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经济学家D.麦克克罗斯基曾提到过，他的同行们十分重视史学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他认为，重视经济学史有助于搞好经济研究和培养优秀的经济学家。但是他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经济学家们把精力主要放在数学模式分析和数字统计技巧上的趋势有增无减，这种现象使得社会科学史学家相信，经济学家们对历史毫无兴趣，他们不接受以历史依据为凭证的观点。
但作者（经济学教授）认为，经济学家们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历史的研究方法，这是多数经济学家们始料未及的。例如，计量经济学的近期发展表明，单纯依靠近期的数据分析是很难得出有效的结论的，这将会使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史产生浓厚的兴趣。目前，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兴起了历史研究的热潮。
经济学家们可从历史中得到借鉴，这并不是新的观点。只需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就会发现，在论述现代经济学之前，书中就记录了许多历史资料。现代的经济学家们在阅读这部著作时，往往跳过了这些章节，认为比起亚当·斯密的观点来，这些历史回顾是无关紧要的。但事实上，不阅读这些章节，就不能说是抓住了该书的主旨。亚当·斯密是位经验论者，他所得出的结论大都是以史料为基础和根据的，例如，非洲皇家公司的历史揭示了承认商业垄断所固有的危险；银价的例子是为了说明，谷物价格的长期下跌并不是对生产者进行补贴而产生的结果；宗教教育这一段历史也说明，即使是在古代，竞争机制也远比垄断管理更为有效。
亚当·斯密还运用了其他大量的史料，因为他认识到，这些历史上的实例对于证实其理论的正确性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如果某一经济原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都起作用的话，那么它也适用于现代的市场经济。这种研究方法很值得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沉思。
类似的研究方法还可以在亚当·斯密以后的著名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看到，如J.S.穆勒、马克思、韦伯、W.S.杰文斯、A.马歇尔等。当然，也有例外，如D.李嘉图，但19世纪的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们还是比较偏重历史研究的。
进入20世纪后，这种偏重历史的传统并没有消失。I.费什就是利用了大量的史证来阐述其金融理论的，J.凯恩斯也是运用历史实例来论证《普遍原理》一书中的理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宏观经济学最有影响的著作是M.弗里德曼和A.施瓦茨合著的《美国金融史》（1963），书中回顾了美国从1867年到1960年的金融财政政策。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中，虽然许多是在理论或统计研究上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但也不乏经济史学家，如弗里德曼、S.库茲涅茨、F.海克、A.刘易斯、G.米达尔。
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大都认为历史研究不再重要，因为他们认为，史料不过是一堆毫无价值的资料，在现代，政府部门收集的各种资料已十分完备，而且计量经济学家们已对这些统计资料进行了完善的处理，再通过史料来验证理论的做法显得有些过时和多余。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回顾了近期的经济研究状况后发现，历史性研究继续起着检验和阐释经济分析的局限性的作用。
经济学一直而且将继续与历史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只有在一个较大的范围（无论是时间的，还是空间的）内检验某一经济学思想，才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到其正确性或局限性。经济学家对任何事物都应持怀疑的态度，而这种怀疑态度的形成，无疑是汲取了历史上的教训所致，例如，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的教训等。历史性研究能够揭穿古老理论的不合理性，对其合理性进行保留，并产生出新的理论，以此形成了经济运作的特殊的文化。多数历史学家尚未认识到他们对历史知识的匮乏，但一些经济学刊物已开始重视经济史研究并鼓励发表此类文章，这在金融和贸易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然，如今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的统计分析研究越来越复杂，历史学的研究规律也较从前发生了变化，因而很难要求一个学者既掌握经济学知识，又熟知历史，通晓历史的分析方法。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召集各有关学科的人员一起讨论一些经济问题，有必要时，还可以共同合作进行研究。一旦社会科学史学家们认识到历史研究对于经济学的重要性，他们就会从历史中得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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