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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都是有规律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掌握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谱写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的规律是贯通古今,通向未来的。所以,只有发现并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把握现实的脉搏,明确前进的方向。我曾经提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不在借鉴,而是要为我们在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中提供战略性的历史依据。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可取的,而将历史学的任务归结为借鉴,是不可取的。
    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研究历史规律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其他各种历史学、包括中国传统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所以,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把历史研究上升到科学的高度,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对事物规律的认识体系。缺乏规律性的知识堆集,是不成其为科学的。这就要求,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离开这个基点,历史研究就会坠入五里云雾中去。
    有些人明里暗里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的事物是有规律的,而历史是由人们的活动形成的,人的思想行为是谈不上规律的。殊不知,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活动的,而规律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我们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由人们的活动形成的历史是不可能没有规律的。
    一些人反对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还由于他们看到,几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过是一些公式和概念的不断演练,反思令人厌倦,于是转轨易辙,另作他图。应当说,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如将阶级斗争简单化和绝对化,就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但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我们不应因噎废食,放弃马克思主义,而应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总结既往,开拓未来,吸收西方当代史学之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历史学必须创新,但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创新,也只有这样才能创新,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转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轨道上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现在可说有了初步结果,这就是我提出的新型中国历史体系。兹撮要于下,就诸时贤,希予讨论。
    
    问题要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各个流派都是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开始,然后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进行剖析,由此建立的历史学体系。所以,各个流派虽不无成绩,但都有先天的缺陷,即它们都不是或不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这样,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只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了。当然,在另起炉灶的过程中,取各家各派之长,包括以往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总是在所不免的。先就中国古代社会或先秦史来说吧:
    我不是先给中国古代社会定个什么型,然后找材料证明其为什么型的。在先秦时期,社会中明显地存在着姓族、宗族、家族、家庭体制,这就是那个时代基本的历史实际。由此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予以分析,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姓族和宗族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类的。先秦时期的改朝换代并不像后世那样,只是统治集团的更换,而是改姓易族,由一或几个姓族和宗族群体取代原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姓族和宗族群体,把他们降为被统治姓族和宗族。周代的庶人或庶民,就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庶姓之民。因为他们原来曾居于统治地位,所以有时又称之为庶民百姓。百姓本指统治姓族和宗族,现在降下来了。统治姓族和宗族也可称君族,被统治姓族和宗族也可称为臣族。“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一部中国古代社会史,就是诸多姓族和宗族升降浮沉、兴衰交替的历史。
    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城邦,但这种城邦是宗族城邦,而不是像古希腊、罗马那样的自由民的城邦。宗族城邦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最后灭亡的过程。据此,我将其分为四个时期,统称族邦时代。从这个角度说,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族邦史。
    中国古代国家既然呈现为族邦形态,其政治体制必然是宗主政治。因此,国君可称宗君,卿士可称宗卿。古代也有官僚,不过他们属于臣族,要为王公卿大夫奔走服务的。这种官僚也可说是走狗,故而要为其主人效犬马之劳。中国古代也有等级制度,但不是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等级制度,而是宗族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是用宗族法规、即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固定下来的。中国古代也有发达的奴隶制,但其形态则以王室、公室、宗室、家室呈现出来,我称之谓宗族奴隶制。
    这种宗族奴隶制之所以是发达的,不仅由于奴隶数量众多,门类齐全,而且境遇不同,层次有别。对各种奴隶,都有专职官吏管理,如商代王室之各种臣正,周代的官有司,等等。王室官吏足以成为一个小政府,而王朝公卿则为大政府。这种奇特现象,与中国古代奴隶制产生的途径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奴隶,有战俘,有虏掠来的敌方民人,而更多的则是被灭掉的族邦。如武王克商和周公东征,或云灭国者五十,或云憝国九十有九。一举吃掉这么多族邦,就有一个对这些族邦的战后处理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材料,赏赐奴隶有以人数计者,有以家数计者,也有不少以宗族计者。后者多数是灭亡族邦原有的宗族。对这些失去政权的宗族在重新发落后还有一个管理问题,于是各种官司臣正之类的职官就出现了。有些职官就是由原有宗族之长担任的,所以看起来不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奴隶,然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独具特色的地方。因此,当有人提出中国古代的奴隶制究竟是西方型或东方型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既非西又非东,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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