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九十华诞︱张朋园：章开沅助我回乡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9:11:43 私家历史 张朋园 参加讨论
| 【编者按】 章开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辛亥革命研究、张謇研究、中国商会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学高识阔，著作颇丰。由他所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曾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得到学者的充分肯定和尊崇。 2015年，恰值章开沅先生九十寿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7月出版《章开沅先生九秩纪念文集》，文集收录章门弟子以及学界友人撰写的纪念文章。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选取四篇发表。 在海外初见，我们相处如兄弟 1988年，我与章开沅先生在纽约第一次见面，不知怎么会谈起年龄。我们同年，都是1926年生。他比我大两个月，因此，我们有一个默契，他是老哥，我是老弟。我这位老哥可真很照拂他的老弟。有两件事使我感激不尽，永远难忘。第一是他帮助我顺利回到离别43年的家乡，第二是他介绍我与国内历史学界交流，认识了许多先进学者。 早在1980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圣诞节前后的一天，突然接到章先生的来信，邀请我回国访问，那时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但记得我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一书中，曾经引到章先生的大著《论张謇的矛盾性格》一文，他是我心仪的国内历史学界第一位学者。  章开沅 国内自1979年开放以后，台湾的民间可以自由前往大陆，或探亲，或经商，学术界则推动学术交流。章先生的厚意我是非常感激的。由于我在台湾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是公务人员的身分，还不可以自由前往大陆。我在叹息之余，只有回信说：“大洋远隔，一时恐难实现”。 但1988年我们有了见面的机会。美国“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唐德刚教授推动学术交流，在纽约举办年会，特别邀请海峡两岸历史学界多人与会，章开沅先生和我都在被邀请之列。我们在纽约第一次见面。翻着我的旅游札记，我记下了与章先生在纽约一星期的活动：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会今年的主题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分为四组宣读论文：1、清末革命与立宪两派的民主思想；2、民国时期的民主思想；3、妇女的民权思想；4、四十年的民主思潮。章开沅先生与我都参加第一组，我的论文是《立宪派的民主思想与实践》，章开沅先生的论文是《革命党的民主思想》。我们的论文都引起热烈的讨论。晚间在出版家浦家麟先生的宴会上，我与章先生同桌，有许多交谈的机会。5月24日，我请章先生小吃，我们谈两岸的问题，都认为一时统一不易。5月26日，章先生与韦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谈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问题，我亦参加讨论。晚间，高慕轲（Michael Gasster）教授请吃晚饭，客人就是章先生和我二人，高教授的夫人是湖北籍，烹调一手可口的湖北菜，我们大快朵颐。5月27日，李又宁教授请吃晚饭，客人有章先生、蒋永敬教授和我，我们再谈革命与立宪问题，各有所见，讨论热烈。5月29日石纯仪女士请吃早餐，章先生和我是客人，饭后，石女士开车带我们去中古寺院Cloister博物馆参观。以上的饭局和参观，给了我们许多谈话的机会。