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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渭滨先生与细说体

今年刚过年节,见到周育民兄,他说春节去拜访沈渭滨先生,情况很不好,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近年在应该现身的学术活动中,久未听到他犀利的议论与爽朗的笑声,才听说他身体欠佳。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似在王家范先生《中国历史通论》新版的座谈会上。满座王家子弟外,他是受邀的首席嘉宾,第一个发言,说了些什么,已记不太清。饭桌上,听说我将有新随笔出版,他便说,到时别忘了送他一本。而后亲昵地加了一句,你还是我的小师弟呢!  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才进上海师院的,与他虽出自同校同系,但他毕业于“文革”前,1975年就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我的师长前辈。入学不久,听说以我就读的三流院校毕业而能执掌复旦历史系教鞭的,当时他似是唯一的特例。我所在系的教师一说起,颇引以为荣的。但领域不同,迟至本世纪初与他才有学术交集。
    当时,我受邀为黎东方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续写《细说宋朝》,行将杀青前,责编崔美明女士告诉我:黎东方的几册《细说》由邓广铭先生作序,你们四册续作,因邓先生去世,准备请沈渭滨先生写序。我早知他的大名,由衷欣然期待。但责编接着说:有人表示,沈渭滨不是博导,言外之意怕压不住;我感到他水平很高,作序怎么不合适?学术圈自有衣衫取人的势利眼,是否博士生导师,是否“×江”学者,竟成衡估学者水平的不二尺度。崔女士不信这套,渭滨先生的大序照用不误。他在序里对拙著揄扬有加,说我“对宋史中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寓学术研究于深入浅出的叙述之中,正合细说体雅俗共赏的特点”,颇让我好一阵子与有荣焉。这且不说,让我关注的是,他对细说体提炼并论述了“融会贯通”、“取精用宏”与“深入浅出”三大“自有其要领可循”的标杆,绝非像有的作序者王顾言他、隔靴搔痒,确是甘苦自知、深解三昧的通人之论。
    2007年春夏之际吧,《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改为《黎东方讲史》推出新版,渭滨先生也出席了发布会。当时,崔美明女士再接再厉,推出《细说中国历史人物丛书》,“帝王系列”已粉墨登场,“后妃系列”也正在后台画眉深浅中。他在发言中,再提“细说体”的历史普及化功能,认为这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称得上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而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接着,他说及正在撰写的《细说慈禧》,大意说,慈禧主政的几十年,正当世变之亟,身处这样的时代,位居那样的身份,她确有不容易与难能为之处,所以对她,该肯定处就肯定,该否定处就否定,不能像以往那样,一味妖魔化。他表示将积自己多年研究与思考,写出与以往漫画化截然不同的西太后。发言时的神态,一如素有的神采飞扬与自信满满。
    这年岁末年初,他的《晚清女主——细说慈禧》问世,是倾向于重新评价慈禧的。但我相信,《细说慈禧》肯定是他经过全面研究与深入思考的成果,也必然贯彻了他所主张的细说体三大要领,应是“后妃系列”中最富新意与独秉己见的一种。后来,他在《上海书评》上有过一篇论慈禧的长文,似是这册《细说》的精华版。又后来,听说文章遭到很多争议。这让我有点戚戚然。就个人而言,仅凭向戊戌六君子大开杀戒,我对这位老佛爷绝无好感可言,但这种认识只是基于情感反激。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尤其作为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对历代帝后的是非功过应该容许标新立异的言说自由,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与结论,但必须确保其表达的权利,更不应动辄涉及政治立场。一次见面时,我表达了这层意思,他习惯地耸了耸肩,满不在乎地说:“我管他呢!”
    我于中国近代史,所知略限常识,对渭滨先生的专业成就,绝无置喙评骘的余地。他的著述,除了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作为插架的工具书,读过的实在寥寥。印象最深的,也许是他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写的导读,洋洋洒洒五十余页,密密麻麻百来个注,让我这个门外者,也直觉其用力之博大,见解之精深,在《蓬莱阁丛书》诸家导言中无愧翘楚之列。他很重视历史普及化,除了《细说慈禧》,去年新出的《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与早年的历史随笔集《曾经沧海》,都是着力于普及的佳作。
    在随意聊天时,包括为蒋著《中国近代史》所作导言中,看得出他对陈旭麓先生十分崇敬,也听到过自称私淑之类的话。传闻逝世前,他正为陈先生写评传,力图以史家直笔写出其在各个转折期的思想历程与人生实相,实事求是,不阿私,不虚美。倘若这部传记能够完稿,足以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史与学术文化史留下一个典型个例。但斯人已去,遗稿谁续?且借用他序《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时追念黎东方的话,以寄托我的感悼:“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