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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钱乘旦:战争来了,母亲十三岁写下逃亡文字

【编者按】
    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面对战争,不得已的流亡生活,对她来说究竟是个什么样?这一段经历,又会对其人生选择产生怎样的影响?
    2015年6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吴大年女士13岁时撰写的《小难民自述》(商务印书馆1940年3月初版),还原抗战历史画面。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选摘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小岵女士(吴大年),1938年夏
    78年前8月的一天,在日军逼近的炮火前,我的母亲吴大年和她的母亲、弟妹与姑妈,她母亲的父亲和母亲,她的舅妈和即将出生的小表弟,孤寡老幼,一行九人,离开南京,踏上了逃难之路。这一支小小的难民队,最长者57岁,最小的尚待出生,融入了在当时中国大地上蜿蜒西进的逃难大军,只是为逃避日军的淫威,逃向大后方,不做亡国奴。当时,我母亲仅仅12岁。
    那是个凄风惨雨的时代。中国自1840年以后积贫积弱,饱受欺凌,人民涂炭,国家危亡,在日军大举侵犯之下,中国军队虽英勇抵抗,却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百姓水深火热,生命朝夕不保。一个羸弱的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在今天的青年人心中,已经很难体会了。我母亲却生在忧患,小小年纪,经受了数千里逃难的历劫,沿途饱尝日军轰炸、追袭之苦,目睹了中国百姓的死亡与贫穷,幼小的心灵中滋生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痛恨,又充满着对国家富强的强烈期待。九个月的逃难生涯,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定格了她日后的人生轨迹。当她终于结束了逃难的旅程,来到她母亲童年时的家乡——昆明的时候,她觉得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在驱使她:要让“后方的小朋友们知道战区中同胞的痛苦”,“同时也更为了纪念我自己,由于大战的促使,使我走遍了半个中国,遍览各地风俗”。这种冲动催促她提笔写作,写出了一本《小难民自述》,当时,她13岁。
    这篇自述被《益世报》两位年轻的记者发现,其中一位是李南江,一位是方豪,当他们再三确认了我母亲当时的年龄以及是她自己写作之后,就决意要帮助我母亲把“自述”出版成书,向世人讲述一位中国小姑娘在国家危难时的亲身经历。他们请冰心先生为书作序,请顾颉刚教授题写了书名。书出之时,冰心先生特意把我母亲请到家中,和她谈了一次话,鼓励她好好学习。顾颉刚教授则一定要请我母亲吃午饭;我母亲后来说:也许是因为这次经历,她日后报考了西南联大历史系,学习历史专业。几十年之后我母亲才知道,李南江是中共党员,1950年代病逝;方豪是天主教神父,曾在复旦、辅仁等大学任教,后来去了台湾。我母亲见到他们时,他们都在《益世报》供职,《益世报》是在华天主教会筹资兴办的报纸,原址在天津,“九一八”事件后因反对日本侵略被迫停刊,后来迁往昆明。报社董事长雷鸣远先生是比利时人,担任过天津教区副主教,他一直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受方、李二人的请求,他为《小难民自述》写下“生于忧患”四个字。
    
    《益世报》董事长雷明远(比利时人)题字
    自《自述》出版至今,已75年过去了,当年那积贫积弱的中国早已不再,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如火凤凰再现,创造着自己美好的未来。世界变了,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却不能丢弃,过去的苦难给我们留下的是无穷的警示,激励我们永远奋斗,自强不息。今天的年轻人,如果能从当年那小难民的自述中读到一个弱小的中国小女孩幼小心灵中的家国愿景、她的期待与希望,就能够稍稍体会到他们的祖辈经历了什么,以及这些经历对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今年,2015年,时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小难民自述》的再版,向我们再现了我们曾经有过的过去——它尽管苦难,却是通向复兴的桥梁。       2015年3月于北京
