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志不改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0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问 学 生 涯 我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只毕过两回业：一回是小学毕业，一回是马列学院毕业。后一回毕业，算是完成了研究生学历；那时候又没有区分博士、硕士的学制，只能估摸着算作相当于硕士吧。 仅仅具有这样只毕过两次业的学历，也就是说明，我没有初中毕过业，没有高中毕过业，更没有大学本科毕过业——从来我就没有迈进过大学本科的门槛。学历之所以会如此残破不堪，倒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时代所赐，亦即战乱所赐。当然也有我自作自受的成分，高中没毕业就投身革命，就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如果不“入伍”，也许会按步就班地把高中、大学读下来。 学历的残破，造成了知识结构的残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成年以后命运安排我从事理论研究、学术研究，颇为年轻时没打好一些基本的童子功而甚感遗憾，可是补课已难，只好咬着牙充好汉，说“青春无悔”了。 现今想来，把我个人求学的经历，理一理写出来，也还有趣。它可能折射出我们那代人中的某些共同具有的时代特点，而且还可以让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开开眼，看看老一辈的求学之路竟然会如此这般的艰难曲折、稀奇古怪。 学龄前的启蒙 我出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书香门庭，父亲是历史学家、教育家、藏书家。从古典文献到现代书刊，收藏之广，我们家在山东算得上是一家。而且父亲在办学之余，把精力都放在了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地方志编纂上。在他的书房里经常聚集着一批学者，以及他的助手们。家庭的这种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不能说对我的童年没有影响，至少该有些潜移默化的作用吧。比如我五岁那年（1936）在父亲书斋窗前照过一张相，道具是在我面前摆了一只凳子，凳子上放着一本大书（至少有十六开，像大开本的《辞海》《辞源》之类），可见先人是寄希望我成为一个读书郎。不过，我直接从父亲那里受到的启蒙教育并不多，只记得他给我讲过一些历史故事，如“铁杵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司马光砸缸”之类，此外就好像没有教过我别的什么知识。似乎他忙他的事，顾不上我，或者觉得小不点儿还不忙着灌输什么知识。反正我七岁入学之前，所受到的学龄前启蒙教育，统统来自粗通文字的母亲。母亲能够读书，但是不会写字。她的这点文化，全是婚后跟着父亲认方块字学出来的。一般的古典小说、唱本之类，她都能磕磕巴巴读下来，当然其中免不了搀杂着许多错别字。 当年母亲给我读的东西可真不少，现在记忆犹新的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瓦岗寨》、《说岳全传》、《包公案》、《施公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三侠五义》等等，此外还有我不喜欢听的《红楼梦》片断、《再生缘》之类的唱本。她念这些给我听，并没有对我进行文化教育的意思，只不过是讲故事（我们故乡的方言叫：“说古”）哄着我而已。但是就我而言，听这些故事，可是学龄前受到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文化启蒙。 这些杂七杂八、良莠杂陈的故事，确实给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五光十色的景色、出类拔萃的人物、曲折动人的情节、多姿多彩的场面构成的历史画卷。从这些看上去很不起眼的“戏说”当中，我受到的启蒙是多方面的。我从中受到了历史教育，虽然只是听说了那么一些片片断断、甚至是充满演义成分的故事情节，但是我却从此开始似懂非懂地晓得了中国老早老早以前就有过那么多的人、出过那么多的事，模模糊糊知道了有过殷、周、汉、唐，还有宋金打仗，三岁小皇帝手上大清亡了国。约莫五六岁间，隋唐演义的十八条好汉，已经背得滚瓜烂熟。我从那些“戏说”中，又受到了文学的启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仙鬼怪们演出的那些有趣的故事，简直把小孩子的魂儿都钩去了。它好像是打开了幼年的我的想象之锁，开了“创作”之窍；“创作”者，就是模仿着听到的故事编故事也。平日拉着大人们（当时找不到小伙伴）舞弄木头枪刀剑戟，常常就是按照我的编造，“演出”某个打斗的情节；当然，赵子龙、罗士信、武松、黄天霸、孙悟空式的英雄人物，都归我来充当。六岁那年在青岛，我居然还“口授”过一个短篇小说，大致是一个少年英雄拍马挺枪，杀出阵去，和敌将大战几十个回合，杀得敌人落荒而逃之类。父亲的学生觉得好玩儿，便给记录下来，传给人看。少不得便有人捧场，夸奖几句。可惜的是，我这个自鸣得意的“处女作”没能保存下来，转眼就灰飞烟灭了。后来上学了，我一直是班上作文的尖子，也许和小时候大听其故事、进而大编其故事的“经历”有点关系。 回想起来，儿时所受的启蒙教育，最重要处还是所受到的道德启蒙。我所听到的那些故事里，给予我最具潜移默化的感染力的，是明是非、辨忠奸的示范。精忠报国，疾恶如仇，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人物及其事迹，对幼小的我影响之深真是深入肌肤。这些大约对于我成年后比较执着于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看重人格操守上的忠诚、坦荡、刚强、正直，大有干系。儿时的道德启蒙，有没有给我带来负面的影响呢？肯定是有的。比方说，成年之后一度执迷于对英雄人物的盲目崇拜，自己也常常会干出心浮气燥地打抱不平一类的莽撞举动，这多半都和小时候深受“英雄史观”的影响分不开。 儿时所受的摆不上台面的启蒙教育，无疑对于我一生的性情、爱好和人品都是打下的最底层的基石；只不过是到了七老八十了，才渐渐懂得了它的重要性。 儿时所受启蒙教育养成的习惯和爱好，到了上学以后，甚至到了长大成人之后，还延续下来。直到老了，有了闲暇，看看金庸的几部写得好的武侠小说，还觉得回肠荡气，打心眼儿里愿意将那些可爱的豪侠们引为同调，把酒共醉。 动荡的小学时光 我在小学里读满了六年，而且如期毕业，不过这中间过的并不平静。 我的小学，完全是在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里上的。“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即1938年的秋天，我年满七岁，父母把我送进了青岛市上海路的尚德小学。那时候我们家暂住在青岛的武定路，沿着武定路走出南口，往东一拐，没多远，路北的高台阶的大门，就是尚德小学。像我这样的小孩子，去上学又近又不用过马路，算是很方便了。尚德小学，是个教会学校，管理与教学都还正规严格，似乎日本人也没有过多的干预，这也许与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有关。我的功课还不错，一年下来，考试没出过前三名。可惜的是，第一学年刚刚学完，我的家就举家搬往北京。去北京，公开的理由是父亲要去照顾已经住在北京的继祖母，以尽孝道。