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7:11:04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按: 《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8期第115-132页，发表署名邓蜀生、黄安年、李剑鸣对话文章《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文章最后说明:“2011本文由黄安年教授录音并整理,本刊在发表时有所压缩。” 这里发表的是《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全文版,文章最后有：“2011年5月31日后记:本文由黄安年录音与整合,为便于阅读作了分类,列出小标题，均经邓蜀生本人校定。”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受访人: 邓蜀生 采访人: 黄安年、李剑鸣 时间: 2011年5月9日9：00-11：00 地点： 人民出版社三楼小会议室 邓蜀生简介： 邓蜀生，湖北云梦人,1923年10月生于重庆巴县，194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重庆）新闻系。1945-1957年间，历任重庆新民报、上海新民晚报、上海新闻报、北京新华社总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华社总分社、《时事手册》社记者、编辑。1961年起,任人民出版社编辑、编审。 参加过印缅战区抗日(1944-1945)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1)，写过多篇报道和特约通讯。 著有《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世界知识社,1951年）、《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987年增订本）、《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1990年）、《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1993年）、《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等。 主持编辑、策划和责任编辑有影响的著作有《美国内战史》（刘祚昌，人民,1978年）、《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人民,1979，1983）、《美国对外政策史》（杨生茂主编，人民,1991年）、特别是历时23年的六卷本《美国通史》（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人民,2002年）等。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三联书店，1982年）、《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著2007年新译，东方,2007年）等。 组织编译审校:《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东方出版社,1980年)、《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东方出版社，1994年）。主编《影响世界的100次事件》、《影响世界的100次战争》、《影响世界的100个人物》《影响世界的100种文化》、《影响世界的100种书》（以上系列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 合著《世界通史故事》（中国少儿，1991）等书，合译《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三联,1982年）等。组织翻译《林肯传》（桑德堡著，东方出版社，1987年）、编译《美国史话》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 引言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经过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编辑和出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他为推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迄今已经8８岁高龄，集学者和编辑于一身。他不在大学任教、不是研究生导师，也不领衔教育部或社科院重大课题项目，然而不仅他的美国史研究论著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在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方面发挥了其他美国史专家无可替代的作用，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的“第一人”，他就是我们所尊敬的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先生。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自1979年到2002年长达1/4世纪的时间里，先是美国通史丛书的组织编写和分别出版，再到《美国通史》6卷本的推出是我国美国史研究新的里程碑，它标志我国美国史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不仅对于美国史研究而且对于国别史研究，对于出精品、出人才都有重要启迪。这6卷本的总主编是刘绪贻、杨生茂先生，而策划和责任编辑，连同前面提到的美国通史丛书都是邓蜀生先生一人。为了确保这部专著的高质量，邓先生和刘绪贻、杨生茂先生一起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就组织编辑出版的角度而言，他更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邓先生2５年始终不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美国通史多卷本丛书和6卷本《美国通史》精品的完整出版。