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史学致用意义和史学致用方法
吕振羽治史生涯中，两条线贯穿始终：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一是史学致用于现实。作为一种史学理论，他的史学致用思想，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内容。
（1）史学要为解决民族出路指明方向。
1935年，他在一封《给陶希圣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中指出：为了弄清现状，必须探究古代发展过来的道路，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有急切解决的必要”，“万不能把这一工作留到‘我们的后辈’去作”。他强调，正因为要解决现实问题，所以这个工作，既非老先生的玩弄词句的“消遣”，也非从来文人的“藏诸名山”，“而是为解决民族出路之一现实的任务上的问题。”（28）
这是他在社会史大论战期间给他的论敌的一封公开信，阐明了自己所以从事历史研究的原因。这时，他已完成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的撰写，也可以说是他这一阶段治史目的论的概括性的总结。正是在这个动机驱使下，他认真考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是正确的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不能在这个共同的法则之外。”（29）这个结论，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反击波及全国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史学致用于现实，必须发挥它的最高功能。
在吕振羽看来，作为史学的社会功能，当然是多方面的，如传播历史知识的功能、历史垂鉴功能等，但所有各种功能，没有一种功能比揭示规律的功能要紧，作用面更大。他在1940年发表的《本国史研究提纲》中写道：“历史研究的任务，在究明历史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过程的规律性，把握其现实动向，以及构成历史运动的诸契机与其主导从属的关系，去指导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奋斗的方向……”（30）。他把揭示规律的问题作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认为只有从把握规律的角度认识问题，才能正确地理解过去，认识未来。他强调：“抗战建国中的民族革命战略和策略，都要根据历史决定，依靠历史作指导，当前一切实际问题，只有历史给予正确的解答。”（31）《简明中国通史》等著作正是这样的史学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起到了动员民众和鼓舞民众的作用。
为了更好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再看他建国后的有关论述。他曾对学习历史的意义作了三点概括：“第一，为了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需要学习历史；第二，为了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需要学习历史；第三，为了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使过去的历史遗产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需要学习历史。”（32）这三点是他在为中共中央党校五九级学员授课提到的。很清楚，有关规律的问题被放到了第一位。虽然这是从学习历史的意义角度提出问题的，但，学习历史的意义和研究历史的意义并不矛盾，两者方向是一致的。他还特地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论述，强调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33）
（3）史学要致用于现实，首先要求史家投身于现实。
有关这方面的思想，吕振羽曾多次提起过。四十年代初，一些青年朋友致函吕振羽，要求他介绍学史和治史的门径。吕振羽在题为《谈史学--致青年同学》的文中说，有志学史、治史的青年，应注意投身于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只有把自己的生活溶合于群团、实践的生活，才能正确理解现实，从而也正确的理解历史，并对“人类实际的创造的路线”，“尽着正确的指导的作用。”（34）
他在建国后有系统的阐述。1951年，他在东北师大学的一次讲话中特别谈到：第一，史家必须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没有正确的群众观点和一定程度的群众实践活动经验，“就无法了解历史运动的具体性和群众实践的深刻性。”他强调：“不联系工人农民，不深入到工厂、农村生活的实践活动中，不能真正了解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具体活动情况及其规律性”；“不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和深入到群众斗争里面去，就不能真正了解群众斗争的具体情况及其规律性。”（35）第二，力求经历一些较完整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体会。他认为人类社会无限丰富，无限复杂，不可能，也不必要对它每个过程都作实践的体会；但，必须“尽可能多地”“去熟悉各种各样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至少要有一些亲自经历的较完整的体会。”这种实践，就是“创造历史的活动”，也是“活的历史”，而有了这一体会，对于正确治史大有益处。
上述这三条，第一条是谈史学致用的目的，也是史学致用的意义；第二条谈史学致用的原则，亦即如何从根本上把握好史学致用的问题；第三条是谈史学致用的方法，即深入社会实践对于史家正确的史学致用的意义。这三条归根结蒂是两条，一条谈意义，一条谈方法。这两条不是那一天突然想出来，而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考虑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事实上，他的整个一生的治史，都是和社会实践息息相关的，可以说他是革命家兼史学家，也可以说他是史学家兼革命家。正是由于投身于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置身于社会史大论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等一系列具体的社会斗争和社会实践，他才发现了现实所迫切需要认识的历史的课题，写出了一部部为时代所渴望诞生的历史著作和史学论文，体现出可贵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芒。
注释：
①②⑤⑥《中国政治思想史》（黎明书局，1937年版）导言。
③④（29）《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82、82、6页
⑦⑧《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第120、118页
⑨日本人后藤富男曾经将这部著作译成日文本，东京改造社昭和12年出版。译书名为，《支那原始社会史考》，这是译者序中的一段话。
⑩参见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
（11）此广告也曾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二书店版）末页。
（12）参见《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后记。
（13）上海联合书店，1934年版，第176页。
（14）（15）（16）《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二书店1936年版）第108、188、34～35页。
（17）（18）（19）（20）（21）（22）《中国民族简史》（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5、11、164、12、137、142页。
（23）参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232页。
（24）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7页。
（25）这是苏联一位名叫弗·阿鲁宾的学者在读了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1951年版的增订本后所写的评论中的一段话。
（26）（27）《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6～477、478页。
（28）参见《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8期。
（30）（31）参见《中国历史论集》（东方出版社，1945年版）第152、154页。
（32）（33）《中国历史讲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引言”。
（34）参见《学生杂志》1940年第20卷第6期。
（35）（36）《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1、4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