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一个史家来说，他之所以会采取“直书”或“曲笔”的手法，表面看来是受该史家的个性气质、人生态度、既得利益等方面的因素所制约，但实际上是由史家的社会历史观所决定的。因为史家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着史家的行为方式－－进步的或者说是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着积极进步的行为方式，落后的或者说是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着消极落后的行为方式。而“直书”与“曲笔”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现象，正是积极进步的行为方式和消极落后的行为方式直接作用的结果。
这也就是说，凡是具有进步的或者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家，基本上都是能够秉笔直书的史家；凡是具有落后的或者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史家，基本上都是曲笔隐讳的史家。上文论及的干宝、孙盛、范晔等人之所以能够据实以书，就在于他们具有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干宝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坚决否定人死魂灵犹在的宗教唯心主义。相应，在国家兴亡问题的探讨上，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当时，面对西晋王朝迅速倾覆的现实，很多史家凭着阶级的本能，都在寻找它的根源，有的蹈袭女人是祸水的传统偏见，把贾后当作亡国之因；有的囿于一端，仅仅从直接体验中视玄虚放诞之风为亡国之由。与此相反，干宝则强调指出：“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其势常也。”（15）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而相互攻杀、争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由于这种“相攻”与“争夺”，使得天下“积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尝暂静也”（16）。由此出发，他上溯西晋开国之初，下及愍帝之末，历数昏君无能，朝臣植党营私所造成的社会弊端。通过正确地分析西晋50多年的历史，总结出“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哉！”（17）他认识到晋室迅速崩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18）这就批判了那种把贾南风当作亡国之因的唯心史观。孙盛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针对当时神不灭论者的荒谬之说指出：“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往日。”（19）明确认为神（知）随形灭，即使人的形神消散之后变成另外一种物体，它也和原来的形体迥然有别。这就否定了形神能够离而再合的观点。从形散神灭的思想出发，孙盛认为国家的兴亡盛衰最终取决于人的行为，而不在“天命”。如他在论述汉王朝的灭亡时指出：“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雕剪枝干，委权异族，势同瘣木，危若窠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20）在孙盛看来，由于汉王朝人为地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强大和外戚、异族的专权，这样，国家危亡的惨局也就无法挽救了。既然如此，那么“魏之代汉”，亦就“非积德之由”（21），历史的发展使然。范晔反对佛教所宣扬的人死精神不灭的说教。《宋书·范晔传》曾说：“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甚至在他临上刑场之前，还托人“寄语何仆射（尚之），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报应。”因而，在《后汉书》中，也不时流露出范晔对佛教和谶纬迷信之学的怀疑与否定。如他在《西域传》中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又如他在《张衡传》中揭露图谶的虚妄说：“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因此他主张“收藏图谶，一禁绝之。”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进步的历史观决定了史家必然采取秉笔直书的治史态度。同理，陈寿、沈约、萧子显等人所采取的曲笔手法也是由他们落后的历史观所决定的。陈寿《三国志》通过对三国历史的叙述，大肆宣扬“天人感应”的天命思想和皇权神授的神学史观，为巩固封建统治制造理论。沈约更是一个有神论者，不仅整个《宋书》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而且还以《天文》、《符端》、《五行》三志十二卷的篇幅，集中宣扬天命思想，并通过对符命、望气、灾异、谶书等的记载，来证明天命有数和皇权神授之应验。萧子显《南齐书》大力宣扬因果报应和天命思想，认为王朝的更替完全是天意的安排，人只能随从天意，而不能违背天意。
注释：
①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国志多回护》。
②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
③④《北齐书·魏收传》。
⑤⑩《史通·古今正史》。
⑥《困学纪闻》卷一四。
⑦⑧（15）（16）（17）（18）《文选·晋纪总论》。
⑨《文选·晋纪总论》注引干宝《晋纪》。
（11）以上引文俱见《魏书·高允传》。
（12）章太炎：《略论读史之法》。
（13）《廿二史札记》卷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
（14）《三国志·韦曜传》。
（19）《弘明集》卷五《与罗君章书》。
（20）（21）《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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