单以编辑出版质量而言，整个6卷本293万字的《美国通史》中的文字差错只有26个字，尽管如此，邓先生在改正了26个字的差错后，又将6卷本《美国通史》重印了一遍，力求精益求精，这种精神在今天是极其难能可贵的。邓先生一生干了无数实实在在的事,但很少公开张扬,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这样甘为人梯、低调实干的奉献精神，当你看到一些真正的学术精品面世的时候，你可曾注意这里面有邓蜀生编辑一份默默无闻的铺路人的贡献。 邓蜀生先生不仅是我国资深编审和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人之一和顾问，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繁荣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亲历了中美结盟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美对抗的朝鲜战争,兼军旅记者、编辑、历史学家与一身。他作为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的传奇人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半个多世纪来我国出版界和美国史学界发展历程。 （按:对话中,邓即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乔即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乔还田, 黄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安年,李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 (一)对话之前 1，“我们现在就缺像老邓这样的人” 对话开始前,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副总编专门来到会议室和我们简要座谈: 邓：我们的《美国通史》六卷本中,其中他(指李剑鸣)这一卷写得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说其他卷不好, 他这一卷是我们组织的编写的最后一卷，经过几个周折，换了几个作者，最后选定了他。这一卷我看了以后,觉得写得很不错。这一套书在今天他们的访谈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要谈这部书的编写和出版。 乔：对美国史，我不懂，但对六卷本美国史的评介就来自于老邓，他对确保六卷本美国史的完成起了奠基作用。这部书在美国学者看来,新观点也是不少的。我们现在啊，就缺像老邓这样的人。 黄:昨天你们不是有纪念人民出版社九十周年合影活动吗？老邓是我们美国史研究会的财富，也是人民出版社的财富。 乔：对!对!对!的确是这样。老邓既是学者，又是编辑,我们现在许多编辑对学术不大熟悉。 黄:他是学者、编辑兼于一身。老邓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我们中国美国史学会领域里面，唯一的参加跟美国直接有关的战争,他参加过两次,他有亲身的实践。 邓：又是伙伴，又是敌人。 李：我们（南开大学）的周纪琨先生当年给美军当过翻译。 乔：现在我跟你讲,就这经历啊，年轻人很崇拜这样的学者。 邓：那是因为我生在那个年头。正好征调,我就去了。 乔：原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史和美国史是一个编辑室。老邓就在里面，1978年那个时候的房子，我们都是自己打扫的,自己管理的,…… 2，谈美国史研究、编辑的人和事 黄:老邓，今天就这样，咱们随便说。事由是《社会科学论坛》有个专栏是采访著名学者的，最近有一期是专访周有光的，以前还采访了一些著名学者。他们说应该采访老邓。老邓您以前接受过一些采访，但是都是某一方面的。这次采访是专门是跟美国史研究和编辑有关。而这个问题又和您的经历有关。所以采访前列了一份提纲,提纲事先已经寄给您了,我们在电话里进行了采访重点的沟通。您可以按照提纲说,也可以重点说,重点还是跟您在人民出版社这一段,特别是跟美国通史六卷本出版有关的事。我们随便谈,最后我会整理一份采访的录音记录稿，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可以把原来您所写到和回忆的相关事情放进去,然后在整出一个书面对话稿,请您审改。在采访中,我和剑鸣会插话交谈。您看怎样？ 邓：我觉得你采取提问的方式，我们用对话方式、聊天的方式比较好。你要我讲的话,我很容易兴致所在,容易跑题。你比如说重点要解决几个什么样的问题,我能够答复的,我能够加以发挥的就发挥,不能发挥的，我简单的回答就完了。以前专门就某一个方面来采访我的，都是问我过去的新闻界的人。 (二)和美国打交道的两次战争 1，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和记者两重身份 黄:好,那我们就开始。 作为战地记者和军事记者，您参加和美国有关的两次战争，能否谈谈您的见闻,例如缅印战场难忘情景，和当时盟军美国兵的共同生活，乘坐运输机飞越“驼峰”的生死考验等。 邓：1944年我21岁时在印缅战场上,是以重组的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的身份征调（Draft）出去的。到雷多那儿以后，我在新6军第14师当翻译官,正好他们要办报纸,我一面当翻译一方面编报，这样我就是两重身份,所以我就在那里采访了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基本上是新6军部队的，是写给重庆《大公报》[1]的。后来,我又调到美军部队去当联络员去了,这是一支特攻队部队,叫战神突击队,实际上是正规部队,但他们这些人组成十分复杂,里面有些是放出来的囚犯。我在那里半年多。起什么作用呢？起和中国部队、和当地村民的联络作用。所以我是双层的关系，这么一来（很多人）都来采访我。[2] 2，亲历飞越驼峰，做好牺牲准备 黄:您是怎样到印缅战区的? 邓：我是1944年1月离开复旦，4月经昆明驼峰飞到了雷多，印缅战区史迪威总指挥部。 