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渴望更多地了解祖国和世界历史的年青人。他们中间，有工人、农民、战士、机关干部，也有当时正在待业的青年。有的走一、二百里路，为的是听一次历史知识的讲座；有的拿着少量艰难积攒的钱，去购买心爱的历史书籍；也有的鼓足了勇气，写信或者登门向历史学家求教自学的门径。每当看到或者听到这样一些事实，心里就不免热乎乎地，从中感到了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荣耀。
但是，我还经常听到青年中提出的若干带有怀疑态度的问题，如像：“学习已经过去的事情，和今天的现实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现在需要学习的东西那么多，花力气去学习历史知识，值得吗？”“学习历史，能够学出一个‘四化’来吗？”
对于末一点，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很遗憾，仅仅靠学习历史，是确实不可能学出个“四化”来的。不过，问题应该倒过来提：不要历史，不重视历史知识，我们的国家能够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能。
从总体来说，一个不要历史的民族将是愚蠢的民族，一个忘掉历史的国家将是没有前途的国家。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十年动乱时期，我们不是吃够了否定历史的苦头吗？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所谓“继续革命”，这显然是无视并否定了百年来的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对所有老干部作为“民主派-走资派”一概打倒，这显然是否定了我们党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把一切历史遗产统统作为“四旧”加以破除和扫荡，结果是戕害了文化，增添了愚昧。殷鉴不远，历史的教训是不应轻易忘记的。
日本有一位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名叫中江兆民，曾经就哲学的社会作用讲过这样一段话：“哲学不一定有显著的功效可以让人看见或听见，对于工商业的发展与否等等，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国家没有哲学，恰像客厅没有字画一样，不免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如果我们不介意所作比喻是否确切（事实上，哲学也好，历史学也好，它们对于国家的关系，远远要比仅仅起装饰作用的字画对于客厅的关系重要得多），应该承认，中江兆民的这段话是很有道理的。而且，我以为，历史学的社会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有着类似的情况。
表面看起来，历史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否，好像也确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实不然。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建设祖国，改造客观世界，都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所谓国情，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状况，一是历史传统。现实状况也总是经由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而形成的。因此，离开了对于历史的了解，拒绝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势必陷入盲目的状态，一切思想、计划、方案、办法、决策乃至种种行动，都会因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和差错。
当然，这是就整个社会而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如果不知道历史，如果不从灿烂的历史文化中吸取知识的营养，那末，也就会如前面所说的，往往“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做一个没有远大抱负的浅薄青年是谁都不愿意的，于是出现了不少渴望学习历史知识的人们，也于是给我们历史工作者提出了更好地普及历史知识的任务。
可惜的是，总的看，我们的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人们--尤其是青年--对社会历史的了解还很不够。
这里可以举两个也许不一定十分典型的例子。
前几年，北京电视台曾举办过“家庭百秒十问智力赛”，这一活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但是，在所提问题中，有一些颇为普通的历史知识，参加竞赛的青年往往也答不上来。有的不知道《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更有的把李自成说成是清朝人，指挥军队打败了唐朝的兵。为此，颇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士的感慨，接连在报纸上发表了好几篇论及此事的文章。
另一个例子发生的时间比这更早一些。《人民日报》登过一篇杂文，虽然因为时隔已久，题目和作者都已记不清了，但文章内容却至今不忘。杂文的作者讲到他在国庆前后，乘公共汽车行经首都天安门广场时，亲耳听到两个青年的对话。一位青年指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孙中山画像问：“这个老头是谁？每年国庆就摆出来了，过了国庆又收走，他是什么人？”另一位青年回答说：“谁知道他是谁！说他是外国人，可又穿的中国服装；说他是中国人，又不认识。”看了这篇杂文，我并不觉得可笑，却多少产生了一点失职、失责的负疚之感。当然，这两位青年并不能代表一般青年的历史知识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像我们这样以从事历史教育为职业的人，难道对这种现象不应负一定的责任吗？史学工作者没有更多地努力来作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这毕竟是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
有人作过这样一个对比：现在世界各国出版的关于拿破仑的著作，有数千种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拿破仑的历史传记；而建国以来，我们出版的孙中山传记，包括年谱和翻译作品在内，一共不足十种。拿破仑是法国的杰出人物，孙中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先驱和民族英雄，他们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不相上下的。但对于这两位历史伟人的研究和宣传，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别。鲁迅在形容一个人连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的情况时，曾说过“简直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样”的话。而我们有的青年却当真看着孙中山的画像竟不认得我们这位伟人。这不能不说同上面提到的拿破仑和孙中山传记出版的数字对比有一定的关系。
六十年前，鲁迅在谈到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时，曾经讲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这个问题，对于今天，对于史学工作者，也仍然是适用的。我们竭诚期望有更多的“为大众设想”的史学家，写出更多的“浅显易解”而为广大群众“能懂，爱看”的作品。充分发挥历史科学的战斗作用，密切史学和现实生活的联系，对史学的大众化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好地通过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应该是时代和社会赋予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光荣而神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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