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化”的重要手段和内容是实行“教化”，兴学施教，传授知识，陶冶情操。在这方面，西汉的文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就想法加以改变。他在成都修建学校，到各县招收学生，免除他们的徭役，学习成绩好的被选为郡县官吏。到各县去巡查，也带着学校的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这些学生出入官府，传布教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於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之始云。”[③d]文翁兴学重教，促进了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班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④d]文翁此举影响深远，后代良吏大多效法。隋朝相州刺史梁彦光，就是依靠办学移风易俗的突出典型。史载：“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廓。由是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於是人皆克励，风俗大改。有滏阳人焦通，性酗酒，事亲礼缺，为从弟所讼。彦光弗之罪，将至州学，令观于孔子庙。于时庙中有韩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对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愧，苦无自容。彦光训谕而遣之。后改过励行，卒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类也。吏人感悦，略无诤讼[⑤d]。
明清王朝，由于把兴学施教做为考核官吏的重要内容，清官良吏要加注意兴办学校。明朝福山知县段坚，“刊布小学，俾士民讲诵。俗素陋，至是一变，村落皆有弦诵声。”后任南阳知府，“召州县学官，具告以古人为学之指，使转相劝诱。创志学书院，聚秀民讲说五经要义及濂、洛诸儒遗书……居数年，大治。”[⑥d]清朝的张埙，康熙时任登封知县，“大修学宫，复嵩阳书院……自县治达郊鄙，立学舍二十一所。课童子，以时巡阅，正句读，导之以揖让进退之礼。俾行化导，浇风一变。”陈汝咸任漳浦知县，修文庙，修朱子祠，设义学，“延诸生有学行者为之师”，“教养兼施，风俗为之一变”[⑦d]。
（六）重视判案，调解纠纷，为人民排忧解难
隋朝的辛公义，升任并州刺史后，一上任先到牢狱抓紧判案。史载：“迁并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厅，受领新讼。……事若不尽，应须禁者，公义即宿厅事，终不还阁。人或谏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无德可以导人，尚令百姓系于囹圄，岂有禁人在狱，而心自安乎！’罪人闻之，咸自款服。后有欲诤讼者，乡闾父老遽相晓曰：‘此盖小事，何忍勤劳使君！’讼者多两让而止。”[⑧d]
对民间的纠纷，清官们往往讲道理进行开导调解，化干戈为玉帛。如东汉刘矩，“迁雍丘令，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⑨d]隋朝划旷任平乡令，“人有诤讼者，辄丁宁晓以义理，不加绳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禄，赈施穷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笃励曰：‘有君如此，何得为非？’在职七年，风教大洽。狱中无系囚，诤讼绝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张罗……迁为临颍令，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①e]又如北齐的苏琼，任南清河太守时，“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田，积年不断，各相援据，乃至百人。琼召普明兄弟，对众人谕之曰：‘天下难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泪，诸证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头，乞外更思，分异十年，遂还同住。”[②e]为了调解纠纷，良吏们甚至拿出自己的家财。如北魏张长年任汝南太守时，“有郡民刘崇之兄弟分析，家贫惟有一牛，争之不决，讼于郡庭。长年见之，凄然曰：‘汝曹当以一牛，故致此竞，脱有二牛，各应得一，岂有讼理。’即以家牛一头赐之。于是郡境之中各相诫约，咸敦敬让。”[③e]
二多办实事的务实作风
从以上叙述已可看出，清官循吏的爱民重农，绝不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见之于行动。为民兴利除弊重在办实事，正是清官良吏的优良作风。身为朝廷命官，竟能“居官如家”[④e]、“视民如子”[⑤e]，深入民户，访贫问苦，排忧解难。从社会生产，到文化教育，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以及风俗习惯、社会时尚，方方面面，无不关切。这种为黎民办实事的务实作风，是很值得称道的。
西汉的龚遂、召信臣等就是这样一批突出的典型。宣帝时，渤海郡发生灾荒，百姓饥饿起而反抗，郡守难以制服。宣帝想选用一个能治理的人，经丞相推荐，宣帝任龚遂为渤海太守。龚遂上任前宣帝召见他说：“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答道：“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於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宣帝听后高兴地说：“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龚遂说：“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龚遂的请求得到宣帝许可后就去上任。行至渤海地界，官吏们听说新太守来了，调集大批军队迎接。但龚遂却把这些军队遣还原地，又立即命令各县，全部撤掉以前设立的专门镇压人民反抗的官吏，并明确地指示，要把拥有兵器的人和那些手持镰锄田器的人区别开来，前者是反抗的，后者为良民，官吏不得查问。之后，他一个人乘车到了官府，郡中一片安定和平气氛。一些多日反抗的人，本来也疲惫厌战了，听到龚遂的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盗贼’於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尉安牧养焉。”龚遂又见当地风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下令每口人种一棵榆树，一百根山菜，五十根葱，一畦韭菜。每家必须养二只母猪五只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蓤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⑥e]经过龚遂的治理，渤海大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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