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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学贯中西”取向的罗荣渠


    
    最近因研究梁漱溟及其在后五四时代引发的文化争论,重读了《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这是罗荣渠师主编的一册大书,密密排印,也达九百九十七页(后来黄山书社出过一个新版,就有一千一百多页)。
    这是一本资料集,选编了1919-1949年间中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化观、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问题共四次大论战的有关文章资料。据荣渠师写于1988年的“代序”说,这本书所涵盖的四次大论战,“除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过去被人们谈论得较多外,其他几次论战却很少人研究,甚至不为人所知”。因此,书中大多数文章,是第一次按专题汇编出版。
    不过几十年,过去思想界的“大论战”竟已不为研究者所知,思想的断裂和史学界此前因所谓“问题意识”而导致的萧索,不呼亦出。而荣渠师则以温故知新的方式,把这些论战“连结成为一条总的发展线”,以探索中国“现代化思潮演变经历的曲折过程”。书的编排也有深意,即文章按专题分编,依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排列,但也选录一些论战过后发表的重要文章,附于各专题之后。这是从事研究人的内行处理,因为盖棺未必论定,具体论战或有“终结”,而相关议论仍会延续。那样的“后之视今”,对认识和理解论战本身,甚有助益。
    现在获取资料的条件远胜于过去,所以荣渠师作为“代序”的那篇大文《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或更需要读者的关注。文章关于后五四时代的发展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是伴随的,“在这些新思潮的激荡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战,都面临一个大转折。曾经讴歌过维多利亚的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到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欧文明的幻想破灭了;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则从西欧文明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前者引起东西文化论战的新波澜,后者引起新文化运动的大分化。”
    如此简明的总结,以对仗的笔法写出,真让人担心读者会因文字的优美而忽略了意旨的深邃。
    罗教授在家中(图片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网)
    我曾说荣渠师是近于“学贯中西”取向的,他学术眼光之广远,有时可能要很多年后才能领会。
    如胡适在讨论全盘西化时曾提出一套独特的“文化惰性”理论,即在多文化竞争的语境中,各文化自有一种“惰性”,使外来的冲击无论怎样全面,都无法形成根本的改变。故为了改造中国,“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荣渠师指出:“这就是胡适坚持必须尽量承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这种看来非常过火的西化观,同我们常说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其精神是一致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可说是一种颇有独到之见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理论。”
    涵化理论提出虽较早,但在西方也是近一二十年才走出文化人类学领域而得到较大的发扬,国内有些人可能还是借“新清史”的争论而有所了解,荣渠师在三十年前就用之以诠释胡适的“文化惰性”理论。不经意间的信手拈出,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平时眼界有多宽。而我最佩服的,还是荣渠师眼光的宏通,虽不避其细,却总见其大。他总结说:
    “从几次思想论战来看,各种折衷派观点,中体西用论也好,中西调和论也好,中国本位论也好,都一直受到责难和批判。但中国的现实思想生活却正是沿着折衷的道路在走着,具体的表现为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甚至是倒中不西。这说明民族传统事实上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
    我们为什么总是责难和批判现实中所走的道路?是不能不继续思考的。
    或许这就是一本好书的功用——让读者掩卷仍思。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