黄:说到驼峰我插一句，今年4月14日,我在南京参观了航空烈士公墓，其中墓碑名单中美国就有2197人，中国870人，其中不少航空烈士是在驼峰飞行中牺牲的。 邓：我飞越驼峰坐的是运输机，不像现在，那是C46运输机，也没有座位，坐着时每一个人发一个降落伞，上飞机时美军一位军士告诉你,手上扣上环,不要过早打开,到了自己手足无措时,用手一拉,降落伞自己开了。我们心想即使打开降落了,你到那个地方雪山雪地也要饿死了,所以也没有想到要打开降落伞。甩就甩吧。不过我们总算飞越了驼峰，当时比较年轻。 黄：您过驼峰时就是往返一次吗？ 邓：过驼峰，我就这一次。到那里以后，飞机将那里的物资等运回来。那时就靠驼峰，当时滇缅公路没有打通。我们过去的任务就是打通这条公路，保护两侧，就是史迪威公路、实际上就是中印公路,又叫缅中公路，现在这条公路已经在恢复利用，但也不起很大作用。 黄：2007年我去过中缅边界,看到过中缅公路的起点和还有一个公路的遗址。 3，我的番号中美5332旅475团第二营 邓：中国的部队分两部分,我们的部队叫驻印军,在滇西的以怒江为界的部队叫远征军,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那边的驻印军总司令原来是罗卓英。他是两个系统的。驻印军是由美国训练的，美式装备的,里面每个营以上都有美军顾问，指挥系统是分开的。我们属于驻印军系统，驻印军里面分为两个大军,一个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一个是廖耀湘的新六军,一共五个师三个独立团另外一个中美混合旅，我后来调在中美混合旅里,有三个团,一个中国团,两个美军团，我是在美军团里面。打仗不是在正面打，都是在深山里迂回，往往行军二三日不见人烟。我在里面的时间是1944年12月去的，到了1945年5月离开的，一共半年。这支美国军队正式番号是美国陆军5332旅475团，我在第二营,一个营里一个中国人,团里面有个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旅长是美国一名准将,团里都是分开的,彼此打仗实际上没有像我们的概念上的那么打仗。那是突击队性质，有的时候是打炮战,部队到了一个地方彼此炮战。我们的营长是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就是在炮战时被打死的。他在洞里面，正好一发炮弹打在洞口，就把他打死了。实际上我所看见的日本人,都是一些从山上下来抢降落伞的物资的日本兵,平时打炮看不见人。那时日本败局已定,他已经没有给养了,海路全被切断了,缅甸也比较穷。降落伞扔下的物资,分红色的是武器,蓝色的是食品物资。美军部队下去抢，日本人也抢，只是在那个时候看见日本人，真正掩体外看不见日本人。 4，1950年在朝鲜参与组建志愿军新华总分社 黄:那您参加抗美援朝那段是什么时候？ 邓：1950年,我调入北京新华总社军事组工作。我去朝鲜比较早,新华社成立志愿军总分社是我们三个人去成立的，总分社社长是普金，曾是彭德怀的秘书,还有一个老同志夏公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三个人。[3]就成立了志愿军总分社。当时过去是1950年11月中,第一次战役刚打完之后。各个兵团里面各个部队的记者是比较多的,总社把他们整合起来，成为总分社的集体,后来的瞭望杂志主编李耐因就是兵团著名记者。 我去抗美援朝的时间比较早,我经过几次战役，一直到开城谈判开始以后不久，就调回来了，调到《时事手册》。我是从1950年11月中过了江一直到1951年9月在朝鲜前线。那时开城谈判正在帐篷和板房里举行。 5，在《世界知识》上报道了俘虏营访问记 黄:在这段时间里,您的新闻活动和朝鲜战争关系主要是什么? 邓：那时主要是编发各个兵团的记者发来的稿子,经过我们这里看过以后，然后由我们的电台发到国内来，由新华社发稿。再就是到下面去采访，采访不是有计划的,如看到那个地方打下一架飞机,我就赶紧去采访。还有俘虏营，我们在朝鲜有三个大俘虏营，我去了其中的两个,有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叫笔筒俘虏营，我也没有去，因为我们新华社派有专人去那个地方,我去了另外两个俘虏营。后来我就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了几篇俘虏营访问记。 黄:笔名用的是什么? 邓：那时我用的是邓超。 黄:我看到北京图书馆藏有当年署名邓超的著作。[4] 6，《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和《美国战略上的弱点》 邓：那时我在朝鲜写的《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世界知识丛书之九)(51年6月初版初印），那是第一部，我们抢先出了,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的,那时中国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书,我是第一本。最早我在《世界知识》上发表过一篇叫《美国战略上的弱点》，什么兵力不足、战线太长、士气不足，其实那三点并不是我的看法，当时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认识水平。 黄:当时是带有综合时评性的。 邓：当时这篇文章发出来以后，新华社领导看了以后决定要发到全国通稿，当时我的文章写得比较长四千多字,后来要我压缩到2500字, 发新华社通稿，我压缩后,新华社后来就作为抗美援朝的学习材料。讲美国战略上的弱点，这个话是谁讲的呢？是毛泽东讲的。 7，当时的报道和特稿现在手头一份也没有 黄:您的四千字多字的手稿有没有保存? 邓：都在《世界知识》上,解放后的我没有记录,解放前的我倒找出了一些，一部分稿子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战地通讯,还有一部分军事评论发表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其他新闻性报道,没有什么意思。后来他们邀请我当特约记者,不用我的名字。这份东西到现在为止，我手上一份也没有。原来有一本贴报本，运动中交到新华社人事处去了,几经调动现在档案中也没找出来。时间隔得太长了。我的复印件有人出我的书时拿去参考，也没有还给我。 黄:建议有研究生撰写论文时可以选择以此为题，专门研究邓蜀生先生新闻和学术活动成就来收集学术资料。在中缅远征军期间，您写的一些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 邓：要找还是可以找,像《大公报》合订本许多文化单位和大学都有。