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不移、执着追求——记我国中日关系史家汪向荣先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3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1988年12月汪向荣先生在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演讲 1980年与李林（中）、井上清（右）在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 1981年8月在北京与日本著名日中关系史学者大庭修教授（右）合影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汪向荣">汪向荣ersonName>先生是1978年至20世纪末我国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之一，也是当时最多产的学者之一。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余年中，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汪">汪ersonName>先生潜心学术，辛勤耕耘，向学术界提供了10余部学术成果（包括专著、史料汇编、史料校注和译著等）。此外，还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他的学术专著至少有3部被翻译成日文出版，不仅在国内，在国外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汪">汪ersonName>先生的学术观点至今仍受到日本古代史和中日关系史学界以及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重视。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汪向荣">汪向荣ersonName>先生1920年生于上海，祖籍是上海青浦县。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他曾赴东瀛求学。在日本，他先是就读于东京的东亚学校（原名东京高等预备学校，秋瑾、鲁迅、周恩来、钱稻孙等人早年留日时都曾在该校学习）学习语言，其间得到该校创办人、教育家、对华友好人士松本龟次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郎">郎ersonName>先生和早稻田第二高等学校教员实藤惠秀先生（战后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的关照。后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在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矢野仁一、塚本善隆教授（战后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指导下，从事中日关系史的学习和研究。京都大学是日本史学界京都学派的大本营。京都学派的学者重考据，重实证，有乾嘉之风。汪先生后来回顾说，他的治学方法受京都学派的影响很大。在日本学习期间，他还写出了《中日交涉年表》和《中国人留日教育史》两书，前者1944年由北京中国公论社出版，后者没有出版，多年后他将其中的部分内容删定增补成册，即1988年出版的《日本教习》一书。 新中国成立后，汪向荣先生曾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单位工作。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综合室（即今天的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的前身）从事研究工作，1987年退休。2006年6月3日，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 汪先生的学术专长是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汪先生对待学问是十分专注的，除了做学问之外，他的个人爱好不是很多。说到汪先生的治学，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勤”和“快”。 笔者认识汪先生是在1978年。那时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不象今天这样一周返所一两次，而是要经常“坐班”的。但是人们在单位里见到他的时间不是很多。他来所里上班，常常是先坐一下，然后就不见身影——到图书馆去了。除了世界史所的图书馆外，他常去的图书馆是北京图书馆（简称“北图”，今改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简称为“科图”，馆址在今天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在地，九十年代以后迁到中关村北四环西街）。那时候的北图和科图的工作人员大多认识汪先生。 在电脑时代来临之前，写学术卡片是做学问人收集资料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汪先生总是钢笔和卡片不离身的，凡是看过的书，他都会把有用的资料记下来，外文书中的资料则是直接译成中文，抄到卡片上。他曾经认真地提醒我，翻译到卡片上的内容一定要再和外文原著上的文字核对一遍，以免生错。汪先生治学的“勤”不光体现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还体现在与他人的治学有关的事情上。有一件事让我感触颇深：我国图书馆外文书目录卡片上的文字一般都比较简单，只记有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代、页数、分类号等内容。所以，仅靠目录卡片是无法了解书中内容的。汪先生在借书、特别是借阅日文学术著作时，往往就顺手把该书的各章节名称直接翻译成中文，然后抄到目录卡片上，这样一来，其他读者就可以通过阅读目录卡大致了解书中的主要内容。九十年代以前笔者在科图借日文书时，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留有汪先生翻译文字的目录卡片。显然，这是一件费时而又不利己的事。在追逐个人名利之风愈来愈甚的今天，还有多少读书人能像汪先生那样“愿为他人作嫁衣裳” 呢。 在我国的日本史学界，汪先生的写作速度之快，成果之多，也是很出名的。从1978年至1987年退休之前，他公开出版的学术成果就有8种之多（其中专著5种，史料校注2种、史料汇编1种）。1987年退休以后，他仍然笔耕不辍，为学术界献上了6项学术成果（包括专著4种、编著1种、译著1种）。我将汪先生1978年至2006年发表的成果粗算了一下，总字数达270万字以上（其中有4种是与他人合作的成果，被译成日文的成果除外）。因此，称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日关系史学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是绝不为过的。汪先生1978年以后发表成果较多与他在之前近40年的学术积累不无关系。比如他研究唐代高僧鉴真的主要观点就形成“文革”以前；他对近代来华的日本教习的研究是始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不过，汪先生笔头很快也是事实。