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齐大哥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7:11:32 经济社会史评论 金冲及 参加讨论
编者按：齐世荣先生（1926—2015年），学者，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54年从北京育英中学调入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曾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齐世荣先生逝世后，学界以各种方式缅怀这位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本刊特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椿年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撰文，追忆齐先生，使更多的后学了解前辈学者的治学风范，继承他们的学术精神，繁荣史学研究。 提起笔来要写缅怀齐世荣同志的文章，对我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尽管去年冬天已参加过同他的告别，但仍恍恍惚惚地好像那不是真实的。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爽朗的、浓重的北京口音，依然时常在我耳边响起。 齐世荣同志比我年长4岁，比我从大学历史系毕业早两年。我常叫他“齐大哥”，他也愿意我这样叫他。对他，我是十分尊敬和钦佩的。 大家都称他为新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确实当之无愧。他的贡献不仅在这门学科的某一方面，而是全局性的。新中国成立前，我在大学历史系读过两年书。那时候，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打破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专著，大概只有我的老师周谷城教授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影响很大，但那毕竟还处于草创时期。新中国初期，世界史研究有了不少进展，但毋庸讳言，还受苏联史学太多的影响。吴于廑先生和齐世荣同志共同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在改革开放后问世，是很多高等学校历史系广泛使用的教科书。它提供了一个中国人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比较完整的框架，成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新起点，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现在大家特别重视创新。这部教材有许多独立见解，也就是创新之处。例如，世界现代史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往一般都从俄国十月革命说起。这部教材以二十世纪初作为起点，这在见解上是一种创新，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给国际格局带来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没有这个时代变迁，不会有十月革命的发生。这样的例子很多，不需要我来多说。 谁都知道，研究世界史对外语水平的要求是很高的。1990年我同他一起到西班牙马德里参加第十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那次大会的主题之一是革命和改良问题，当时西方学者中流行着一股全盘否定革命的思潮，会上的发言一面倒地批判革命、否定革命的历史作用。世荣同志临时走上台，用英语同他们进行激烈的争辩。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更使我感动的是，他以望九之年，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极端认真地投入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关系我国青少年一代能否具有正确的中外历史基本知识的大事，是关系中华民族未来的大事。我很能体会，到了这样的年龄，自知岁月有限，而想做的事很多，时间就得格外掂量着用。十几年前我听他说过，他很想写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书。确实，以他的知识积累和学识素养，大概是国内撰写这样一部重要专著的最佳人选，无人可比。但为了对下一代负责，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全力以赴，投身中学历史教材这项工作，对原有教材进行大幅度的改造。这不是“大材小用”，而正是以更大的眼光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而做切切实实的工作。这种精神使我肃然起敬，十分感动。 要主持编写一套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绝非易事。需要对世界和中国的古代史、近现代史都有很高的知识素养。国内史学的各个领域有很多专家，但有如此广博知识的学者也许屈指可数。世荣同志在史学领域内知识的渊博，使人吃惊。一年多前刚出版的他的新作《史料五讲》，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而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所举的事例不只是世界史方面的，而且还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史料，真正做到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这样广博的知识，使他在观察问题时视野宽阔，目光犀利，论据扎实，每多独到之见。不客气地说，当今史学界可以做到这样的能有几人？ 齐世荣同志为人的刚正耿直、心口如一，众所周知。正因为他所说的正是他所想的，没有任何虚伪和掩饰，使人对他有很深的信任感。他这种坦率和真诚，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举一个例子，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一次有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几位部委领导人探望几所大学的校长和教师。集体摄影时，领导人在第一排坐下，安排年长的老教授站在第二排。齐世荣同志一看就走，说：“这个照我不拍了。”那位领导同志追上去把他拉回来，把自己的位子让他坐。世荣同志说：“这位子还该你坐。”然后对旁边的国家教委副主任说：“你年轻，你坐过去一点。”本来，尊师重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让年长的站着、年轻的坐着确实很不恰当，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但在这种场合，能够直率地、毫不犹豫地如此说、如此做，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这类事例还有不少。 回想齐世荣同志去世前三个多月，我还随他一起去中南海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中学历史教材编写工作，最后得到中央批准。世荣同志十分高兴，出来时对我说：几年的努力总算有了个结果。没想到这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他这样突然地永远离开我们，我真是十分伤心。要说的话还很多，就写到这里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