暗中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我的伯父在家乡一带武装抗日去了，青岛离家乡太近，恐怕被日本人盯上，不安全，所以干脆躲远点。于是，我只好中途辍学，跟着家搬到北京。 想不到的是，到了北京我就生起病来，而且一病就两个来月。听大人说，病得确实不轻，是什么伤寒或副伤寒一类。好不容易请名医把病看好了，可是我的家又搬了一次家，从抄手胡同搬到了跨车胡同。家安顿下来，开始打点我们姐弟上学的事。三姐上辅仁女附中，四姐和我上了义德小学。我们家在跨车胡同北口，沿北沟沿大街（即现在的赵登禹路）往北走百十米，进丰盛胡同西口，路北第一个大门就是义德小学，我们去上学也就是走十来分钟。四姐上六年级，我生病耽误了两个月，跟不上二年级的课了，只好再重上一年级。人生地不熟，按说有点儿发怵，可是功课大同小异，驾轻就熟，课余时间便得以大看其连环画（即现今叫做“小人书”的）。学校里学过些什么，简直没留下丁点儿印象，唯一记得的是从这时候起开始用毛笔学着描“红模子”，也就是把印好的红字，用墨压上，但不准乱涂，只许一笔一划地写上去。“红模子”本，文具店里都卖，字约有小杏那么大，一面十六个，字的笔画都不算多，但意思很难懂，如“上大人，孔乙己”之类；不过不要求了解含义，只是照葫芦画瓢就行，描完了一遍就算上了一堂课。好像我写的不错，不漏红，也不写的比红字肥上一圈。“减一分则瘦，增一分则肥。”当然就屡屡受到师长的夸奖，我后来之略通书法，也许就是从那时的“夸奖”声中打下的基础。 学校刚刚熟悉了些，想不到的是在第二年（1940）的春天，我的家又搬了一次家，从跨车胡同搬到了小红罗厂的禹贡学会原址。于是我和四姐，又只好再转一次学。我们上了西皇城根的育华小学。学校离家倒也不算远，出小红罗厂口，沿西皇城根往南，过大红罗厂东口，没多远，路西即是。这回我们都是插班，四姐上六年级，即毕业班；我上一年级，也没有再降班。这个学校的功课抓的比义德紧，家庭作业留的也多，暑假里留的更多。记得暑假里我贪玩儿，快开学了写不完抄书的作业，只好求四姐用左手帮我当枪手，才算把作业抄完。二年级的功课记得也增加了一些新内容，比如学着造句（当时那样的课叫“缀文”，也就是出一个词，让你作成一句话）、拓着印好的字帖写大仿（字帖印的大致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之类）等等。注音字母和四声，是当时很看重的教学内容。每遇生词，老师就领着大声朗读；“妈、麻、马、骂”之类，不知道读过多少遍。这大概对于我后来能够无师自通汉语拼音，打下了一点童子功。此外还有朗诵这样的课，好在这时我的北京话已经说的非常地道，所以也应付裕如。我的成绩又攀升到了前三名的档次。课外的书，倒也没耽误看。这时候我已经能够自己阅读小说了，看的多是从西单商场书摊上租来的武侠小说。看的大体是《七侠五义》、《小五义》、《金刀胜英》、《雍正剑侠图》这一类。起早摸黑地看这些书，只是图热闹，可没长什么知识，结果还把眼睛看得近视了，实在得不偿失。 又出乎意料的是，大祸临头，父亲在1941年4月间的一个晚上，突然脑溢血去世了。家里决定扶柩归里，回故乡去办理丧事。我于是就只得再一次辍学。等到在老家把丧事办完，已经是将近暑假。家里便请杨质斋先生给我做家庭教师补课。凡是学校里二年级、三年级学的课，一门门全补，外加上学着写大字、写小字、作作文。我觉得最难的是作文，杨老师过三五天就出个题目，限期交卷。开始还简单些，写封信了、记个日记了什么的，渐渐地就把题目出大出难，常常把我憋得团团转，求姑姑、姐姐们帮忙出主意，好像她们也不大肯帮忙，到头来还是得靠我自力更生，划拉一篇交卷。起始都是被批改得一塌糊涂，后来才偶尔会听到几句夸奖。我一生的文字生涯，是靠着当年杨质斋老师耳提面命，才扎下了根的。 暑假当中，杨老师让我到群化小学三年级参加暑期补习班。课不算多，可是让我熟悉了功课、熟悉了学校的环境，也认识了同班同学。暑假结束，我就毫不困难地插班进了群化小学四年级。我越过了三年级，弥补上了在北京期间耽误的一个学年的时间，成为“适龄学童”。 我在群化，完完整整地读了三年书，完成了小学课程。不过，开始阶段，也 就是四年级的时候，学习的成绩很差。那时候，每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都张榜公布，按成绩好坏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是平均成绩八十分以上的；乙等是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以上的；丙等是七十分以下六十分以上的；丁等是六十分以下的。六十分以下，是不及格，得补考，补考还不及格就只好降班。我有一学期考的成绩是丙等第三名，下边大概还有一名或者两名，差一点儿就打入丁等。为什么那一年的成绩会如此之差，大约一是跳过了三年级，总有点跟不大上趟；再就是那一阵子简直玩儿疯了，心根本放不到学习上去。到了五年级，兴许是略微懂事了些，学习成绩才渐渐上升。到了六年级，特别是到了毕业的那学期，升学的压力变成动力，加了把劲儿，成绩就飙升至全班的前几名。这三年的学习生活，是基础知识全面铺开打底子的时期，就那个年龄段来说我的知识面还算可以。一位在中学里当老师的堂兄，在我小学毕业后，特地到我家里来考过我一回，他出的语文、史地、自然常识的一堆题目，百分之九十以上我都对答如流，大大地赢得了他的夸奖。不过老实说，那回是有点撞运；平时真正学得好的功课，一是作文，二是算术，其他都稀松；最差的是强迫我们学的日语。班上的同学，小小年纪居然有了一点民族自尊心，谁也不肯认真学日语；哪个日语学得好些，反而立即就成了众矢之的，倍受嘲笑。六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接触新文学，巴金的《家》《春》《秋》，一些较为浅显的新小说、新诗和散文，以及翻译过来的《福尔摩斯侦探案》、《鲁宾孙家庭飘流记》一类，都在我的心目中成了超过武侠小说价值的课外读物。正是《激流三部曲》这样的作品，让生长在地主大家族中的我，开始受到一种全新的启蒙，——虽然还是少年，但我懵懵懂懂地开始考虑起人世与人生。说也奇怪，好像是课堂上给我的只是基础知识，而课外读物给我的却是人生价值观的启蒙。至于在课堂上读过的《修身》和《论语》，似乎与我建立做人做事的准则都毫不相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听是听了，可怎么也不如《家》《春》《秋》那样能打动我的心。 乱了套的中学年代 1944年的秋天，我顺利地考入了潍县县立中学。那时节录取的学生，还是在学校的大门对面的墙上张榜公布，到了那一天，考生们都提心吊胆地去看榜。我欣喜地看到我被录取为“正取生”第三十六名，同时录取的还有我的小学同班好友董文成。群化毕业的同班同学，还有几位被录取到预备班；那是意味着要读一年预科后，如成绩及格，才可以升入一年级。 我们新录取的这个班，是县中的第三十一级。录取的新生共五十名，从上一年的预科转入的又有四十人上下，共计约八、九十人；于是分做两个班，即三十一级甲班和三十一级乙班。新生，按录取名次，凡单数的入甲班，凡双数的入乙班。我入的是乙班，文成入的是甲班。当时潍县的教育还很不发达，能考上中学已经有“金榜提名”般的荣耀。穿上浅灰色“派力司”布的新校服，在大街上一走，自己都觉得神气活现。不过就学习内容而言，进了中学确实是上了一个档次。当时虽属日伪统治，但我所在的这所中学，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都属上乘。国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诸科，都讲得非常好。级任老师陈寿荣（字春甫，当年以字行，画家，2003年春间方逝世）教我们绘画、书法、篆刻以及各种手工，均极具创意。教国文的画家郭兰村，不单讲解得好，而且能把某些记述文的景象物状、诗情画意，在黑板上随手画出来。大约是讲李清照的“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郭先生在黑板上居然画出了大幅的窗景：帘幕卷起，窗外“绿肥红瘦”的海棠，枝叶茂盛、花朵稀疏，这样巧妙地用画意表达诗情的授课方式，此后我再也没见过。