祝立明就帮助我找过的。他组织编了一本书叫《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收了我的一篇报道，就是从《大公报》里翻出来的。[5] (三)对美国研究的兴趣 1，我的家庭背景和美国教会有点关系 黄:您是新闻系出身，作为一个美国史研究者来讲,一个美国史编辑出版者来讲,新闻系毕业和难忘经历对您的影响,能否简要的说一说。 邓：实际上,我谈不上什么美国史研究。我是半路出家,我学的也不是美国史，我原来学新闻的。关系还是有点关系的。认真地说,我对美国的认识应该讲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母亲她是教徒，我父亲他是武昌文华书院毕业的，文华书院在武昌昙华林，是美国教会办的。我祖父在里面教书，中文教习，后来我的初中也是在美以美教会办的中学读的书,和美国的联系还是比较多，因为家里和美国教会有关系,但是从美国历史来讲，谈不上,都是生活上的一些交往。 2，在美军部队时期对美国感兴趣 我真真对历史感兴趣的，而且最大影响的还是我在美军部队。在5332中美混合旅475团的这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营长后来打死了,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副教授，不知怎么当上营长去了。有的时候，偶尔在山上谈一谈、聊一聊。在部队很奇怪，和我一块住的是一个波兰籍天主教的教士，他和我在一个狐狸洞（foxhole）里面，另外里面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还有无神论者，还有和平主义者，所在一个部队里乱七八糟的人都有。当时我对这些感兴趣。要在中国部队,这绝不可能。当时感觉美国兵比较直率，中美联合作战,对中国没有什么歧视，因此，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比较是感兴趣了。 后来在复员以后，国民党举行过一次翻译官留美选拔的考试，在南京举行的，那是1947年，那时内战已经打起来了，一共从全国翻译官里面录取了50人，到美国上大学,我也去报名了,但没有考取，这批人成没有成行也不知道。 我对美国的真正感性认识比较多，是在美军部队里。除了这个波兰籍人后来得了伤寒症死了,其他就是和士兵在一起。另外有个华裔美国人一位中尉，但他不大会说中国话，不知道是第几代华裔。那一阵子,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叫奇怪。这么一个混杂，引起了我对研究美国史的兴趣。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萌芽，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研究,我一直是搞新闻工作。[6] 3，参加两次和美国打交道战争的印象 黄:那我们现在转到这么一个话题，您参加这两次和美国打交道的战争,一次是中美结盟，一次是中美对抗,这两次对您看美国和研究美国,有什么影响? 邓：第一次是有些影响,我对美国的兴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确实什么他都能够包容，什么他都能够说在一起。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把这些人拢在一块,当然了,哪个时候确实美国作为种族概念是比较明显的,那种正统的白美国人确实是对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的人有点歧视，但是总的来讲,还是能够在一起。当排长的、当连长的也有非白人的,一样的看待。 但是在抗美援朝这一次跟美国结盟一起打日本的感觉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说老实话,当时作为新华社记者来讲,没有第二个概念,战争的起因到底怎么看?那是真正相信战争是美国人发动的、李承晚发动的战争,没有想到是北方想武力统一全朝鲜，没有从这方面想。一直到什么时候呐，后来派到《时事手册》工作以后，开始接触到一些外电、外国的一些刊物以后，才开始对朝鲜战争有些想法。 邓:朝鲜战争我不是写了一本书嘛，那时候完全是根据正统观点、新华社的观点来写的。是《世界知识》的约稿。 黄:按照宣传指示精神来写？ 邓：对!完全是按照这个精神。但是哪个时候怎么样决策,为什么中国非要参加不可,整个的观念完全是按照上面的统一的口径。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几个字是不能分开的。从保家卫国的立场出发,去抗美援朝。是这个道理的。逻辑是这个逻辑。当时我也相信他这个逻辑。美国的麦克阿瑟部队确实是要打到鸭绿江边的。当时辽宁很紧张,那时候安东，现在叫丹东,非常紧张,美国飞机空袭，老百姓已经到了白天不敢活动，都是晚上出来活动。那时制空权基本上在美国人的手上,我们开飞机的都是苏联人，都是苏联的飞机。那个时候的观念跟在缅甸时候的观念联不起来。 可是有一点,当时我也想到的，美军打仗的时候，并不是不经打的少爷兵,后来根据我们内部传达,美军还不是一触即溃，还是很顽强的能打的，加上他武器好,制空权在他手上。 黄:当时美国也是派了一些王牌部队到朝鲜的。 邓：是的,像骑兵第一师,打得确实不错。抓美国的俘虏都是什么时候抓的？第一次战役抓的比较多。那时美国人喜欢睡睡袋的,睡袋是拉链，从下面一直拉到上面，朝鲜确实冷,他们的装备都要自己揹的,因为都是山洞，抓的大都是那个时候的俘虏。那时中国部队在人民军的配合下地形熟悉，都是在夜里抓的,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在睡袋里边，逮的时候你出也出不来。后来基本上抓不到什么俘虏，当时中国人被他们俘虏的多,多得多,多了多少倍。我曾经访问一个美军俘虏空军中校，他是被飞机打下来的他跳下来被抓了。我问他,他刚开始时只讲他的姓名、番号,入伍时间,别的一概不谈。这是他们上级的规定。后来谈的多了,问他过去学什么?这就聊起了他家里的情况。他一聊起家里话就兴趣就来了,你聊战争的时候闭口不谈。后来,我在《世界知识》写过几篇访问俘虏营的东西。后来塔斯社想转发，就跟《世界知识》商量，后来,有人就说,你得考虑慎重些，你上面有名、有姓、有番号,你将来交换俘虏时交不出来你怎么办？那就带来麻烦。当时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后来塔斯社他就没有转发，但《世界知识》上登出来了。后来这个中校，死掉了,得伤寒死了。 