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是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齐名的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撰写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书店，1934年版）《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书局，1937年出版）、《简明中国通史》（上册香港生活书店1941年出版，下册大连光华书店1941年出版）、《中国民族简史》（大连大众书店，1947年出版）等重要史学著作和论文。吕振羽史学理论和史学成就，是中国马克主义史学建设史上的重要一环，值得珍视、清理和总结。
一、论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具体操作
如何研究历史，用什么样的方法论指导中国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区别封建史家、资产阶级史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原则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的吕振羽，在中国历史研究上，不仅阐述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理，而且在具体实践的操作上，作出了一系列可贵、积极的努力。《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堪称这方面的典型之作。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理，吕振羽认为，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决定人类社会面貌、决定人类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任何社会思想都只是“上层建筑之二的东西”，“受着社会存在所决定”①。人类的意识形态，“不是能从社会隔离起来而孤立存在的，而是人类在其社会中之实践生活的反映。”②因此，应该把变化中的社会物质条件看成是历代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及其哲学思想的唯一源泉。
吕振羽认为，“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疑古思潮的积极意义固然应该肯定，但一度出现的否定一切古史、古书，甚至古籍神话传说中有真实历史背影的成分也一并抹杀的做法并不可取。他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指出，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虽不能完全确定，“但它们能代表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真际意义，是我们敢于确定的。”③从谰言连篇的废话中，抽出真实可靠的部分来，“我认为这是历史研究上的一个必要工作。”④吕振羽并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非一成不变，即使是延续千年的儒家思想，也始终处在变动、变化过程之中；而这种思想的演变，都和社会变迁的原因有关，因此考察中国思想史，要注意它们与这些因素的关系，它们的连结、运动、产生乃至消失方面的实质性的问题。他还提到对立统一规律，认为随着社会内部之敌对矛盾的发展，便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之对立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政治哲学相对立的，便产生了被统治者自己的政治哲学。”⑤由这一观念出发，他认为还应以量变、质变原理考察思想史，“量的变化一达到某种程度，渐变便停止，立入于一个飞跃的时代。而发生突变。突变的结局，便是旧质的死灭，新质的代起。”⑥在《简明中国通史》撰写过程中，他还明确提出，以往封建史家“五家年谱”式的通史写法不可取，近代史家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的写法也不足法；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发展学说分析问题，应注意从生产工具演进、经济发展状况、生产关系变动的分析，推廓到对政治制度、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情况的分析。
当然，总的方法论确定后，他在每个具体研究领域，具体研究课题的实践操作上，也有一系列考虑周密、令人钦叹、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他主张以考古文物与古籍所载神话传说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突破史前社会研究所面临的史料不足的困难。是时，即1933年，中国的考古学，仅四大发见，即仰韶文化发见、河套旧石器时代文化发见、周口店中国猿人遗迹发见，周口店山顶洞人发见。它们虽然构成了中国远古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整线，但空白仍相当多。吕振羽认为，史前社会研究的史料确实太少，但，采取一些必要的冒险的措施，即将有限的考古材料和丰富的神话传说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困境还是可以打破的。也就是说，以仰韶各期出土物为正料，以各种古籍中所载神话传说为副料，可以推进工作。他还提出四条操作原则：其一，凡史前社会研究缺乏考古史料的阶段，尽量以神话传说予以铨释；其二，凡无法用考古学证实的有关远古社会的家庭婚姻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空白，亦以神话传说的材料予以充实；其三，凡已发掘的确凿的考古资料，务必引用，作为对某个历史阶段或某种生产力经济结构的论证；其四，注意神话传说和考古材料两者结合的考证。这四条措施确保了他的艰巨垦殖的顺利进行。他提出，中国史前社会发展，有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时代，就是中国女性为中心的氏族时代；传说中的“启”的时代为中国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的时代。仰韶文化的种种特征表明，这一历史阶段应属“初期未开化时代之结局”，“或中期未开化时期之开幕时的情形”。他从神话传说和考古文物的结合分析中，肯定了中国远古时代经历了原始社会历史阶段的客观事实。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操作方法则在于，他将由先秦至鸦片战争的历代思想史分成九章，为“种族国家的奴隶制度时代”、“初期封建领主集团的政治意识的演化”、“初期封建制度发育成熟时代之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初期封建制矛盾发展时代之政治思想的各流派”、“专制的封建时代初期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及其演变”、“在矛盾斗争扩大期中之各派政治思想”、“地主阶级经济复兴时代之各派政治思想”、“封建主义末期政治思想的各流派”，末了一章是“专制的封建主义崩溃期之各派政治思想”。每一大章又划为若干小节，每一小节叙述这一历史时期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政治思想。这种结构安排，不仅从宏观上勾勒了中国历代思想变迁，也从微观上深入了对每一阶级和阶层思想特征的分析，虽然有些内容今天看来还欠妥。
《简明中国通史》则在方法论实施的总基础上，在具体操作上，根据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动员民众的特点，力求体现大众化、民族化的特点，使这部马克思主义的通史著作易于为广大民众接受。所以编纂形式上有几个不同于以往著作的特点：它不仅章节层次简明，语言晓畅明白，而且许多小标题十分通俗，用语大都为人们熟知的历史故事或典故，如“楚汉之争”、“淝水之战”、“安史之乱”之类。吕振羽认为，在民族民主革命高涨的情况下，创造出为广大民众的急需的民族新文化非常重要。要从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要求上，选择适合革命实践要求的进步因素，“通过革命的改造，消化为民族自己的东西。”⑦他强调，只要是反映大众的现实生活，为大众所要求的经济政治服务的文化，“通过民族的特殊习性和大众惯用的语言作用气派去表现，……便能为大众所接受，所‘喜闻乐见’。”⑧
由于这几本著作宏观指导思想正确，具体操作又较得法，所以它们都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人们的欢迎，有的评价还相当高，给予人们的启迪是深刻的。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评价方面，一位日本学者说：“在对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解方面，作者以考古学的遗物为经，以神话传说为纬，并进而用世界史的观点进行剖析的方法是妥当的”。翦伯赞说：“吕振羽对于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⑩当时，苏联、日本的史学界，都公认它为1933年以后“国际东洋古史的一大新创见”，“唯一仅有的新史观下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后，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当时有的广告说：“关于此方面书籍固已极少，而以正确物观方法所写成者，更为绝无仅有”，“本书四十万言，尤为著者精心杰构，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划时代之巨著。”（11）而《简明中国通史》的内容及其通俗形式，也决定了这部著作的广泛的社会接受面，一出版便是热门之书。它的出版数，吕振羽在1959年补订时曾说：“本书从上册出版到现在已十九年，从全书出版也已有十二年。十二年间，由大连光华书店、三联书店和各大行政区印行的，均达四十万册左右；从一九五五年六月开始印行的新版即第一次修订版，发行亦已逾十万册”（1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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