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不同学术传统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不同看法，这部分也可以说是问题提出的缘由；第二，关于史学的求真问题；第三，关于史学的致用问题；第四，关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关系问题。以下让我们来作具体分析。
一
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素称史学发达，也有着优良的史学传统。中国史学之所以如此发达，实际上也与其本身的优良传统有关。什么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呢？概括地说，那就是既讲究史学的经世致用，又重视史学的求真。如果我们把中国史学开端追溯到《尚书》，那么就会在其《康诰》、《酒诰》、《召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等篇里发现，周公是如此重视夏、商两代兴亡、成败的历史，以致多次论述到它。很显然，周公反复说这些历史，其目的无疑是要使周人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他是在以史学来经世致用；同样，在以上诸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周公对于殷商的先哲王的作用是充分肯定的，对于殷商曾是“大邦”、“天邑”而周则为“小邦”的历史事实也是毫无隐讳的，也可以说，他并不因为殷周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放弃了对于史实的求真。当然，我们不能说周公已经自觉地、系统地解决了史学的致用与求真的关系问题，不过也不能否认，这正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滥觞。以下历代官、私修史，不论其具体如果如何，基本上莫不以求真与致用的结合为其宗旨。例如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就是颇重二者结合的一个典型之作。司马光早就有志“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一书。”（见光所作进《通志》表。）后来受宋英宗之命修史，神宗又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这完全是一部讲究经世致用之书。可是，他和助手们修这部书时，除引用了各正史以外，还参考了杂史322种，可见征引之博；在博引中往往发现前人于一事之记载有所异同，于是又作了《考异》30卷（今所见胡三省注本已将考异散入有关各条下），可见考证之精。而其精其博，皆在于求史之真。应该说司马光作《通鉴》是在求真与致用两头都作了很大的努力的。这就是中国学术的一种优良传统的表现。
我们说兼重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是中国学术的一种优良传统，还可以与古希腊的学术传统来作一些比较的说明。在古希腊，史学家是重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例如，修昔底德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一方面很注重记事之求真，在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人性总是一样的，因而往事在以后某一时期总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演，所以察往会有益于知来（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可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却对于史学之求真与致用皆没有太高的估价。亚里斯多德在其《诗学》（Ⅸ，2-4）中说，史与诗的区别不在于一为散文一为韵文，“真正的不同之处是，一种说明已发生的事，另一种说明可能发生的事。因而，诗比史更具有哲学的和严肃的性质。诗有助于提供一般真理，而史只提供特殊的事实。”他认为，在诗中，某种性格的人总是会有某种行为，几乎可以推知；而在史中，某种事实被记录下来，它以后是否还会发生呢？那就难说了。他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都抱这样的存疑态度，显然是受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思想影响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475E-480D）中曾经详细地说明了“知识”与“意见”的区别。如果我们在此不管他的具体论证过程而只述其要点，那就是说，“知识”是对应于存在而生的，“无知”是对应不存在或者无而生的，这是对立的两极；另外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比“知识”暖昧，比“无知”明确）东西，即“意见”，它是对应于变动不居的具体事物而生的。在柏拉图看来，存在就是存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存在。“知识”一旦把握了这种存在，便永远把握了它；知道它的过去，也就准确地知道了它的未来。哲学家所爱好的也就是这种“知识”。按照这样的观点，史学家即使记载了过去历史之真，也未必能保证其在未来亦为真；这样，史学就不能给人以“知识”，而只能给人以“意见”。在柏拉图看来，“意见”倒不是毫无用处，其致命弱点是靠不住。如果依照柏拉图的看法，则史学之求真与致用皆未可必。所以，如果从把握真理的角度来看，古希腊哲学家是以为真理只有从对象的永恒状态中来把握的，而中国古代的学者却以为真理只有在对象的运动状态中才能把握之。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人历来重视史学这一点上，而且，在《易经》和《易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哲学同样是注重从运动中把握真理的。到底哪一种把握真理的途径更为好一些呢？当然应该说从运动中把握真理的思想更高一筹。这也就是说，中国人注重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有比古希腊人高明的一面，从比较的角度说这也是中国学术中的一种优良传统。
不过，问题还有着另一方面。中国史学传统之讲求真，一般都是称道“直书”和“实录”。班固说，刘向、扬雄很佩服司马迁的“良史之材”，称赞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见《汉书·司马迁传赞》）这就是说，史学要想求真，史家必须做到两点：一是态度必须忠实、正直，不管遇到多大的压力，该写什么还是要写什么；二是必须把历史上的事实考察得既清楚又切实，不留下模糊和错误的记载。以后刘知几作《史通》，其中有《直书》和《曲笔》两篇专讲这个问题，而核心思想仍然不外乎这些。作为古人，尤其是古代的史学家，他们能把上述两个方面当作对于史学的求真的要求，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不过，这样的史学求真毕竟还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不能说其中没有留下任何问题。这一点请待下文再说。而中国史学传统之讲致用，如果说其成就伟大，那么大概还必须补充一句话，即问题也不少。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由致用而变为滥用。自古以来，史学被滥用的事例太多了，只要翻翻《史通》，我们就很容易找到许多这一类的例子。就以“文革”中的情况来说，当时“四人帮”把史学滥用到了什么程度，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不须细说了。在中国，有对于史学的滥用，就有对于这种滥用的批评和谴责，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好的 学术传统。不过，对于滥用史学的批评，一般都是先指出某文或某书在哪些地方滥用了历史，违背了历史的真象，进而分析其滥用历史的不光彩的动机以至揭露其阴谋之所在。似乎到了这个程度，也就可以认为批判透了，因为已经追究到了问题的政治实质或者阶级实质。不过，史学的经世致用有没有它的一定限度？人们在以史学致用时是否应该有所自律？如果应该，又将何以自律？诸如此类的问题，仍然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一言以蔽之，中国学者在史学的致用与求真的限度方面缺乏深度的理论的思考，这又是我们应该借鉴于希腊人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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