黄:您亲身两次经历，对于了解和认识美国,是很重要的事。 邓：两次经历在我的潜意识上是有影响的。实际上,后来去学美国史，研究美国史，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直接影响。直接影响,第一次对美国人的接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对我研究美国移民有影响。 (四)对威尔逊、罗斯福、美国移民的研究 1，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比较有兴趣 黄:现在我们说说您的自己写的几本书,一本是《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本是《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987年增订本）、还有一本是《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1990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您能否谈谈这三本书出版的一些情况和当时的一些想法? 邓：《伍德罗·威尔逊》这本书撰写的由来,是在一次美国史研究会年会上谈起的,那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个编辑也在会上,他坐在我旁边跟我聊起来了。他说你对美国总统那些人的一些评价，我说我谈不上评价,我说我对威尔逊比较有兴趣，因为那时候我主要是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威尔逊的。我在学校时，新闻系分两个部分,一种是着重在历史方面,一种是着重在地理等方面的,我是搞历史这方面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威尔逊比较有兴趣。他说我们很想出美国总统的传记方面的书,对威尔逊，你能不能给我们弄一本,不要长,十几万字。我说那我试试，就这么出来的。[7] 2，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相对比较熟悉 《罗斯福》这本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叫李宁的女编辑，她对美国的历史有点兴趣,那时我对罗斯福相对来讲比较熟悉,我身处的那个时代,正好是罗斯福当政的时代。她说我们要出一套东西,像希特勒、墨索里尼、英迪拉·甘地、罗斯福等人物，你能不能写一本罗斯福。是这么原因写的,并不是我已经有了稿子了然后再和他们去谈的,不是,都是这么一个偶然的原因。 3，《历史研究》发表《威尔逊与中国》不能用我的真名 邓：写威尔逊，我花的时间最长,篇幅最短,只有十万字多一点。罗斯福我写的比较轻松。威尔逊，我写的时候我先写了一篇文章，是1964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叫《威尔逊与中国》，当时我用的笔名叫邓楚川，为什么用邓楚川呢？ 黄:楚指湖北? 邓：那时候楚指湖北，川是我生四川。楚川是我的号,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右派刚摘帽子没多久,还不能够用真名字来发表文章，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以我用这笔名发表。写这篇文章，我准备的时间就比较长,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不像现在获取资料比较容易，那时获取资料是比较难的。那时我就是一有时间我就跑图书馆，跑北图、社科（图书馆），跑图书馆去收集资料,那花的时间比较长,就写成功了,叫《威尔逊与中国》，是比较长的一篇论文。后来杨生茂他们编一本1949-1979年间的美国史论文选,收录了这篇文章，他们要查找这个邓楚川何许人也?查来查去,就没有查出来，后来我们在天津见面以后，聊起来邓楚川，我说我就是邓楚川，他说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到处去问,到处去找,都没有查出来。因为当时摘帽不久，你不能够用你的真名发表。我的右派是1961年摘帽的。 4，我在《时事手册》担任过一段组长 邓：在《时事手册》工作的时候，后来反右开始了，把我打成右派以后，把我下放到茶淀农场劳动去了。劳动回来以后，我的新闻记者当不成了,那时我的职务在《时事手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应该知道，《时事手册》发行量很大,有300多万份,小册子,那时完全是普及抗美援朝的,我就在那里工作，担任过一段组长。 黄:从茶淀农场出来？ 邓：是的,从茶淀农场出来。说来也奇怪，那时候出来一批人。放出来了。出来以后还叫摘帽右派。（笑)但是原来工资降级一样不能恢复的,还是降级。在农场里面，你几分钱是没有的,是靠挣工分,挣多少分就是多少分,不劳动一分钱也没有。出来以后，就让我到人民出版社，我们原来的《时事手册》也并到人民出版社来了,回来以后，领导给我们讲话时，人事处长说:“现在你们出来要夹着尾巴做人。”我这个人喜欢写,现在不行了,也没有眼力了,当时喜欢写,小“东西”,大“东西”,我都愿意写。这篇发表以后，有点影响,那时好像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的,就很厉害了。 他们收到我的文章，总编辑要用。后来就跟人民出版社领导联系，说要政审。那时我们的社长王子野，这个人比较开明，他是搞法文的，他说这个人在新华社的时候就不错,后来到了《时事手册》，你们看文章后够标准了就可以用,右派问题已经解决了,别的没有问题。这样才通过了，就发表出来了。[8]发表出来以后，就有些影响。后来其他一些刊物来约稿。也有人跟我打招呼。你尽量少写,不要惹麻烦。 5，我诠释人物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清晰 我研究美国史有空白,跟你们这些科班出身不一样，跟你们教学比较系统化不一样，我是没有系统的。我是从研究人物开始的，我一个时代找一个人物，注意看看我对哪个感兴趣，我就去着重研究他、去追踪。后来写罗斯福，这一本书篇幅不大,后来出来增订本,是大开的，小开本的时候，台湾要问浙江人民出版社买版权出台湾版,我说那个写的太简单了一点,等我搞了增订本以后再给他们行不行,后来他们说等增订本到了以后再说。