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书是中国古典文献中专门分类汇辑与论述经济、政治、军事、法律、文化等方面典章制度的书籍，人称典制体史书，在历史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政书作为历史文献的重要门类，作为文史工具书的重要类型，尚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政书的起源和远源
政书作为一种文献类型，起始于唐代。《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政书类收录的政书以唐代杜佑《通典》居首。《旧唐书·杜佑传》云：“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备，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通典》是在《政典》的基础上编纂的。因此，政书的起源，当追溯至《通典》的前身《政典》。①《通典》全书共分八门，曰食货，曰选举，曰职官，曰礼，曰乐，曰兵刑，曰州郡、曰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②。《通典》虽或有疏失，“然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众六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③所谓“有《通典》而政事通”，④《通典》的问世，标志着典制体文献的创立，其本身又是通史体政书的滥觞，以后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均以“通”名书，盖源于此。应当指出的是，在《通典》之前，已有一些典制体书籍问世。如梁应劭的《汉宫旧仪》一卷，唐李延寿的《太宗文皇帝政典》三卷，王彦威的《唐典》七十卷，元行冲的《魏典》三十卷，丘悦的《三国典略》三十卷，萧嵩等的《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李林甫的《六典》三十卷，等等。⑤但这些政书或为专门，或为断代，体例也不够成熟，影响远在《通典》之下。尽管《通典》不是第一部政书，但典制体史书的编纂方法及体例是在《通典》身上确立的，它是第一部通贯古今的政书专著，并为以后典制体史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文献通考》的大部分类目“俱效《通典》之成规”。⑥
在政书中，另有断代性质即专记一代典章制度的会要与会典。其中会要以宋王溥《唐会要》为最早，它是在苏冕《会要》与杨绍复、崔铉的《续会要》的基础上编纂而成。⑦《宋史·王溥传》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缺漏，为百卷，曰《唐会要》。”《唐会要》中，间载苏冕驳议，有“苏氏议曰”、“苏氏驳曰”、“苏氏记曰”、“崔氏曰”等字样，这些均为苏、崔监修《会要》时的议论，晚唐人段公路《北户录》曾三次称引《会要》，即为苏、杨、崔等人所撰《会要》，因当时王溥《唐会要》尚未问世。⑧《唐会要》“凡分目五百十有四，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核。……其细琐典故，不能概以定目者，则别为杂录，附于各条之后。又间载苏冕驳议，义例该备，有裨考证”。⑨从而开了会要体政书的先河。继《唐会要》之后，王溥又撰有《五代会要》。宋代曾于秘书省设“会要所”专司其事，先后十次编修会要。《直斋书录解题》曾记载有多种著作。自宋代起，还先后补撰了先秦以后历朝会要，使会要成为历代前后相续的一个整体。与会要相类的会典，一般认为最早为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完成的《明会典》。实际上，此类体裁实源于唐代。《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有《唐六典》三十卷，此书仿《周官》编撰，当时唐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此书不仅记述唐开元以前制度，“唐虞以下损益沿革咸具焉”。⑩此外尚有元代的《经世大典》，此书现仅有零篇碎简保存。（11）元代还有《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和《通制条格》。
如果说，《通典》、《唐会要》、《唐六典》为政书的起源，那么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则是政书的远源。
《史记》创造了纪传体史书，其中“书”以类事，以详制度。其八书按类系统地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以后班固承司马迁遗风，在《汉书》中同样保存了这部分制度史的内容，但将“书”易名为“志”，刘知几认为：“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改书为志，义在互文。”（12）《汉书》的志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内容更为详密系统，其中食货、刑法、地理、艺文等志为班固首创，司马迁、班固创立的这种书志体，成为起源于唐代的典制体政书的远源。（13）典制体政书“是纪传体史书中书志的发展，从纪传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体裁。”（14）但书志体不能称为政书的起源，因为书志体是纪传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依附在纪传体上，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文献体裁，在古籍书目中也一直是列在“正史”类。只是到了唐代，伴随着《通典》、《唐会要》（指《唐会要》前身）、《唐六典》、《大唐开元礼》的相继问世，导源于书志体的典制体史书才开始确立了自己独立的地位，从而与纪传体、编年体史书鼎足而立。在唐以后的书目上，典制体史书也从正史中分离出来，列入了史部的其他类目以及子部的类书，直到明代确立“政书”类目为止。
政书的问世，在史学上有重大的意义。郑樵认为，就史学而言，“会通之义大矣哉！”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15）典章制度所贵在于会通古今，观其沿革，纪传体史书中那些分散的、部分的、简明的、断代的记载，不能反映典章制度沿革发展、相因损益的特点，不能满足对典章制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记载和研究。“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左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16）马端临称赞道：“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1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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