他教的《黄岗竹楼记》、《郑伯克段于鄢》、《儿时记趣》等等，六十年过后，不仅记得大意，许多句子如今我也还能琅琅上口。地理老师郭荆玉，上课不带课本和讲义，只是拿着几只粉笔，在黑板上运笔如飞地先把要讲的地区（一个国家或一个省分或一个地方）刷刷刷画出一幅地图来，然后边讲解边根据讲解的内容往地图上画山川、城市、道路；再辅之以讲解该地区自然概貌、资源状况、历史沿革、经济、社会、文化的情况。一堂课下来，学生们就对该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概况了然于胸。这样高水平的中学地理教师，实在是很罕见的，后来听说五六十年代，郭荆玉老师一直是模范教师，仍然默默无闻地在故乡的中学里教书育人。 记得初一的那年，我非常贪玩儿，功课只能算是个中不流，可是学校里的那种文化气氛的耳溽目染，对我一生的爱好与情趣影响是很大的。奇怪的是，那时是在沦陷区，可是学校里并没有什么敌伪统治的味道。校长徐培基、训导主任彭孟舆，都是品行端正的正人君子，绝无汉奸言行。徐是很好的山水画家，彭是我父亲的至交。唯一表现出日本人统治色彩的是规定得学日语；不过学生们自发地消极怠学，考试时学生们公然把教课书放在腿上照抄，老师是中国人，也知趣地睁一眼闭一眼，不加干涉。这样大家才能勉强抄个及格，应付了事。公平地说，那一年在日伪统治下我们受的教育，确实没有沾上什么“汉奸”气；所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口口声声把我们叫作“伪学生”，强令参加“甄别”考试，我们实在觉得冤乎枉哉。 同学们满怀热情地迎来的抗战胜利，没想到兜头被浇了一盆冷水。学校被迫停办，从国民党游击区迁来的中学占据了原来的中学校址。老师、学生，从农村来了一大批。我们这批“伪学生”则被迫待在家里等候“甄别”。无可奈何，我们只好三五成群地，找人给补习功课。先是我和董文成找到从农村来的刘老师补习英语，接着我们三四个人又找到丁友鲲先生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我们隐约知道友鲲先生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但我们对此无所顾忌，况且他为人极其聪慧，学识渊博，在潍县县中里就是知名的教师，加之他家与我家是同族也是世交。所以我们提出请他补习功课，他慨然应允。那个暑假里每天到他办的小工厂里（后来才知道那是地下党的一个隐蔽的据点）听他辅导，真是受益不小。 补习没有白费，当年的秋冬间我以高分数顺利通过“甄别”考试，进入了新的省立潍县中学。不过，经过这么一阵折腾，把一个学期白白地耽误了过去，只好等转过年来再开学，我们的学制就糊里糊涂地变成了“春季始业”。原来的男女分校，也改成了男女合校。我们初二那班，是个大班，总有六十来人。三分之一是女生，上课时坐在前边几排，男生们坐在后边。第二学期，学校的体制又莫名其妙地变了，省立潍县中学设在了坊子，我们留在潍县县城的又改回县立中学的名称，人数倒是增加了不少农村来的学生，校舍居然也有三处。光我们初二这个年级，就分成了甲、乙、丙三个班。就在这样的变来变去中，我们读完了初二下学期，又读完了初三上学期。学生的质量有些参差不齐，教学的质量却还不错，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成绩都突飞猛进，特别是数学，由于假期里找我的四姐补习了代数和几何，所以大小考试，我们都是全拿满分。在此期间，我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凭借着父亲丰富的藏书，我翻遍了鲁迅、巴金、胡适、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郑振铎、冰心、丁玲、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朱自清、谢冰莹等等的选集和能够找到的单行本。我的文学趣味渐渐有所变化，从崇仰巴金逐渐变为痴迷鲁迅。记得教课书上居然同时选了巴金的《繁星》和鲁迅的《秋夜》做课文，虽然我也喜欢巴金“我爱月夜，也爱繁星”这样清纯的文风，但似乎更加倾心于鲁迅文章的奇异与冷峻，喜欢他笔下描绘的那种耐人寻思的“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两株枣树，以及那些“头大尾小”扑火的小青虫——那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于是乎，读 《狂人日记》、读《阿Q正传》，读能找到的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成了我业余的精神大餐。于是乎，我也试着写些文学色彩较浓的散文和杂文，交给同学们办的手抄的小刊物上发表。于是乎，在开始懂得设计未来的我，这时的头脑里，便交叉做着两个梦：一个是当作家的梦，一个是当工程师的梦。好在还有三年高中要读，一时也不忙着做出二者择一的选择。至今回想起来，当年同时爱上“文”、“算”两科，对于我打下基本功是极有帮助的。文学启发了我的激情，丰富了我的想象力；数学锻炼了我的思辨，培育了我的逻辑性。 时不待人的是，当着我读完了初三上学期的时候，就急忙筹划起到外地报考高中的事。因为外地的中学、大学都还是实行秋季始业的学制，我们如不赶紧跳过初三下学期出去投考高中，那就得等初中毕业后在家闲居半年，晚上一年高中，将来也得晚上一年大学。所以1947年暑假，我们班上的同学，凡有志于学，家里又有条件的，都纷纷设法到青岛、济南、北京去投考高中。北京路远，去的人自然少，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决定“进京赶考”。他去的原因是哥哥在北京工作，我去的原因是姐姐在北京上大学。不过我邀上了我小学的同学马方同行。赶那么远的路，有个同伴互相照应，彼此都心里塌实些。 1947年夏末秋初，我和马方考进了北京的志成中学高中一年级。这所中学，是老资格的学校，过了多年我才得知，它的最早创始者竟是先烈李大钊。令人遗憾的是，当着我们入学的时候，这所学校的政治气氛，早已变味，三青团的头子们把持着学校大权。学生中也混杂着一批思想反动、行为粗野的小流氓，他们气焰很盛，横行无忌，老实的学生只有躲他们远点；我们也只有谨言慎行，不去惹事。至于学校里的师资和设备，按当时北京的条件来说，都还是很不错的。比如上生物课，就有专门教室，每个学生使用一台显微镜。我在这里不但能跟上班，而且学习成绩也居然不差，期中考试时名列前茅（记得是三角考砸了，考了五十多分，要不会考第一）。只是这时节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学业上，北京的学生运动震撼了我，民主主义的冲击波使我血脉贲张，无法再平心静气地读下书去。终于在姐姐们的带动下，断然中途放弃学业，返回故乡做奔赴解放区的安排。虽然一度滞留在故乡，而不得不到学校里去接着读高中（进的是当地草创的“青年中学”），但那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在利用上学的身份来打打掩护，免得让人觉察出我们要到解放区去的行迹。这时候我当然已经变得只有投笔从戎、献身革命的热情，而再也没有安心求学的心气了。作家梦、工程师梦，自然也统统丢到爪洼国里去。如果说还剩下一点沾到学习边的事，那就只有读读苏联小说、写点转弯抹角的抨击国民党统治黑暗的小文章这类活动而已。那时候我们七八个志同道合者组织一个“钢铁读书会”，干的也就是这么点事。 “从头学起” 在革命激情的躁动中，我勉强混完高中一年级的功课后，便迫不及待地报考了我们的革命干部学校华东大学。华东大学名为大学，实则是进行政治培训的干部学校，1948年夏建立于解放不久的潍坊特别市。