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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以记数数词组合方式作为标准就马上可以看出《吴问》的成文年代。“以百六十步为亩”、“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这些数词组合中均没有用连词“又”或“有”，这是战国中期后段（相当前304年）以来的记数现象。结合这种数词组合不用连词的特点，我们又从其他角度对《吴问》的成文年代作了考证，认为它是战国晚期的作品，具体地说，大约是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至前260年秦赵长平大战之间的作品。这一问题，我们拟另属文详之，本文仅述要点如下：（1）《吴问》称范氏、中行氏、智氏以及韩、魏、赵氏均为“公家”，并称赵氏为“公”：“赵氏制田，……公无税焉”。实际上，依《左传》、《国语》只有晋侯称“公”，其家族称“公室”、“公族”，与此相对的六卿虽强大犹称“私家”“家门”。如《左传·昭三年》“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晋之公族尽矣！”这种现象说明《吴问》应写成于前403年以后，即韩、赵、魏三家自立为侯并得到周天子的正式承认之后，这时才称三家为“公”、“公家”，并连及称范、中行、智氏也为“公家”。因此，《吴问》成文不会早于公元前403年之前。（2）徐中舒先生说：“六国称王始于魏、齐徐州之会（公元前334年），这是战国时代晋齐绝世以后又一次更大的变局，魏国霸权从此告终。《左传》讲霸业不讲王道，《孟子》讲王道不讲霸业，这完全是两个不同时代所反映出来的问题。”[①e]徐先生所言极是。《吴问》谓赵氏制田广，无税收为“王者之道”，可见它的写成不会早于公元前334年魏国霸权结束、六国称王之前。（3）《吴问》所说晋国六卿的亩制，范、中行以一百六十步为亩，韩、魏以二百步为亩，赵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我们不能认为这些说法反映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实际情况。首先，据《通典·食货一》记商鞅改周制“步百为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亩，是因为商鞅认为“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此说是可信的：《史记·货殖列传》说：“夫三河（按，指河东、河内、河南）在天下之中，……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地狭人众的三晋地区亩制的改大却在地广人少的秦国之前。其次，传说均谓废井田，开阡陌、扩亩制以尽地力始于商鞅相秦之时。此说见于《汉书·食货志上》、《说文》田部“畮”下、《通典·食货一》、《新唐书· 突厥上》引杜佑语、《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引，等等。而《吴问》却说早在春秋晚期晋六卿就改革加大亩制，赵氏已成为二百四十步的亩制了。实情恐非如此，其他不说，单依魏氏情况来看，在李悝相魏文侯之时魏国仍实行步百为亩的周制。《汉书·食货志上》说：“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云一，为田六百万亩。……”按《汉书·艺文志》法家有《李子》三十二篇，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尽地力之教”盖即《李子》之文。“尽地力之教”谓方百里则为田九万顷，一顷百亩，九万顷则九百万亩；按《大戴礼记·王言》、《韩诗外传》卷四、《谷梁传·宣十五年》等均谓古者三百步为一里，依此则方圆百里合九亿平方步，除九百九亩，得一亩为一百平方步。这说明了在魏文侯（当政在前445--前396年）时魏国仍实行“步百为亩”的古制。[②e]依此来看，韩、赵、魏等国亩制变化应在商鞅变法之后，三晋人多地少，战国早期亩制并未变化，后来盖因秦为了吸收三晋耕农，废井田、开阡陌，扩大亩制。在这情环境的胁迫之下，三晋才可能加大亩制，但改革情况并不一致，韩、魏二百步为亩，只有赵与秦国新制全同：二百四十步为亩，《吴问》所说“赵毋失其故法”，这“故法”只能是秦国改革后的田亩制度，不可能是西周春秋时期的田制。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吴问》只能是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商鞅变法）后的作品。那么，《吴问》的产生具体应在何时呢？这仍可依《吴问》作者对六卿存亡次第的估计来分析。《吴问》猜测范、中行、智氏三家相继而亡，这里作者预测对了，正如吴树平先生所分析的，是作者已看到范、中行、智氏相继而亡的史实。但作者估计韩魏先赵而亡却错了，我们认为，这说明了作者的时代是赵国强大而韩魏弱小的时代。这个时代绝不可能是战国中期以前，因战国早期的形势是魏强而赵弱。魏弱的时代是在公元前340年连败于齐、秦之后，而赵强的时代是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至公元前260年长平大战之前，赵国力量十分强大，韩魏不归齐则必事赵“归赵”（《战国策·赵三》），《吴问》大概就写成于此时。这种推测与前面几点分析是相合的，与《吴问》记数数词组合特点的时代性也是一致的。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左传》、《国语》的成书年代问题。
    《左传》的成文时代，凡序数词一律不用连词“有”字，如前所说，《春秋》经文的纪年纪日全部用“有”，而《左传》则一律不用；而基数词亦绝大多数不用。例如，僖二十四年：“二十四年春”；桓二年：“惠之二十四年”。“惠之四十五”；“七姓十二国之祖”，等等。用连词“有”字的数词组合很少且位置很不固定，例如，襄三十年：“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昭公二十八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等等。这些三位数、四位数之间只用一个“有”字，而十位与个位之间基本不用，用的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这正如洪诚先生所说“可能是古史旧文落在作者笔下的残迹”[①f]。根据这种数词用否连词的组合方式，说明《左传》的写作年代不能超过战国中期。依据这一点，我们认为徐中舒先生过去推测的《左传》的成书年代是可信的。因为“《左传》讲霸业不讲王道，《孟子》讲王道不讲霸业”，以及“《左传》好预言因果休咎而以卜筮为征验”，如“郑其先亡”（襄二十九年），“郑先卫亡”（昭四年），秦穆公死时断言“秦之不复东征”（文六年），“毕万之后必大”（闵元年）等等应验的或不验的预言，徐先生断定《左传》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至前351年之间[②f]，这与纪数一般不用“有”的时代特点也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