前例，而且正与唐初大一统思想相合。当然，亦有例外，前凉张氏奉晋年号（除张祚外），"忠于晋室"，所以房玄龄把张轨及其子孙视为晋臣，立为《张轨传》；又唐高祖李渊奉西凉建国者李暠为七世祖，故亦把西凉史事归入《载记》，而立为《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至于十六国臣子，凡诸国名臣皆为其立小传，附于有关帝王《载记》之后，如张宾附《石勒载记》之后，王猛附《苻坚载记》之后，等等；其余者，有的附于其先人传后，如后赵司徒石朴附于《石苞传》，后赵司徒裴宪附于《裴秀传》，后赵中书监卢谌附于《卢钦传》，后赵中书令刘群附于《刘琨传》等等；再其余者，则按其事迹分别于《孝友》、《忠义》、《良吏》、《儒林》、《隐逸》、《艺术》、《列女》等专传立传，如《儒林传》中有6人为十六国中人物，占《儒林传》人数的三分之一，甚至十六国帝王皇妃亦被收入专传中，如前赵刘聪刘皇后、前秦苻坚张妃、后燕慕容垂段皇后在《列女传》中皆有传。初步翻检，除《载记》中所附名臣小传外，在其他列传中共收入十六国人物50人左右。另外，《晋书》诸志中也都有十六国史星星点点内容，其中以《五行志》记载为多。这样，房玄龄等人就别具匠心地完成了把十六国史揉合在晋史之中的工作，使两晋与十六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房玄龄的体例比陈寿撰《三国志》高明得多，陈寿生活在西晋，以曹魏为正统，视蜀汉、孙吴为僭伪，故仅为曹魏皇帝立《本纪》，汉、吴皇帝则立为《传》，但是，不过在形式上如此而已，实际上《三国志》是按魏、汉、吴三国史事把这一时期分成三部分进行写作的，在体例上并没有实现"统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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