我们一批青年学生一方面被“大学”的盛名吸引，不明就里，想着趁此踏进大学门槛；另一方面，就是明白了它并非正规大学，也愿意就此投身革命（那时候叫做“入伍”），成为职业革命家。进华大之前，倒是进行了一次很正规的文化考试，但实际上那大概只是测试一下学生们大致的文化水平而已，成绩好坏并不作为录取与否的标准，凡报考的都照单全收，没有听说有落榜者。只是入校以后，按学历分成了不同的部，我们这些未读完高中的，编入了预科。我被编入预科二部，驻地在坊子镇上一所日本人建的校舍里。果然，我们“入伍”了，发衣服，吃大灶；学习的内容则纯是政治形势和政治理论，但理论的成分少，侧重的是形势与政策。听大报告，开小组讨论会，书也不大读。但是收获还是有的，学员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经过短暂的三个月的学习，居然毫无障碍地接受了民主革命的信念，自觉自愿地下定决心投身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洪流中去。那时候，对于我们这代年轻人来说，接受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是那样顺当，那样纯真，觉得那是理所当然。我大半是因学习态度端正、学习成绩良好，颇得同学们和领导们的认可，在完全民主的自由选举中当选为华大坊子分校学生会副主席；俨然成为领袖群伦的小头头矣。 1948年11月，我们华东大学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奔赴刚刚解放的济南。华大在山东省会安营扎寨了，学校规模也大大扩大，在济南招收了不少新生。为着适应新的需求，校方决定从老学员中抽调少数人出来工作，我也蒙组织青睐，选入其中。记得12月1日那天，下着大雪，我们一行人经过简短的谈话之后，便踏上了工作岗位。我是被分派到社会科学院当班干事，地址在济南七大马路纬八路（若干年后成了省委党校的校址）。我所在的班是三班，班主任是位女同志叫俞恒；另一位班干事叫尹君，乳山人。1948年底，我向俞恒提出入团要求后，团组织指定尹君作我的入团介绍人。分配社会科学院工作，按说这算是我和社会科学首次结缘，可是那时候华大的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文学院之分，实在是徒具其名，教学内容仍旧是唯以政治教育、改造思想为务；我们在班里当干事，也是围绕着向学员做思想工作这个中心忙活、打杂。此后两年间，我在华大校内的具体工作岗位，变动了几回，但大体上都是干的这类事。只是陪着一茬茬学员学习，跟着也听了不少“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一类的课；工作之余，也找些《大众哲学》一类的书来读。潜移默化，渐渐地我就有了学习某种专业知识的念头，不再安心于当“万金油干部”。这种想法的日趋强烈，大约也与国家和平建设的任务已经提上日程这样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1950年底，华东大学和山东大学合并的决定下达，华大开始按正规大学改编，正式建立了若干个系。这时候，我向组织提出过参加学习的要求，可惜未蒙应允。但从此自学的劲头是起来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华岗的《民族解放运动史》、许涤新的《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十二本书”，我都抱着浓厚的兴趣一本一本地啃。青岛市公安系统的夜校来山大请人讲课，我居然承担了中国历史课；而且讲课效果居然良好，颇受学员的欢迎。 “天道酬勤”，我的学习的积极性，被开明的领导看在眼里，所以在1951年10月间，山东大学决定选派几个人去中国人民大学作研究生，以为学校培养马列主义师资时，我也侥幸被选中。那时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招惹得有些未选上的同伴颇有妒意。但是冷言冷语对我来说已如耳旁风，徐经泽、张祺和我三人兴高彩烈地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行程。1964年因故返回山东时，曾填过词一首，记得开头几句是“十三年前，济南道上，霜晨晓雁。情长气短，趋车齐鲁。才疏志大，负笈幽燕。”可以算得相当准确地记述了当年的心态。 1951年11月初，我们一行三人，顺利地进了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跟着苏联专家高尔尼洛夫当上了研究生。所学的主课是叫做“马列主义基础”，即以联共党史为基本教材，同时读列宁、斯大林的一些原著。辅课还有政治经济学和俄语。这样的学习对我来说是超负荷的，一则原本基础太差，二则我们来晚了，已经开学了两个月。这样一来，不但要跟上正在进行的课。同时还要补上落下的课。一门俄语，补起来都难，更何况还得自力更生地去攻读其他艰深的经典。不好说那时候专家们教授们都是采用“灌输式”教育，而是我和两位同伴自动地在拼命往自己脑袋里“灌”。那阵子过得日子真是苦不堪言。我们被教育部安排住在辅仁大学男生宿舍，地址在厂桥东边的东高房，上课则远在铁狮子胡同一号，课堂讨论则在更远些的东四九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我们上下课，基本上是迈开双脚沿北皇城根步行（因为当时一月发十八元生活费的我们，承担不起往返坐电车的费用。那时一张单程车票好像是要一毛几分钱。）至于，饮食水平更加比过去吃大灶还低。经常吃的是酱油汤泡馒头，馒头是从人大食堂里买回来的，一次买它二三十个，晾干了吃三五天。睡眠也是严重不足，熬夜到午夜一两点，早晨六点又得硬爬起床，一天充其量也就是能睡上五六个小时。凭借着年轻，我们全身心投入，奋力拼搏，算是好好地体会了一番“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滋味。白天处于亢奋状态，夜里梦自然多起来，加上那时候我们对马列主义的无比虔诚，于是日有所思便夜有所梦了。一夜，我清清楚楚地梦到马克思来了，他老人家身着紫色长袍，胸前飘着大把银须，对我蔼然垂询；记不得他说了些什么话，可关怀之意溢于言表。承蒙马翁垂顾，醒来犹自兴奋不已，觉得恍然懂得了孔老夫子对梦得见周公、梦不见周公，何以会那么在意。当然勤奋得到的报答，并非马翁入梦，而是我们凭着超负荷的付出，终于在短短的两个月内追上了大部队，跟上了班，“习明那尔”（课堂讨论）上也敢发发言了。 在人民大学的那段做研究生的经历，对我来说自有其可贵处，它是我从事理论研究的入门阶段。但是老实说，那段学习充其量也就是记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的条条罢了，可谈不到学懂了什么“立场、观点、方法”。记得后来“大鸣大放”之际，有人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马蜂窝”，话是说得重了些，但就当年人大初创时的校风而言，教条主义的空气确实是浓到化不开的程度。 我在1952年年初，学期尚未结束的时候，被调出去做“三反五反”的“打虎队员”；一“打”就“打”了将近五个月，功课落得一塌糊涂。却也因之得福，山大人大两校都同意了我的请求，从1952年秋季起，跟着新入学的一级研究生从头学起。我的学业，自然由此便摆脱了被动局面，从落后变成了超前，成绩大有出类拔萃之势。不过学风依旧，我学到手的实绩，也仅仅是记住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的条条和一些俄语的单词和语法而已。当时虽然飘飘然，事后却觉悟到我那时候的状态大致就属“高分低能”者流。 开始懂得“问学之道”，是得归功于在马列学院的两年半（1953年2月至1955年7月）的学习。当时马列主义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世界近代史这几门课，都是由苏联专家讲授，他们的水平很不齐整。