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方法论问题
从历史学角度看，方法论应该包括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思考，表现为对历史认识的方法；二是指历史研究者所利用的技术、方法和手段，表现为对历史记载、综合、描述和解释等技术方法。
首先，唯物中观理论模式对历史认识的主要方法是“辩证法”。辩证法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种历史理论方法。哲学意义上的同一和差异、必然和偶然、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意识、量变和质变、主观和客观、普遍和特殊等“两元对立与统一”学说是恩格斯历史认识的主要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37）足见辩证法在恩格斯心中的地位。
历史认识的关键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前文已经谈到，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同时恩格斯又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人的活动而已”，即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那么，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人与历史发展自然规律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恩格斯天才地、巧妙地运用逻辑、辩证的方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他指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同的，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38）他还认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迹，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为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39）恩格斯认为，预期的目的和最终的结果之所以还存在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之所以还战胜的优势，是因为“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40）只有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只有当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时，“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41）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历史发展本身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而人却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人作为自然界的主人，历史发展的主体，既要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和支配，又可以认识和改造自然；第二，历史是在无数“相互妨碍”的个人意愿相互矛盾、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而发展的，无家可归者和亿万富翁对美国社会的认识肯定有天壤之别，同样，中国的平民百姓与执政者对社会的看法也很难说会那么一致，但这两个社会却都在发展，这就是合力的作用；第三，自然社会有一个按规律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人对社会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人对社会认识的深入，“有意识”的力量必将逐渐超过“无意识”的力量，最终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第四，人对社会认识的根本问题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只有当人认识到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时候，人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意愿。这些天才的结论不仅成为当代历史认识的主要模式之一，更重要的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指出了走出历史迷宫之路。
关于历史研究的技术性方法问题，本文不打算花费更多笔墨。恩格斯虽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又是生活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但他所采用的历史研究方法仍有许多可取之处。例如，恩格斯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曾多次使用比较的方法。（42）他曾指出：“在研究德国历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43）在研究经济史时，恩格斯已经认识到计量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对经济史研究来说，“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44）在研究自然科学时，他已经看到社会科学尤其历史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巨大影响，并认为自然科学只有借助社会科学思辨能力的情况下才能更快发展（45）。此外，现代史学史“整体化、结构化、边缘、交叉学科化”等方法在恩格斯的著作中也不乏其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