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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史学思想述论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他不仅是我国宋代文豪、书画家,而且也是史学评论家。因其长期出任地方官和过着贬谪的生活,故未能属意著史。但从其文章里可知他读过《尚书》、《左传》、《史记》、《汉书》、《晋书》、《旧唐书》等大量史籍,并对史料运用自如。因此,他对自先秦至当朝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所评论。本文以《东坡志林》为例,对苏轼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阙失加以评述。
    一苏轼史学观的特点
    (一)直入主题,不落俗套。就事论事,议论横生;见解深邃,非同流俗;抨击邪恶,以评论见长
    苏轼在《尧舜之事》里写道:“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①a]这里指出尧舜禹时代,“储君”要受地方首领(“岳牧”)推荐,掌政并考察数十年有了政绩才授之以政。苏轼显然并未否定尧舜禅让之说。此说正与现代史学关于尧舜时代是军事民主制时代,部落首领由选举任职之说相合。然而,他对所谓“隐士”之说却持有异议。苏轼严正指出:这种对国家大事不负责任的态度,有何值得称道?而且,既然逃避君位而尧授之,岂非批评尧用非其人?所以,“自吾观之,亦不信也。”苏子对后世儒生杜撰之词持怀疑态度,其论至当。
    在《周东迁失计》篇里,苏轼指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谬)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粥(鬻)田宅者也。”不幸而有家败,“终不可议田宅”。“卫文公东徙渡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菑,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我能往,寇亦能往。”一个民族迁逃不是根本之计。作为主战派政治家,苏轼已洞察到北宋朝廷迁都之意图,运用史实对逃跑主义进行了严厉抨击,阐述了去留的利害关系。后来宋室南迁而亡的过程不幸被苏轼言中。面对强敌,厉兵秣马,严阵以待,是自立于民族之林的上策。苏轼还举了战国至汉大量的史例:“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鄀;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幼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谬)者也。”这里,苏轼以古喻今,给赵宋王朝以严厉的警告,体现了苏轼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积极参与的爱国意识。
    在《论鲁三桓》篇中,苏轼指出:孔子建议鲁哀公下令堕三都。实为削弱地方实力,防止“三家分晋”重演。“孔子实欲伐齐”,伐齐的目的是为了转移鲁国内部矛盾,其赢,则“鲁之公室自张”,公室声威可使“三桓不治而自服也”;其不赢,也将逼使鲁国内部矛盾缓和,放弃内争!晏婴久被景公信用而终不免田氏代齐,何况孔氏以羁旅之臣“以律亡国之臣,堕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这说明,三桓也想统一,只是公室无能。三桓如不遇贤君强相,则各各相防,不得已而“坚城藏甲”。因为谁也难以吃掉对方,而又不愿受制于另两方。“方是时三桓虽若不悦,然莫能违孔子也。……孔子盖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苏子曰:此孔子之所以圣也。盖田氏、六卿不服,则齐、晋无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则鲁无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也,其政无急于此者矣。”这充分表明了苏轼注重礼治,注重维护中央政权和国家的统一,反对地方分裂割据势力。
    《秦废封建》篇精辟地指出“封建之害,郡县之利”。苏轼回顾了历史上对此类问题的见解,表述通俗而晓畅,合情而贴切,可谓千古公论。他指出英雄可因势利导,“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并强调汉高祖所封是变通之法。“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之法也。”同时,他指出,废分封不是秦皇、李斯的发明,“七国皆称王,行天子之事,然终不封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为戒也。久矣,世之畏诸侯之祸也,非独李斯、始皇知之。”
    (二)擅长纵向对比和同类列举,即长于古代史综论,其历史类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惊世骇俗的感染力
    在《游士失职之祸》篇里,苏轼认为古之游手好闲之士都得到先王笼络,各得其所。同庠序之选一样,后世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科举制皆一脉相承,选拔出“民之秀杰”“役人以自养”之辈。全文论说周详、透彻而精彩。遍举越王句践、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田横、吴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代相陈豨,皆争致宾客。秦朝得天下后则“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而汉代仍允许诸侯招徕宾客,世主不问。恰是接受秦代教训,“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之士”,强调养士制度的必要性。
    《隐公不幸》一篇遍举君王不辨忠奸不杀奸臣反被奸臣所误的例子。苏轼说道:“吾读史得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苏子善于进行历史人物、事件的类比,论史常纵向对比,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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