有的是打引号的“专家”，简直是只会念讲义；讲义又是照抄教材。有的是真专家，知识丰富，独立分析，深入浅出，打开了学员们的眼界。中国的老师多数却是真正高水平的专家，如胡绳、艾思奇、杨献珍、张如心等，他们的讲课虽然各有长短，但是他们一致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的原则。不管他们的讲课所达到的效果如何，他们确实是在尽其所能地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说明和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胡绳，他给我们讲中国近代史，完全不照本宣科，而是不断地提出人们想不到的问题，然后做出独到的细致入微的分析。说实在的，胡绳讲课给我的最大教益，并不是他的具体结论，而是他的治学方法：学问之道在于能够独立思考，提出问题，然后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理论的作用是工具、是武器、是解剖刀，而绝非现成的答案、丹方，也不是能够测量一切是非的度量衡、洞察一切真伪原形的宝镜。杨献珍的讲课，相当武断、绝对化，而且过分强调了改造思想在“联系实际”中的地位。可是，也得承认这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忠心耿耿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念念不忘中国的现实问题，这种精神对于我们初学理论的人来说还是很有感染力的。应当说从打这时候起，我才有点开窍，懂得了学习一事需要自己多动脑筋。大体上明白了，博学还必需辅之以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不过实事求是地估量，我当时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盲目崇信还是胜过独立思考。学的过程中，受着框框的严重束缚，问和思的比重很低，充其量也只是在一些细枝未节上偶然产生一点个人见解，自然更加谈不到在重大是非上的明辨与笃行了。如今回想起来，当着我在完成马列学院两年半的学业，并按照苏联式的严格考试制度，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全部大小考试一概取得5分（即满分）的优异成绩毕业时，实际上仍旧是该划归“高分低能”者流。 毕业之后，正打算收拾行囊回山东大学当理论教员的时候，突然组织上找去谈话，决定把我留在北京，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并决定另派我们同班毕业的其他同志到山东大学去做我的替补。受到中央机关的赏识和马列学院的推荐，我当然是乐于从命。可是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工作的变动是我的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没有意识到就我的“问学生涯”来说这也是一次根本转折，其意义远大于1951年的“负笈幽燕”。这次转折意味着什么呢？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朝思梦想地要做一个大学教员的愿望，从此落空。更重要的是，新的工作岗位给我带来了一些重大影响，诚如我所进入的机关的名称所示：一是贴近了“政治”，二是贴近了“研究”。 按说既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那么理应是是以研究政治为务，何况它又是奉毛泽东的指示重建的（在延安时有此机构，建国初期没有成立），可事实上头两年里（1955年至1956年），研究室并没有接受什么硬性的政治任务，相反地只是叫大家平心静气地安心读书，研究一些跟现实并没有紧密联系的理论问题，所以康生跑来便开玩笑说：你们这里是“三闲书屋”，是“学兵连”。不过，既然是毛泽东直接授意建立的中共中央机关，又由陈伯达出任主任，胡绳、田家英出任副主任，当然也就算得上是很“贴近中央”，“贴近政治”了（当时还给毛泽东留了一大间办公室，不过他从未来过）。毛泽东当时似乎忙着农业合作化、国际共运一类的大事，顾不大上政研室的工作。据我记忆，我们接触的与毛泽东有关的工作，只有有限的那么几件。例如，胡绳曾经邀集我们几个人，讨论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草稿。又如，胡绳显然是奉了上边的示意，还让我们定期编辑了一份内参性质的小刊物《思想界》（后来在此基础上改名《思想界动态》，扩大了篇幅），我是被指定的三个编者之一。当时大家心照不宣，觉得这主要是送给毛主席看的。不过它的内容并无神秘处，无非就是把报刊上的新鲜见解、争论的问题，不加褒贬地摘要出来而已，并不像后来有些内部刊物专门以打“小报告”为务。胡绳还让我们选编了斯大林和苏联哲学界关于”矛盾“的一些论述，大家也心照不宣，明白是毛主席要看的。此外，毛泽东一度对逻辑问题大感兴趣，曾经让胡绳带上关锋、杨永志去他那里议论过这个问题。1956年我们参与了“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性质问题”的讨论，当时大家觉得这也似乎是毛主席关心的问题，可是事后听田家英说，他老人家对这次讨论并没有多大兴趣，究竟是何缘故则不知其详。后来的“反右派运动”，政研室无非是随大流参加而已，没有起过特别的作用，毛泽东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一度用过“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署名，那只是他老人家信意而为，政研室的人并不知情（陈伯达是否知情，我们不得而知）。政研室的领导人，特别是陈与田，很“贴近”毛，那是没有疑问的，但那与我们一般研究人员基本无关。所以我们那时并没有参与机要，更未密切为核心政治服务如后来的中央的“政研室”者。所以我本人在这段时期里的所谓“贴近政治”，只不过是受到机关里浓厚的政治空气的影响而极为关心政治、抱着一腔热情积极地写了几篇充斥着“左派幼稚病”病毒的论文罢了。其最突出者，是在《学习》杂志上以头条位置发表的《略论专政与民主》一文。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批驳铁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违背民主的意见，强词夺理地大讲了一通“专政就是民主”的“道理”，愣头愣脑地充当了一回“反修”的急先锋。 至于说从此而“贴近了研究”，这是得益于具体主持研究室工作的胡绳和田家英（陈伯达很少露面）。他们毫无官气，而且热心提倡我们认真读书，鼓励我们以独立思考的态度研究问题。具体领导我们哲学组的胡绳，更是具体布置我们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思想流派，还要求我们研读先秦诸子的著作并且写出读书心得。这实际上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如何进行独立的研究工作的路。书要自己读，欠缺的文化基础要自己补，研究所需的资料要自己找，问题要自己提出，分析要自己进行，判断要自己得出。总而言之让你明白，现今已经不再是伸长脖子等着喂食的雏儿，而是要凭着练出自己的本事去打食来谋生存了。我在这条道路上的摸索，倒也稍有体悟。比如，读《韩非子》后我写出过读书笔记，并在哲学组的讨论会上发了言。当时没有看过任何评价法家思想的文章，更是远未料到后来还会有所谓“评法批儒”的荒唐事。