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斜对面的屋子里，几个学生在无声地叠纸鹤，叠好了的就放在桌子上，已经摆成白色的一片。我看了一眼，又看一眼，不忍再看，就关上门，默坐着。想起就在前不久，中午在学校餐厅吃饭，碰见郑利华教授，向他问起章培恒先生的近况。郑利华是章先生的学生，常常陪侍，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向他打听章先生的病情。这次他说，和章先生聊天，章先生开玩笑道，张新颖说请我吃饭，到现在还没有请。我听了，仿佛可见章先生其时的语气和神态。这个玩笑让我很开心，我想着，既然章先生还记着这回事，那等他病情缓和，能够出来吃饭时，我就真可以放下怕打扰的顾虑，好好请他。
    等来的是去世的消息。
    我入大学那年，1985年，章先生是系主任，给新生讲话，别的都忘记了，只记得一个意思，就是，中文系是培养文学研究人才的，不是培养作家的。对一群刚刚高中毕业、怀抱文学梦想却什么也不懂的我们来说，多少有点当头棒喝。不久章先生就不再做系主任，也没有给我们这一级上过课。没上章先生的课是很遗憾的事情，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重回复旦读博士的时候，还跑去听章先生偶尔给本科生开的讲座。
    章先生多次讲过，他一生所学，主要得益于三位老师，朱东润先生、蒋天枢先生、贾植芳先生。我做了贾植芳先生的研究生后，就有很多机会接触章先生，这样的机会，又大多是在饭桌上。贾先生家里酒席常开，围坐的是老中青几代学生，随兴谈笑，海阔天空。章先生自己也喜欢请客，邯郸路国定路口的小饭店红墙、蓝心，有几年是常去的地方，直到饭店拆除。章先生喝酒是有名的，常常意犹未尽，约好一群人第二天再来。要说我欠章先生酒饭，那可不止一次两次。
    按说这样就该熟起来了，其实并不，我心里对章先生始终是敬畏的感觉。我向他请教过关于鲁迅、关于周作人的问题；离开学校工作以后，还曾到他家里听他谈武侠小说。我有时候会想，章先生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业，可是比我这样的专门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更懂现代文学；就连武侠小说，我一度迷过，可也远远没有章先生读得多。
    记得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次晚饭后走在国顺路上，我问章先生：“《全明诗》什么时候能编完啊？”章先生主持《全明诗》的搜集、整理、编纂，规模巨大，他的要求却极为严苛，一丝不苟，那时候刚出版了两册还是三册。章先生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震撼：“恐怕到我死的时候，还没有编完。”年轻如我，真的很难想象和理解，一个人会那么严肃认真地做一件在有生之年不能完成的事情。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工作落实得晚，研究生院的人说，因为我是从山东来的，档案已经寄到了山东省教委，应该回山东找工作；我要留在上海工作，必须先征得山东省教委同意，拿回档案。我实在想不到还出了这样的事。章先生听说后，让人带给我一封信，信是写给山东省教委一个熟人的。拿到章先生的信我很意外，我根本没想到要为这样的破事麻烦章先生，更不知道章先生有这么一个熟人。后来这封信没有用上，因为我的档案根本就没寄到山东省教委，那边的人说你要在上海工作根本就不必他们同意。我这才明白是研究生院为了早早完成他们的分配工作，要早早把我打发走。应该感谢他们，使我有了章先生的信，保存至今。
    一晃很多年过去，我已经不再年轻，倒是一点不觉得章先生老。不幸的是章先生罹患癌症，反反复复地治疗，遭受长久的折磨。章先生生病之前，从早到晚都是在办公室，连吃饭也常常是钟点工送来；病重之后，就只能在家里和医院之间进出。偶尔见到他几次，谈起自己的病，他总以特有的幽默，开开自己的玩笑。
    《中国文学史新著》就是在重病期间完成的。章先生坚持出席了这部著作的专家座谈会，却只能坐一段时间，就不得不离席。我受邀参加座谈会，心里很清楚自己哪里有这个资格；发自对章先生的敬仰，我谈到阅读时一种真切的感受：章先生固然是一位主要精力用来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但是我觉得这部书是强烈体现现代文学精神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章先生为什么对人性和人性的发展“耿耿于怀”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几代中国人艰难挣扎的痕迹在。从这个角度讲，这部书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著作，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会成为后世研究今天的对象。我还说，这部文学史的雏形，应该是课堂上的文学史教学。有个性、有自己想法的文学史教学是复旦的一个传统，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诞生这样一部文学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顺理成章的事情仍然困难重重，不身在其中，总难体会。现在章先生走了，该是轻松了吧。倘若章先生能够对自己的此去说点什么，他会不会还以那特有的语气、神态，再开个玩笑呢？
    2011年6月9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