章先生温文尔雅，博闻强记，我个人受益不浅。我们相处真像兄弟一般。 章开沅助我回乡，与唯一的亲人聚首 一年之后（1989），我回乡的机会来了。台北当局进一步开放两岸交流，虽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属于公务人员，但性质与大学教授是一样的。我们获得了到大陆访问的许可。我也获得贵州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余怀彦先生的帮助，找到了我的家人——余怀彦先生也是我在纽约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会年会上认识的。我宣读论文那天，余教授在会后与我打招呼，他问我是不是贵州人。我说是的。他介绍自己来自贵州师范大学，我感到好亲切的，就像见了家人一样。余教授知道我离家四十多年，自告奋勇要为我寻找家人。他回到贵阳后，动员统战部的帮助，先去我出生的老家（花溪附近的合朋村）找线索，回头在贵阳箭道街找到了我的六哥张树臣；我唯一幸存的家人。 我决心回乡探亲。我想到既然能回乡探亲，也应该与贵州的历史学界有所接触，因为那时我正在从事云贵现代化的研究，应该向他们请教。但我并不认识贵州历史学界的任何历史学家。只有请求章先生帮助，以他的声望和地位，他一定可以满足我的愿望。所以我的回乡之旅，先取道武汉，亲自和章先生商量。 1989年9月，我带着两个双生女儿同行，她们当时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一同回乡，认识自己的老家。9月21日我们从台北飞香港，转机飞武汉。章先生亲自至机场相迎，甚不敢当。我们在武汉停留了三天，晤见华中师大及武汉大学的教授先生们，分别有演讲，谈台湾的政局及历史研究。章先生说他已安排好了我的贵州之行。他介绍我认识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吴雁南教授，贵州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冯祖贻教授，他们同是研究辛亥革命的知名学者。章先生说，他们已安排好了接待我，要我安心回家。 9月26日我带着两个女儿从武汉飞上海转贵阳。少小离家老大回，那种心情，悲喜交集！老家只有六哥健在，他已74岁，我们兄弟抱头痛哭，几乎忘了站在一旁欢迎我们的吴雁南教授、余怀彦教授！ 在贵阳停留两个星期，我有充分的时间拜会贵州历史学界，与他们座谈，讨论辛亥革命史研究、贵州地方史的研究。我认识了十数个历史学家，吴雁南教授热烈地款待我们，使我们有宾至如归之感。回想起来，都得感谢章开沅先生的帮助。 他是首位来台访问的大陆学者 1992-1993年间，章先生在美国访问两年（头一年在普林士敦大学讲学，第二年在耶鲁大学做传教士研究，之后转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访问），回程中应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邀请，担任讲座教授一学期。章先生之访台，开启大陆学者来台担任教授的先例，学术界皆认为难得。不料办理来台手续时，关卡重重，章先生在日本等待入境许可证，虽然台湾学界多方努力，但迟迟不得要领。我当时认为两岸隔绝四十年，一时难于突破，十分消极，我在信中建议章先生“先行回国”，不必在日本空等。但后来终于突破，赶上了秋季开学。 章先生在台湾讲学一学期，除了政大的课程，也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台湾大学等机构演讲，可谓学术界的一件盛事。我们两人有了较多机会聚在一起。我们多次促膝把谈。我的老岳母是湖北人，能烹调几样可口的湖北菜，在家小酌，十分愉快。那时台北有一家湖北小馆“一家村”，老板知道章先生来自武汉，是华中师大的校长，热情招待。这是我与章先生相聚最愉快的一个时期。 两岸学术交流：与章开沅共游苗疆 1990年代，两岸的学术交流有进一步的发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与华中师大的往来也较以往多了许多。先是我们交换出版品，后来我们在台北及武汉的学术讨论会都有双方的学者参加。虽然各有不同的见解，但热烈讨论。有时为了专业性的需要，邀请对方学者参与教学，或审阅论文，开了学术往来的新页。  台湾历史学者张朋园 在此我要叙述一件学术交流的故事，可见华中师大与台北近史所的学术往来一斑。