我在全无依傍的情况下，放胆直言，认为尽管在今天看来《韩非子》的言论，专横独断、阴险权诈，不足为训，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放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它却是在同期的诸子百家中唯一可以取得成功的的韬略与权谋。秦之得以实现大一统，很大程度是取法于它；后世的君主专制的王朝上也无不从《韩非子》里学得“南面之术”。《韩非子》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恐怕要放到如此的环境中重估。可惜我的那份读书笔记没有保存下来；不过也幸而没有保存下来，要不在后来的“批儒评法”的狂风大作时，保不准我也会随风飘扬，作番不光彩的表演。撇开借古讽今的政治图谋，法家思想自然是可以放开来讨论的学术问题。我当年的见解，正误如何，姑且置之不论，值得怀念的是那总算试验了一次独立思考。 至于涉及基本原理问题，也偶有生疑之处。比如，我怀疑过“只有阶级性而无共同人性”之说，举的小例子是齐白石画的花卉虫豸，听到我如此说法的人却也不大好反驳，只是把头摇得像货郎鼓。又比如，在讨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我和关锋唱了一次反调，认为文化思想、概念范畴事，不但有些可以“抽象继承”，而且有些本来就可以直接继承、具体继承。犹如旧房上的好瓦，可以拆下来盖到新房上去那样。也许当时我表达得没有今天复述的这么明白，竟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便被关锋那类“批判继承论”以泰山压顶之势给压了下去。可以看出，那时候我能够做到的“独立思考”是十分有限的，往往是一闪而过的思想火花，并未执着地审问和慎思下去，总的思想状态依旧是盲从上级的决定和所学过的基本教义；举凡涉及马克思主义“道统”者，绝不敢也绝没有想过要越雷池一步。 总之，到五十年代中期，我这个理论战线上的新兵，仍然不过是一个“左得可爱的”（或“左得可恶的”）马前卒。这笔陈年的账，有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学习》杂志上的风光一时的文章为证，想赖也赖不掉的。所以应当说，建国初期，我自以为是得到了难得的机会，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从头学起”了，学成了一个“理论工作者”，然而其实学习还是未入流，仍旧是停留在“学而不思”的阶段上，并没有念懂“真经”。 就学习而言，我面临的任务仍旧是得“从头学起”。 肩膀上要长着自己的脑袋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自命的人来说，真正让我们开了窍，帮我们打开了智慧之门的，并不是哪位先觉的启蒙咒语，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实践。 以此看来，“笃行”也者，也不好说仅仅是学习过程的终结阶段；反过来看，笃行，不仅是践履和检验所学，而且恰恰是笃行才能启动人们进一步认真的思考，去做深层次的刨根问底，才能为着弄清楚真伪正误、清红皂白而较真儿，才能有的放矢地“带着问题学”（不能因人废言，此言并不差），才能使所学变得更加深入而富有实效。 我所说的受益甚大的社会实践，首先是指的1958年的下放劳动锻炼。当时号召干部下放锻炼，其宗旨是在于改变“三门干部”的世界观，使之脱胎换骨。我们夫妇自愿报名，心甘情愿地去接受一番艰苦的磨练。不过从事后的效果来看，似乎于个人世界观的改变并无显著效果，但是就我认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而言，并进而辨别理论、政策的是非正误而言，则是收效明显，可以说是耳目一新了，也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用后来陈云的话来说，就是改变了“唯上、唯书”的思维模式。以往我深深受制于宗教徒式虔诚的束缚中，把中央（不止是对个人，而且是对整个集体）偶像化，把中央的所有的论断与决策神圣化，如今一到农村，一到基层，可就恍然大悟了：“上边说的定的”，究竟对还是不对，必须动动脑筋，独立做出分析判断，并且进而问它一个为什么。这就是明白了所谓“肩膀上要长着自己的脑袋”也。 开始接触的并开始思考的问题，自然是摆在明处的实际问题，而不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那时候首先看出的是粮食问题上的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某些基层干部的为邀功请赏而欺上压下，强行收缴过头粮，置群众的死活于不顾。仅仅本着如此认识，说了点老实话，对基层干部的某些不正之风稍为做过一点抨击，不料这就惹上了烧身之祸，在“反右倾运动”中被以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论处。然而也正亏了这样上纲上线的批判，我才被深深触动，把前前后后对于1958年以来许多经济政治文化措施的零零星星的疑惑串联起来，在内心深处终于认识到了彭德怀意见的正确和毛泽东“三面红旗”路线的左倾错误；只不过这种认识只能深藏不露而已，在人前只能学着做两面派，打官腔，赔小心，以谋个人和家庭的生存权。 值得自夸的是，当着对实际问题开始懂得自己动动脑筋的时候，开始也触类旁通，有了一点刻苦自学的自觉。1959年下放回来以后，当着“厚今薄古”风大流行、古旧书大降价的可趁之际，我逆其道而行之，大买古旧书， 大读古旧书，啃西方哲学史和啃中国通史双管齐下，目的都是为着攻读中国哲学打基础做准备。西方哲学史，读了古希腊哲学许多重要经典，还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国通史，则开始一本本读《资治通鉴》。可惜好景不长，兴致勃勃的自学便被“反右倾”的急风骤雨所打断。不过，“学”心不死，当着1961年冬被“赦”返京，得以正常工作和正常生活以后，我又重操起自学的旧业。其间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我坚持了自学，比如硬是利用每次下乡调查，都带上十本八本线装的《资治通鉴》，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把一百二十本正续《通鉴》一句不落地通读了一遍。第二，我努力开动脑筋想些问题，力求理出一些自己的心得。诸如，我在读西方哲学时，深深感到列宁关于哲学史从来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两个党派的斗争史的论断，并不切合西方哲学史的实际（更不合中国实际，自不待言）。如果说，古希腊哲学史上已经产生了尖锐争论的话，那争论也是突现在关于事物存在的形式或事物存在的方式上，即有关事物是运动着的还是处于静止状态、事物包含着矛盾还是排斥矛盾这类的问题上，而没有明确地从本体论的角度去探讨（事实上是根本还没有能够提出）物质与意识谁产生谁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有的古希腊哲学家，过分看重思想的作用，后来人可以把他的哲学观念归类为唯心学派的话，那无论如何也难以在古希腊哲学家中找出一位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来。又比如，我觉察到流行的哲学和伦理学把阶级性泛化的情况普遍存在。我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性和个性都是存在的；人性、阶级性、个性的关系，乃是一般、特殊、个别的关系，不能互相取代，更不能因强调阶级性而抹煞人性和个性存在的事实。所幸我这些见解没有在大厅广众的场合发表过，因而没有引起注意，免受了严重追究。 