后来把这套书叫世界名人传记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这本书的版权给台湾了,后来他们出来了,给我寄了一本。并不是说这本书在研究上有什么突破,没有,当然没有突破啊，我有什么突破呢，这本书主要在于诠释人物深入浅出，用的笔调,比较简明扼要，清晰，读者看起来,不费劲。[9] 李：那时,我们读起来一口气读完。 邓：这就是搞新闻的人的一个优势。新闻要求要短,要平易近人，要快,后来叫短平快! 李：您的文笔很好! 黄:您是文史一家。 邓：我是用这个方法写的,后来台湾是这个原因出的。到后来,陶文钊也对我讲,他说,你的书我很快就看完了,这读下去很容易，不费劲。他说有的论文,读起来很费劲，你得在脑子里拐几个弯。实际上,我的书也只能在这方面利用我当新闻记者的优势,写这些人物。 黄:你的书有可读性,而且有新视角。 邓：真正大专家看来,这种书,他看不上眼的。这只能够介绍给学生看看,你们作为参考读物可以看一看。这也是一种写法。最多如此而已。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不要求它达到什么目的。我搞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 6，我始终觉得移民问题是很需要研究 黄:您写美国移民问题的那本书呢？ 邓：移民这本书,我的兴趣比较大。[10]我在接触美国人的时候，真正的美国人很少,就是属于安格鲁撒克逊族的这一支的美国人很少,不是非洲裔就是拉丁美洲裔，阿拉伯裔，这些人接触得比较多。这些人很奇怪，他一方面接受美国的一些潜意识,但是他的传统保留了，他留下来了,同化得最好的,应该是犹太人。在美国移民当中,同化得最彻底、最好的,在经济界、在政治上、在文化界占优势的,是犹太人。犹太人除了在宗教上,一部分保持了她的特点和传统之外，其他的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原来我在美以美教会读中学的时候，里面有个董事会的负责人，他就是犹太人，那时我们对犹太人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犹太人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对犹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我对美国移民的兴趣就在这个方面，他一方面能够把这些人接纳下来,包容下来,另一个方面，也能把这些民族集聚起来，对外战争的时候，这些人的爱国意识不比中国人低。跟日本人打，就知道了。我们叫“小日本”，他们叫“Japs”,他们是没有什么别的话的,一提到“Japs”的时候一连串的粗话跟着就来了,他的爱国意识不比中国人差。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或者愤青什么的，说民族主义，不说你是爱国主义，美国很多东西是混合,但是表现出来得的是很强烈的爱国主义。对美国是否有利，这是他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你再怎么讲,对美国不利,你损害美国利益,这个不行。他不干了。你跟他聊天争论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伤及美国怎么、怎么的,他会不高兴的,你说美国的某一部分人怎样，那是可以的。 美国移民因素这方面值得研究,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太复杂了。这个问题不是很深入的研究是很难弄清楚的。我花了些气力关注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后，我还继续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来时间没有了,我就留在那儿了。我始终觉得移民问题是很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到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东西,对美国的移民问题一些判断很不准确。特别是经历了最近20年,美国移民的变化是很大的。跟我们那个时候认识的美国和那个时候接触的美国,他很不一样。 美国移民的问题,现在写这个论文的不少,专门把他作为一个重要课题研究的人,有多少我也搞不清楚。对学术界的动态不大了解。我总觉得将来还是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我曾经有一度对此感兴趣。我跟陈香梅谈过这个问题。陈香梅在我们这里出过书,她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她,她已经同阿拉伯裔的一个人同居了,但她不放弃她的陈钠德夫人的称号，她不跟他正式结婚。我就跟她谈到华裔的问题,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新闻界的人,陈香梅也是新闻界的,原来是上海中央社的记者,我跟她谈到这个问题,她就跟我提示说，华裔的问题,在美国移民问题当中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原因在于中国的华裔，家乡意识特别浓厚,比其他的什么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都不大一样，为什么唐人街长期存在，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我说我对华裔兴趣比较大的，她说,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陈香梅她不一定能够代表华裔的整体。 邓:我研究美国史，实际上谈不上研究，每个题目都没有时间深入,我没有教学的条件，我没有这个时间。[11] 黄:您是有广泛的兴趣，加上您的工作。 邓:你说得很对,广泛的兴趣。 (五)组织出版六卷本《美国通史》 1，人民出版社出美国史的鼎盛时代 黄: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25年磨一剑，三代人,而且是老中青,再加上与编辑合作，才能够完成六卷本的《美国通史》，在这方面请您说说自己的感受。 邓:人民出版社出美国史的鼎盛时代就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那个时期美国史出得比较多一些,那时人（编辑）也多一些,专门搞美国史的人,就有祝立明、杨慧玫、我,专门搞的有三个。