汪先生自己曾经回忆说，他写文章快，主要得益于年轻时的训练。一是小学老师抓的紧，给他养成了好习惯，二是在京都大学求学期间逼得他不得不用功。那时候，他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床，稍作锻炼后就去念书、誊抄别人的笔记。因为笔记要在上课前还给同学。这些经历导致他后来写东西比较快。[1] 汪先生的学术专长是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一个历史学家要想同时做到“通晓古今”和“有所专长”是很不容易的，往往是顾此失彼，“通”与“专”不能兼得。汪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很好地把握了“通”与“专”的关系，他既能够做到通晓两千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历史，又能够对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汪先生一生中并没有写过一部概述性的、通史性的中日关系史，他早年的著作《中日交涉年表》是一种大事记性质的著作，而不是通史。也许他本来就不想通过撰写通史的形式展示他的研究成果。他的成果形式始终是对各个时代中日关系的深入的专题研究，并通过这样的专题研究，努力在两千年的历史时空中探索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发展过程和特点。比如，在追寻上古时代的中日交流时，他探讨了中日两国何时开始交往的问题、以及中日交流的自然地理条件、中日两民族是否同文同种等问题；[2] 在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中日关系史时，他探讨了早期日本的中国移民问题、徐福东渡的问题；[3] 关于魏晋时期的中日关系，他重点探讨了日本弥生时代中后期的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性质问题及其同中原王朝的交往；[4] 在研究隋唐时期的中日关系时，他重点探讨了唐代高僧鉴真东渡的过程和历史意义，日本古代《六国史》中有关中日关系的记载等问题；[5] 关于中世纪宋元明清时代的中日关系，他分别探讨了“蒙古袭来”（元朝征日）、南宋时期的五山文化、明朝的中日勘合贸易、倭寇与明朝的抗倭、清代留居日本的唐通事等问题；[6] 关于清代后期至民国初期的中日关系，他重点探讨了清国雇聘日本教习的经验教训、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留日学生的作用等问题。[7] 在上述研究中，汪先生都从史料出发，通过深入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体现了他对两千年中日关系史的广博知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汪先生在学术研究中非常强调史料的作用，重视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中国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关注日本列岛上的事物，留下了大量有关日本和中日间交往的历史记载。但是，以往我国的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比较重介绍、重概述，对中日双方史料的考证还不能说做得尽如人意了。比如，近代以来我国学界对我国历代官撰史书中日本和中日关系史料进行详细考辨的著作就不多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汪先生在《邪马台国》一书中运用中日双方的文献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官撰史书《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进行了前所未有详细考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促进了我国学界对日本弥生时代中后期的邪马台国和邪马台国时期的中日关系的研究。1984年，汪先生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夏应元先生一起，对中国古代官撰史书中的日本传进行了详细的校勘和注释，编著了《中日关系资料汇编》（1984年）一书。这部书至今仍然是研究古代至前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必备资料书。 对日本真人元开（即淡海三船）撰《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校注是汪先生一系列史料校勘成果中的代表作。唐高僧鉴真东渡的事迹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脍炙人口的篇章，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关鉴真的传记史料十分稀少，除少数“僧传”之外，只有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家淡海三船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对鉴真的事迹做了较详细的描述。《东征传》成书于公元779年，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不断传抄，于是有了众多的版本，各版本之间的出入不少。汪先生耗时二十载，收集了数十种传世的钞本和刊本资料以及安藤更生、藏中进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在对上述资料进行了详细的互校比较后指出，现存最早的日本“观智院本甲本”存在不少错误，而日本“《群书类从》本”是错讹较少的本子。随后，他以“《群书类从》本”为底本，校之以“观智院本”和日本“戒坛院本”等本，向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校勘本。同时，他对本书的地名、人名和专用名词做了大量的注释。他还撰写了《鉴真简介》和《<唐大和上东征传>作者及版本简介》两文做为校注本的篇首解题，文中详细介绍了鉴真和《东征传》作者淡海三船的行迹，以及本书各种版本之间的先后传承关系。《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文校注本的出版为我国的鉴真研究提供了新的权威史料，是汪先生为中日关系史学界做出的一大贡献。 除了重视原始史料外，汪先生在研究中还非常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努力追踪国内外、特别是日本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在开始一项重要的专题研究之前，他总会对研究史进行深入的考察，对研究史上的主要观点进行“一网打尽” 式的收集和分析，力求将自己的立论构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例如，在《邪马台国》一书中，他用将尽一半的篇幅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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