    (上述文字为《小难民自述》新版“题记”,由吴大年女士的儿子、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撰。)
    顾颉刚题签
    警报传来
    是十一月的一天,空中不断地下着雨,而且阴暗得可怕。将近傍晚的当儿,小路上两个人影儿一晃一晃的,走近时,方能辨出是外祖父和母亲。他们脸色仓惶地说:“上海已经失守,战线移至苏州河一带,首都各机关都在设法迁移了……”啊!听了这话,在雨声中,每一个人都呆住了,我觉得很奇怪,不相信这可怕的话;但消息已是证实,我也惘惘然地呆住了。
    听了这可怕的消息之后,我眼中所见,都很新奇可怪,而且都是失败的影子。一天夜里,已经是深夜了,猛听得扑门声,“咚咚咚”的,间杂士兵们粗糙的喊“开门”的嗓音,但也不十分清晰。次日,只见街上许多着灰衣的兵士,牵着高的、矮的、黄的、白的马,在日光微照下离去了镇市。不多一会,又来了一队,战马的嘶声,时远时近;马粪,到处都是。忠勇的将士,在狭窄的街道上,络绎往来不绝。从他们处时常可以听见些真实的消息。
    接着,真茹、南翔、苏州等地相继失守了。此时,我的家乡也是危险区了。时局渐渐紧张,天终日下着小雨,江南铁道上行驶着许多数不清的“大铁马”;京芜公路上无数的“甲虫”在奔驰。此地已经不能立足,四个月乡村的生活终告一段落,因为口头的广播告诉我们:“快走吧!别留恋了,××已经失守了……”
    逃难路线图
    粤汉车上
    车行出了徐家棚车站,空气霎时间变得很沉静,月儿虽然很明,但更显得幽暗凄凉,冷冷的光辉,照着死一般的大地,阴森得真有些可怕。也许是因为车行太快的缘故吧,时时有着一阵刺骨的夜风,吹进车窗,每一个人都同时打着寒噤;于是又忙乱着添衣服、关车窗,大人们中有一部分向来都有晕车症,因此早就摆好姿态,很安稳地闭着双眼静坐了。要是此时没有母亲和哥哥的照应和闲谈,我敢相信,在此时的我和弟妹,一定是世间最孤寂最无聊的人了。
    握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在明亮的灯光下,无聊地看着,期待睡神能够早些来临。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的脑、我的眼,渐渐地模糊了,耳中虽然能够听到车轮的辗动声和嘈杂的人语,却不知不觉地,身体不停地晃动,一个很重的头颅,置在这样轻飘的身上,似乎很不相称。在这时,车慢慢地停住了,我想:大约是到了一个什么目的地吧。时间大约是九点钟,矇眬中猛听得站上稀疏的人语,惊慌而且似乎是命令的语气:“车快开吧!空袭警报响了!”接着一阵急促的闭门声。刹那间这车成了一列黑暗的火车,慢慢地喘息着在轨道上匍匐而行,终于在一个宽大的山谷中停住了。月儿是更明亮了,但是我却恨它,我希望着有一朵乌云飘过,遮住它的雪亮的光,可是,它仍旧明亮得可怕。夜是寂静得死一般的,偶然一阵阵“塘中鼓乐”,突破了宇宙的沉寂,远处林中闪耀着民间灯光,鬼火似的阴沉。我时时洗耳倾听,恐怕空中响起了“嗡嗡”的怪响,那么这地上的“长虫”,将要受到惨酷的蹂躏了。
    睡魔驱走了一切的恐怖。起初,我是恐惧地伏在母亲身上,但是却不知何时竟昏然地睡去了。是睡得那么的甜蜜、快乐,简直是不知不觉的。
    一阵猛烈的震动把我唬醒了,以为是敌机在向“长虫”肆虐,连忙睁开双眼,只觉得眼前光亮得耀人,静默着的“长虫”,已在蠕动着它的笨重的驱干;顷刻间,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我觉得在深渊中,又握着了我的微弱的生命,于是兴奋地和哥哥谈着闲话。
    车是加紧速率地飞跑着,因为它停了四个钟头,实在无聊,现在一经发动,便尽可能地向前飞跑。
    行至一个较前略高的山谷中,车又停止了,同时车厢中又复黑暗,这是无疑的,敌机又在扰乱了,只好仍旧枕着母膝而卧。这次只停留了一小时左右,为了恐怕给敌机发现,所以一般智识阶级都在竭力维持车中秩序,要使全体都入于寂静状态;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车厢里非但不能安静,似乎更是吵闹了,谈笑声、相骂声,互相杂作。我觉得这是我国人的一种劣根性,在危急的当儿,每个人还是只顾自己的舒适,没有顾到大众安全和幸福的观念;个人为重的心,牢牢地盘据了他们整个的脑海。
    二次警报解除后,整个寂静的宇宙,渐渐发见于曙光中了,我看见鱼肚白的天空,渐渐清晰,终于成为了蔚蓝色;鲜红的朝阳,从半山中探出头来,于是,一切又在新生中欢笑了。
    道旁的小丘岭,连绵起伏,树木很茂盛,远望去只是葱茏的一片;田中黄色的麦穗,迎风招展,时时晃动着,白色的和花色的布裹着农妇的头,她们是在用自己的力,滴自己的汗,获得自己吃的饭。
    天气渐渐炎热,一则是气候的关系,二则也是因为走近了热带。
    自然界在刹那间,忽地变化了,因为眼中所见已不是繁茂的郊野了,而是许多高大的房舍。啊!长沙市到了,匆忙中又随着大众的潮涌下了富丽的粤汉车,在猛烈的阳光下,向着市区走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