以这为主业，另外还搞其他的外国史。现在出版社搞美国史的一个也没有了,现在的重点不在美国史这方面。你（出版社）没有吸收这方面的人才进来。 2，早就想搞一套比较完整的通史出来 邓: 我后来就开始潜心研究一些美国的历史问题。我研究美国历史跟别人好像不大一样，我从研究人物着手,每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就人物方面，我和个别权威的看法有了差别了。她对人物的评价往往跟我对人物的评价总是走不到一块去。工作中接触较多的是黄绍湘先生,她的那本书《美国通史简编》的名字,是我给他取的。他原来不愿意叫简编，我说范文澜叫《中国通史简编》，你为什么不能叫《美国通史简编》呢。后来她觉得和范文澜的相提并论，也觉可以了。《美国通史简编》后来我们给他出了两版。他这里面的人物评价，我们就发生很多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尊重作者意见,只是学术观点的争论是可以出的。[12] 黄:后来他还有一本是《早期美国发展史（1492-1823）》。 邓：最早的美国早期发展史是在这以前出的，前几年,他还想要我给他再版。 黄:后来不是改名叫《美国史纲（1492-1823）》吗，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您和他好像还有不同的看法。 邓：我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后来他就停下来了。这是在《美国史纲》以前的事。她认为自己最得意的书是她的美国早期发展史。 邓：那个时候搞美国通史，老实讲是在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时候开始,我就有这个想法,将来搞一套真正的、比较完整一点的够水平一点的,观点不要太左的、也不要太苏化的通史出来就好了,当时就有这个思想。正好（1979年）美国史研究会成立，集合了很多的人才。当时我就想到,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就想就美国史某一个时期有一点份量的东西搞出来,正好碰到几个热心人,像刘绪贻啊，像杨生茂啊，像张友伦啊，这都是比较有兴趣的一些人。还有黄绍湘，当初，她知道我们的想法时,她还有这个意思，想参加进来，后来,她没有参加,她一看到这些人,和她的观点不一样，（可能）合作不好,她后来就没有参加了。 3，出这六卷本很费劲，里面参差不齐 邓：我们出书的周折，你们也看见了刘绪贻写的文章，讲了周折很大,原来请的像顾学稼啊，齐文颖啊，后来都没有参加,都退出来了。有出国的,有别的事的,变化很大。自始至终支持的就是刘绪贻跟杨生茂。他们这两个人是坚定的。我们几次开年会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情况,有过争论。在（1984年）成都会议的时候，我对黄先生说，对他们几位教授，我过去也不认识,都是这次才认识的。我认识你最早。我编你这本《美国通史简编》我花的精力最大,光跑图书馆我就跑了无数次,她的书没有图片，都是我到图书馆去找图片,从外国图书里翻译下来，然后付排,花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她说这是,我要感谢你。她说你把我里面的观点删掉了不少。我说不是我删掉不少,这是上面删的,不是我删的。 邓:出这本书（六卷本）感到很费劲，现在唯一感觉有点遗憾的是里面参差不齐，有的一卷很明显的是请他的下面的学生或者研究生来执笔写的比较差,所以有的退稿或修改反复几次。其中清稿最顺利的就是他那一卷(指在场的李剑鸣著的《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2001年)，你看到了吗，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 黄：剑鸣这一卷是最后定的,但最顺利。 邓：对,最顺利。最先出的是刘绪贻主编的第六卷（《战后美国史，1945-1986》，1989年），他的是最后的一卷,其他有的中间还经过一些周折和修改,刘绪贻的一卷自己补充,越补越大。 黄:原来是《战后美国史，1945-1986》，后来是2002年的《战后美国史，1945-2000》。 4，最省劲是李剑鸣那一卷 跟他一个人完成有关 邓：从我编辑过程来看,最省劲也是李剑鸣他那一卷。为什么呢，他这一卷我在通读的时候，读得比较顺畅。 黄:除了跟他本人对这卷的研究以外，是否还跟这一卷是他一个人来完成有关系？ 邓：对。这是有关系的。几个人完成的时候，当中拼接的痕迹太明显。有的当中缺年代，缺了重大事件，有的文笔相差得太远，有的写得半文半白,有的写得纯白话。 黄:所以这种稿子能够一个人完成,尽量一个人完成为好。 邓：对呀！是这样的。 5，成熟一本,出一本 后来要有出版补贴 邓:这六卷本完成的时候，我后来的方针是成熟一本,出一本。所以这本书才能问世。否则的话是搞不成的。 黄:您出这套书的时候，上面有没有什么压力，比如经费和时间要求等。 邓：那都没有压力。 黄:上面是打通了？ 邓：这没有什么问题。到后来出版形势有变化，要有出版补贴。。到他(指李著)那一卷时，要有一定的补贴。 黄:原来你的计划里面是没有补贴的,到他那个时候，光拨款不行了,还得加补贴。 邓：对。所以这个规定有点压力。后来,我们把这几卷统一为一套，准备出一套。我跟乔还田（时任历史编辑室主任）商量，我说这套书可以到了出整套书的时候了,我的意见，你出最好。上面可以有支持。我跟他保证,这套书绝对不会亏本。还应该有盈余。他很支持。 黄:现在结果怎么样？ 邓：这我就没有问他,这套书还可以。因为好几个地方都把他收集到他们的文库里面去了。陶文钊讲的话很对，他说：现在的形势下再出这么一大套多卷的书不大可能了。为什么呢，各人忙各人自己的。他不可能为了这么一本书跟你费那么大的精力去给你弄。第二,如果不是很有经济后台的，要出这套书他的兴趣也不大。 6，这套书花的精力不少 评价由社会来认定 黄:现在再谈谈六卷本。您这六卷本,我是感到没有您邓蜀生，六卷本要成功是不可能的。[13] 邓：靠大家鼎力相助。到后来换将的时候，我伤透脑筋。 黄:我插一句，一个责任编辑要一直扛25年，在哪个出版社能找到这样的编辑,有的编辑干不了几年跳糟了，可能是去干别的了。但您一直坚持下来。您如果不一直坚持下了,而且没有这样的毅力,这套书是很难出来的。 邓：这套书花的精力是不少。里面的争论也有，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对于争论问题，你不同意，你要拿得出替代方案来啊。好比这个问题你写得不好，你把你的观点亮出来啊。 黄:学术争论没有关系,一本书当然要有自己的见解。 