由于独立思考而引祸上身的，是对于国内实际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所进行的调查研究。1962年，我在田家英的指挥下进行的一系列农村调查中，越来越明确认定“包产到户”是拯救重灾区（自然是人为造成的重灾）农村与农民于水火的应急良策。应当说我所起草的有关这类问题的调查报告，是我当时最有见地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正因如此，白纸黑字俱在，且是直接上报中央毛刘两位主席者，在“文革”当然就成了无法逃脱的滔天大罪，从而尝尽了独立思考的苦头。当然，暴风雨过去，我也好了疮疤之后，那番“苦头”就又觉得变成了“甜头”，足以受用终生也。 大致可以说，从打“反右倾”受到重点批判之后，我在求“学”问“理”的路程上，开始比较自觉地致力于独立思考。其间，虽然仍不免时有奉命行事的愚昧行为，如奉命“批修”、奉命批吴晗之类；但在这样的奉命行事中，也还常常因为想着稍稍保留一点个人见解而左得不够，因之招致犯了“右倾”顽症的申斥，被“革命群众”打成执行《二月提纲》“假批判真包庇”路线的“黑帮分子”。 真是得感谢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史无前例”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得我这样的习惯于做“驯服工具”的共产党员终于大彻大悟。当着得以在文革后期重新投身于学术研究时，我开始努力摆脱人云亦云的故辙，摸索着走上自觉的科学探索之路。不过，真正实现这样的自由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其理由也很简单，学术研究是否具有自由，并非以具有思想的自由为标志，而是以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否有发表的自由为标志。盖思想自由与否，得看言论是否自由；言论自由与否，得看出版是否自由也。 研究的态度与方法虽然取决于自己，但是研究的内容开始时并不能自定。当时把我调回北京的理由是让我参加编纂范文澜所著的《中国通史》的未竟部分，即宋、元、明、清诸卷。当时正在着手的是《宋史》（包括金史和西夏史），我接受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起草宋代哲学史；其核心内容是两宋理学。这回接手的专业研究范围，倒是与我多年的宿愿不谋而合。大约是1959年初，结束了下放锻炼回到北京以后，我虽然手上干的是组织分配的编辑内部刊物的杂务，可是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今后专业方向问题，当时设想的便是选择中国思想史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我不满足于泛泛地研究（实际上仅仅是解释和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想避免流于空谈，应当在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自然辩证法三者中择一，以便今后能够实实在在地做点真学问。这意思当老友庞朴来访时，我和他说过，并且建议他做中国辩证思想史的研究，我觉得这恰是中国哲学史界研究很不够的一大领域。他完全赞成我的建议，并且在回到山东大学后便立即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并且深入了下去，卓然成为大家。我则历经波折，拖延到“文革”后期，才有幸得以“归队”。 所谓“归队”也者，是指1973年我所在的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被宣布解散以后的事。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是1964年经中央决定取代原有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的。原政研室的工作人员，都调入研究院，我被分配在哲学组做研究工作，但是一天也没有做成研究，先是奉命下乡参加“四清”，接着就被兴起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掀翻在地，又被踏上若干只脚。所以在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九年经历，基本特点就是没有做过任何研究，只做过批判别人和接受别人批判这两件事。只是时至1973年，借续修范著《中国通史》的“最高指示”之东风，我这才得以回归了学术研究之队。 “归队”之后的最大欣喜是得到了充分的时间，可以专心致志地研读两宋理学的原著，摘录了大量的卡片，记下了一堆笔记。可是当时正巧碰上大兴“批林批孔”之风，一切研究都难以落笔。随着又有其他任务加到我的身上，我只好将两宋理学研究的资料束之高阁。后来唯一整理成论文发表的是《张载理气观析疑》，这篇文章大体上反映了我力图突破已有中国哲学史对理学的定论（或推崇为“道统”或贬斥为“唯心”的简单化论断）的尝试。在我看来，在近代欧洲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哲学是不能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来硬套的，而且严格说来近代以前的中国学术中并没有产生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明确的唯物论哲学。哲学上两个党派、两条路线之说，用于分析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不符合实际的；用之于分析西方哲学思想史，也恐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说成是从古至今的惟一定律。这是我早在1959年读哲学史时断想的继续与发挥，这一论断涉及到列宁的论断，兹事体大，我关于张载的文章中，只是略微透露了点意思而已。不过好心的同事看过以后，还是好说歹说，劝着我删去了文章结尾处最尖锐的几句，是以文章发表了出来，并得以逃过了意识形态专家们的法眼。 迫于形势与任务，我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工作仍然不得不中断，我在心气相投、谊兼师友的黎澍的带领下，投身到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中去。我们主持的是《历史研究》这份学术刊物，但在当时它事实上却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舆论阵地”。接管《历史研究》和创办《思想战线》是邓小平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部署的与四人邦“两报一刊”对着干，争夺舆论阵地的两项措施。黎澍和我们少数几个人，对此心知肚明，只不过，在四人邦猖獗时只能把它暂时埋在心底。四人邦垮台之后，我们才把主要精力放在集中于批判极左派利用历史学散布的一系列谬论上，以求澄清是非，拨乱反正。这本质上当然是一场政治斗争，但是它不能不涉及众多的历史学领域里的问题，特别是许多基本的史学理论问题。面对这样的责无旁贷的任务，我只好把注意力集中于探讨史学理论问题，写了一些批判史学理论领域中左的错误的文章，也写了一些正面阐述我所认为正确的史学理论的文章。在这批史学理论文章中，如果按照我自己的爱好来选择的话，我最喜欢的是《历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这一篇。至于思想史方面，则仅仅趁出国参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之际写过一篇《儒学的变迁》；不过那只是一个大纲式的东西，或者说是设想中的一本专著的提纲（当然并不完善）。