1996年春天，章先生指导的博士生游建西先生寄来他的博士论文《近代贵州苗族社会文化变迁，1898-1945》一大册，章先生要我阅读，提供参考意见。游建西博士本身是苗族，他对苗族文化有深刻的认识，文章写得很有深度。那时我正从事云贵现代化专题研究，虽然我是贵州人，但对苗族文化了解十分有限，我仅从社会发展的一般知识提供一些参考意见。我写了1500字的评论回应。章先生及游建西博士都说我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他们分别写信表示感谢，自此我与游建西先生也建立了同乡的亲情与友谊。 1996年秋天，贵州师范大学吴雁南教授邀请章开沅先生和四川大学校长隗瀛涛教授和我担任贵州学界的研究成果验收，还有一个小型的讨论会。我和黄克武教授接受邀请，华中师大章开沅教授和游建西参加。会后出游，有两个选择，一是去黄果树大瀑布，一是去黔东南的苗族自治区。隗瀛涛与吴雁南、黄克武三位教授选择去黄果树大瀑布，章开沅先生和游建西博士和我选择去苗疆西江。去西江是游建西的主意，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到了西江镇，才知道那是苗族文化的一个典范聚落。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游建西又邀请了贵州社会科学院两位年轻的研究员参加，他们是徐新建先生、潘年英先生，他们也是苗族学者，今天已是国内知名的人类学家。他们三人是章先生和我二人的向导。西江镇聚落在一个斜坡上，其建筑之美，叹为观止。他们的房屋大多都是吊脚楼式的，在多雨潮湿的贵州，是合乎卫生的一种设计。当天我们在潘年英研究员的姨妈家作客。他们家的堂屋宽展，可以远眺山野景色，令人心旷神贻。当晚我们受到盛大的招待，进门时饮欢迎酒，离去时饮告别酒，都由主人喂饮，极为亲切。当晚地方上的一群姑娘们组织了歌舞团，表演了他们轻快的舞姿，徐新建研究员能歌善舞，他与歌舞团融为一体，热闹非常。章先生与我虽为七十老人，我们也不时与他们高歌合唱，分享他们的热烈情绪。 第二日我们四出参观。雷山县群山峻岭，无平地可言。本拟前往雷山登高，但我们两个老人怕路途颠踬，半途而废。晚间我们住宿雷山县府招待所，当晚县府与我们举行座谈会，副县长要我们提供发展地方的意见。我想到瑞士也是山区发展出来的富有国家，他们的发展模型值得参考。我特别指出，像雷山这样的重山峻岭，没有平地，似乎不必执着生产水稻。我们可以邀请专家商量山区所适合的经济作物，如药材，如鲜花，或许可以改变雷山的生态环境。章开沅先生从培植人才的观点谈精英领导，有很深入的见解。我们的谈话引起热烈的讨论。 回想这次苗族文化区之游，我们对苗族有进一步的认识，亲身的体验，十分宝贵。这都是游建西博士领导下的丰收。游博士是时已在深圳大学担任教授，他的精力过人，热心与学生推动学术活动，他旋即出版其大著《近代贵州苗族社会文化变迁》，又以苗族社会为背景写成一部60万字的小说《龙吟苗疆》。他的研究兴趣甚广，深入研究道家道教，写成《道家道教思想论稿》。正待有进一步的发展，不幸于2013年以突发性心肌梗塞，一病不起。英年早逝，令人叹息。 我于1997年初退休，学术活动减少了，我与章先生聚在一起的机会减少了。马齿日增，健康亦有退化的现象。记得1999年岁末之际，章先生在信中说：“年轻人准备热烈的跨世纪，我们则混世纪，不知是否混得过去？”但我们都跨过来了，而今还在为学术而努力。2008年及2009年我们又有了见面的机会。2008年是武汉湖北大学举办“抗战70周年学术讨论会”，2009年是江苏海门举办“张謇第五届学术讨论会”。我们十一年不见面，恍如隔世，见了面又是何等的愉快。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台北，2009年5月，章先生带着他的四位高足，应台湾中原大学之邀前来参加会议，他们在台北停留了一天。我以地主之谊，招待他们吃了一次便饭。我的同事杨翠华教授安排接待，我们在远东饭店的红豆食府小吃，章先生神采奕奕，我们预料他必享大寿。 我与章先生从神交到相识，承蒙他帮助我回到离别43年的故乡，在家乡与唯一的亲人聚首。又与贵州学界吴雁南教授等结织，使我的学术生活得予扩展，增加了对大陆学界的认识。这是我个人无上光荣的事，我永远记住章先生这份友谊。今已35年，相信我们还有许多愉快的岁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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