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天下之瑰丽与泄天下之拗怒。”这是近代进步思想家袭自珍在《送徐铁孙序》中所标举的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臻于这样境界的一部伟大著作，他的“发愤著书说”也是这种理论的先驱，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构成一个光辉的传统。
《史记》是我国古代，特别是西汉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建立以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激荡的时代强音；也是作者丰富的学识，卓越的才能，特殊的经历，坚强的意志，与广大被压抑、求进步的人们共呼吸、同命运的心血结品。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总结前人的著作规律与自己写《史记》的经验道：
（天汉三年［前九八年］）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他在《报任安书》中也作了同样的论述。这就是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它揭示了社会环境、作者的生活实践与著作的关系，指出了作品批判现实与展望理想的意义，这里是闪烁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思想光芒的。
然而这一论述中一些具体事例，却也启人不少疑窦，首先是其中列举的前人从事著作的时间地点细节与史书记载颇多不合。例如屈原的作《离骚》，究竟是在被放逐之前还是在被放逐之后？《史记·屈原列传》说：“（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似乎屈原此时只是被疏远而非放逐，怎么又说“屈原放逐著《离骚》”呢？如果说《屈原列传》的叙事还比较含糊的话，韩非的《说难》《孤愤》著于入秦之前，这是《史记·韩非列传》作了明确记载的：
（韩）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那么又何来“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之说？同出于一人之笔，为什么自相矛盾至此！其实司马迁这里揭示的是《离骚》《孤愤》等作品是法制不修、王听不聪、谄谗蔽明、廉直不容这种种不合理环境的矛盾冲突中产生的，也是对这种环境的愤怒的批判，而其作者的流放或幽囚，原是这种历史环境的典型悲剧。那么说这些作品是这类悲剧的产物也就未尝不可了。是否可以这么说：“发愤著书说”是对历史现象作本质的概括与集中，而屈原、韩非的列传则是对他们著作经过的具体纪录，两者精神上是一致的。司马迁本人的遭遇李陵之祸与他著作《史记》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又何尝不是这样。他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早已有许多愤懑不平之感了，《史记》也早就动手在写了，李陵之祸正是他的愤懑不平之感的某种泄露所遭到的迫害，也是以他自己的行动谱写的撼人心弦的历史悲剧；而这一悲剧性的遭遇，则又使他对当时社会有更真切的体验，进一步坚定了他完成这部鉅著的意志，使他笔端凝聚了更浓郁的骚情，倾泻出更炽烈的愤怒，并满腔激情地提出这个“发愤著书说”来。在对社会黑暗的鞭挞中寄寓着个人的哀怨，在控诉个人不幸遭遇中反映出公众的义愤。鲁迅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共同性。
显然，司马迁也正是以屈原的放逐赋“离骚”与韩非的幽囚发“孤愤”等来比拟自己遭逢李陵之祸而著《史记》的。可是问题又来了。李陵是一个名声很不好的叛徒，司马迁为他讲话而被祸，是不是能算与屈原、韩非一样由于正义活动而受迫害呢？有人说司马迁是为李陵投降辩护，或者说是替叛徒张目，如果真是这样，即使遭刑过当，为此而“发”的“愤”，总不能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了，不能与屈原等相媲美，对此不可不辩。
李陵从出击匈奴，力战兵败，最后堕落为民族叛徒，历史罪责是无可推诿的。但这里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司马迁在什么时间、条件替他讲话，讲了些什么，起了什么作用，则需加以考察。我们不必为贤者讳，但看来司马迁从来没有讲李陵叛变有理，而只是肯定他前期有战功、战败非其责，根据他平时的表现，推测他开始时可能还不是死心塌地投降匈奴，建议汉朝等待一下以观后效。这种主张，无论从法纪、政策、策略上讲都是有理由的。
据班固《汉书·李陵传》载，李陵带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境内，遭到匈奴举国之师单于“骑可三万”“左右地兵八万余骑”的围堵攻击，仍取得不少胜利，杀伤大量匈奴兵（《汉书·匈奴传》：“陵所杀伤万余人”），最后兵尽援绝，与十余人突围时被匈奴数千骑追及，“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消息传来，汉武帝十分震怒，“群臣皆罪陵”，而当武帝向司马迁征求意见时，他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其经过是这样的：
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兵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初上遣弍师（弍师将军李广利）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弍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弍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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