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前辈史学四大家”,民国史学及现在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2:11:49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被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先生，其名声远不及其余三家显赫。但他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作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为何不受“追捧”？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严耕望的那段著名评论现在已被屡屡征引，严氏把吕思勉与钱穆、南北二陈（即陈寅恪、陈垣）相提并论，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通贯的断代史家》）。这个判断虽然为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然而，吕思勉名声远不及其余三家显赫。究其原委，除了吕思勉自己甘于“埋头枯守、不求闻达”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近代史学风尚偏于仄而深的专门研究，而吕思勉为学蕲向博通周赡之一途，故不免为一般学人所忽视和低估；二、近代史学特别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包括发掘不常被引用的旧史料，而吕思勉的重要著作都是取材于正史，并不去刻意征引罕见的冷僻史料。严氏揭示的这两个方面，虽还不足以解释吕思勉何以不受“追捧”，但却道出了吕氏治史路径与西学传入后中国“新史学”的方向性差异。 二、严耕望为何以吕思勉、钱穆、陈寅恪、陈垣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近代以降，中国史学界受西方学术影响日深。进入民国，先是浙人占据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章太炎门生弟子夺取京师学术重地，其后以胡适为首的新派人物异军突起，于是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傅斯年的史料学派相继成为史学界主流，所谓科学的治史态度、目标与方法一时主导了中国史学界，至今不衰。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些史家却与主潮并未合流。在钱穆看来，“高抬考据，轻视义理”的清代朴学即已流于琐碎而不识大体，而号称“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提倡窄而深的专门研究，“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民国史学主流，更是植入了近代欧洲史学方法的结果，业已远离“究天人之际，成古今之变”的中国传统治史精神。 抗战期间，钱穆等人即已试图扭转专尚考据的学风，努力形成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学术。此外，陈寅恪、陈垣等人也明确地显示了与傅斯年等主流派在治学路径上的差异，他们极其重视正史与《通鉴》，精于考证而不以其为目的，强调在考证时不可不明义理，在专精时应有博通的识见，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传统的认同与回归。 严耕望以吕思勉与钱穆、陈寅恪、陈垣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其实是在同一个评判标准下认定的。这样一个评判标准的形成，或许与严氏的师承有关，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相对与民国史学主流旨趣相异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体系中，吕思勉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当时的学术主流，吕思勉也与其他一些人一样并不认可，批评“专家的时髦性”为“今日学术界的最大的流弊”，因为“片段的研究，无论如何重要，对历史真要明了，非注意全局不可”，而“今日各种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孤岛青年何以报国》）。严耕望对吕思勉在运用材料与为学蕲向两方面特色的概括，应该是触及到了治史路径这一实质性问题的，即吕氏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传统而较少地一味追随晚近的新史学思潮（当然，吕思勉似乎比二陈走得更远，他更注重史书的阅读与撰作，而缺乏新史学所崇尚的纯粹的研究）。 1949年以后，内地学术曾一度日趋政治化，“前辈史学四大家”的治史趋向实际上已经中断。改革开放后，学界迎来的是新一轮的西化浪潮，“新史学”再度受人注目，但另一方面，对治史途辙的深入思考，也在一些学者中间展开，于是陈寅恪、钱穆等人再度进入大陆学人的视野。而在海外，如果说所谓“中国中心史观”依然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中国中心而置之不论，那么钱穆弟子严耕望、余英时等人的历史观念与治史实践，则接续并深化了民国以来并非主流的那种以中国史学传统为本位的探索。在学术研究取向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吕思勉重新受到重视也应该是不足为奇的。 重新发现吕思勉——《吕思勉文集》读后 http://ewen.cc/books/bkview.asp?bkid=103258&cid=292853 《白话本国史》的开创之功 在吕思勉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是他的 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 历史 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曾长期 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仅1933年至1935年间就重版了4次，对20世 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 。 在《白话本国史》出版以前，严格地说，当 时的中国并没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1902年出版的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在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著的《支那通史》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由于《支那通史》是专为日本人而 写，虽经柳诒徵改编，从总体上看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的历史；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是未完成之作，夏曾佑 的书下限只到隋朝，刘师培的书下限只到西周末年。而《白话本国史》则是从远古时代 写到了民国初年，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通史。 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 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 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白话本国史》四册，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3]。《白话本国史》为中国通史的编撰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节选）http://www.lwlm.cn/html/2008-06/63516.htm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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