只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时间，实现在这份大纲的基础上写成专著的愿望。一些初步的想法，都只好放到“冷库”里“冷冻”起来。随着自己的衰老，把那些货色取出来重新“解冻”之日，看来已渺渺不可期。 日益繁重的管理工作使得我连史学理论的探讨也无法系统做下去，于是乎便打算甘脆另起炉灶，选定一个更加具体的项目以便持续钻研下去。借妻子惠民在近代史研究所从事民国史研究之便，我便鼓动她开展民国时期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初选的课题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问题，并且从搜集选编资料入手，以求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她全力以赴，奔走于北京各大图书馆，搜集、抄写、复印了大量相关文章，并且着手进行梳理、分析和评论，我也把全部业余时间投放到这项研究中去。这项工作进展顺利，1985年陈崧编著的《文选》出版，她的论文和我的论文，也相继发表。读者对此反映良好，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延续和扩充这个项目的信心，于是我们决定立即着手进行晚清文化思想史的研究，计划把它作为我们近代文化思想史系列的第一部。 出乎意料的是，九十年代初我由于被免职而因祸得福，得以把主要精力投放到晚清文化思想史的研究中去。我们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中西体用之间》这部四十万字的专著，同时我也环绕着这个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惠民则不仅为这部论著搜集了翔实的资料，而且她还着手搜集了三十年代文化论战的大量资料，发表了有关论文。 应当自信地说，关于近代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是我在惠民的支持下学术事业现今攀登到的最高点。窃以为，关于洋务派思想的评论，尤其是关于“中体西用”论的性质与作用的历史分析；关于维新派的思想启蒙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所发挥的开创作用的评估；关于保守派文化守成主张的具体分析；关于革命派的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内在抵触的具体分析，等等等等，均为前人所未曾道及者。我们抓住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引发的争论这个切入点，这就把握住了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变迁的关键，从而为揭开中国近代文化空前大变迁之谜开启了门径，从而也为辨析中国文化的承续与演变、中外文化的冲突与交流这些论辩不已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对于其间的是非得失做出了独立的鉴别与回答。 不得不说明的是，我们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若干看法，与我们的老师胡绳的观点发生了明显分歧。只不过，我们的著述中并没有特意挑起论辩，而只是正面述说了我们的见解。其实，就我而言，早在五十年代的政研室期间，在读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时，已经觉得一概抹煞洋务派的成绩是不公平的。当时我曾经就“北洋水师”的历史功过应该如何评论的问题，请教过黎澍，他完全赞成我不能抹杀北洋水师建立的历史意义的看法，支持我按这样思路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到了八十年代，我就更加明确地不赞成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之说，我认为，标志着中国近代化进程开端的并不是太平天国、义和团式的“农民革命”，而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洋务自强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 我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但是我完全支持并亲自修改了刘耀所写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并且取得黎澍的同意把它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当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学术范围里的可以放手展开自由讨论的问题，而不能把它拔高到政治是非上去。我们在《中西体用之间》以及相关文章中，事实上都充分贯穿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线路的这样观点，不过因为表述的相当委婉，并未引起史学界的惊诧。胡绳对我们发表的论点，也没有丝毫不快。 极其遗憾的是，我们这项进行得十分顺利的研究，由于其他事项的干扰（如我要完成胡绳委托的研究课题，我们要搬家，还有惠民患病等等）而搁浅，我只为第二部写了几节草稿，便停下笔来。今春惠民的去世，更使得我浸沉在悲伤中，一度中断了所有工作。这项研究还能否继续，得要看我今后的身心状况，是不是有能耐“独木撑天”。摆在我面前的繁难，无疑是很多的。按说义不容辞，我理应不顾艰难地沿着我们已经踏出的路继续摸索前进。但愿天假以年，让我有可能把这条“问学之路”走完，以老迈之躯冲刺，并在终点举起庆祝胜利的双手。 2003年12月31日结稿于京东小书巢 以上是八年前所写札记。至为欣慰的是，我没有被生活经历中的挫折打倒，我挺直了腰杆，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原来计划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第二卷：《民国文化思潮述略》，并将其定名为《裂变与新生》。 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这本书终于在2011年初和读者见面了。 一如既往，我在这本书中，着力讴歌的是中国文化在近代发生的这一空前的转型。在无数先驱的努力下，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获得了现代化的新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时代条件下，新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步步取得成功，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中华文化以不可逆转之势光临我们的祖国。我谨以微薄之力，表达对于这场伟大文化转型的衷心礼赞，同时也热切希望一切关心我国文化建设的人都来认真关注近一百几十年间文化思潮潮起潮落提供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 丁伟志 二○一一年十月 照 片   现场签名  发言照  生活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