邓：争论是什么都可以争论， 这本书出来后，大学里的反映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没有去调查研究。我的一些朋友、一些出版界的人甚至包括外交界的一些朋友反映不错,说可惜太重,带出去都感到沉。 黄:《史学月刊》编辑部专门组织了一次笔谈，反映了学术界的基本评价。[14] 7，六卷本里面的观点要一致 黄:这本书,您在编辑处理过程中主要遇到什么问题?如果简要概括的话。 邓：简要概括，第一是要六卷本里面的观点一致。你不能说你这本书这一派的观点，另一本书如果你有独立的观点，是可以的。如果不是你独立的观点，这里来一段史学家怎么、怎么说,那一段史学家怎么、怎么说,如果你偏重在那个方面的话,那就要考虑要求他改一下。 黄:这个问题上,您有没有和刘先生、杨先生发生过意见相左的地方。 邓:刘先生倒不大和我有什么争论。杨先生他处事、（对问题）比较认真，我跟他通过几次信，也打过电话。有些问题我说请教他,我没有把握的时候。张友伦南北战争那本,这本书我就跟杨生茂通过电话,也跟他写过信，因为当时牵涉什么问题呢，牵涉到对林肯的评价的问题。我个人是对林肯的评价很高的,后来,发现一些材料对林肯颇有微词。张友伦这本书里对林肯也是基本肯定的。我几次想问问杨先生,写南北战争抓的一条主线应该是什么?这是我在看稿的过程中我请教他的，我在1979年第1期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林肯这个人》代表了我的观点。 8，这套书是历尽艰辛的 黄:（四川大学）顾学稼先生负责的那本书最后换成了华东师大? 邓：顾学稼答应是非常爽快的。 黄:他后来到美国去了。 邓:是啊。他甚至把初步提纲都拟定好了。 黄:他现在已经回国，我和他有联系。 邓:他今年多大年龄? 黄:82岁了。 邓：齐文颖呢，就是答应写第一卷的。她是政治家式的（说话），她说话没有一次说我拒绝不写的,到后来，结果还是不行。因为她太忙。 邓：出这套书成型,我跟刘绪贻商量过、跟杨生茂商量过,在我们社里我也和社里的总编辑打过招呼的,他们都很支持,他们说一定能出来我们一定要争取把它印出来。他们都主张要出。后来在(1984)年成都会议上,忽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说出这套书很困难,时间不够……,怎么办呢？后来我坚持说一定要把它完成不可。这套书应该讲是历尽艰辛的。[15]幸好,经过两位主编的努力,请到了李剑鸣,最后总算功德圆满。 (六)在东方出版社的出版活动 1，东方出版社比较活一些 黄:现在请您说说您在东方出版社出的一些书。 邓：东方出版社是一个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原来的副牌是三联，三联独立出去了以后，再就没有一个副牌了。有的书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还不合适。那时候人民(出版社)的牌子跟现在还不一样，现在出版社多了,那时人民(出版社)很严格。 黄:独树一帜。 邓：甚至有些领导都要到人民（出版社）出部书,有的人觉得在人民(出版社)出过书就不一样。那时专做的领导人文集、讲话指定在人民出版社出,别的出版社是不能出的。那是规定的。能够出一本自己的学术性著作是很不简单的。为了挣这个署名，当时用三联呢，还是用人民争得不可开交的。到处上告，写信，当时的社长应付这些事情不少。东方出版社是在三联走了以后才出来的,三联的一班人人分出去了。怎么办呢，就想到搞东方出版社，为争执这个名字就争执了很久,到底用什么名字，副牌用什么?有人主张用华文,有的叫文华，有的叫汉东,争论的结果，后来由社长定案。还是东方出版社气魄大,就叫东方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出来后就比较活一些了,很多书就以东方的名义出的。后来东方出版社一直保留下来，人民出版社现在还有东方编辑室，后来退下来的老同志多了,后来我们商量要成立一个东方出版社服务公司，后来我在里面干了十年。我退下来以后在里面干了十年,从1987年干到1997年。里面的总经理刘开元，他是学俄文的,原来是派留苏专家,他去世了,我就没有那个精力去搞,年龄太大没有精力搞,各方面关系也很复杂，后来就把这个交给社里面了。现在还有东方出版社服务公司，但性质变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法人团体,半独立性的,经济独立、人事独立,由人民出版社提供一些选题的数目，你要多少书,给你提供选题的目录，那时我们的自由性比较大。东方出版社成立以后出的书也不少。现在东方出版服务公司还在，但现在已经成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机构了,地位相当于编辑室一样了。 2，张纯如《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新译本 黄:东方出版社出了不少书,其中有一本是张纯如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2007年新译，东方,2007年）新版。 邓:对,我是责任编辑,这本书被盗版的不少。后来南京的杨夏鸣帮我们，张纯如访问南京的时候，他当过翻译的。 黄:最早一版的译文的问题比较多,是吗？ 邓：译文问题多,还有一版被盗版了。盗版后印错的更多,后来很糟糕。后来我们商量的结果，我们要出一个正式版的,后来跟张纯如的母亲一商量，她对译者也满意，后来就出了这本新译本。[16]这本书在那时候有影响,现在因为形势的变化,后来就没有再印。后来又出了比她的更详实的书了。 黄:现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陆续有好几本出来了。像《拉贝日记》、魏特琳女士日记等。 邓：这是原始的资料。 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里展览了好些这方面的书,但是张纯如的书在中国当时是最早的。 邓：它起到了普及的作用。 3，《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 黄:还有您组织出了不少普及世界史知识的书,包括《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17]等，还有《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等,都是您主持的。 邓：对,对。《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部书是很费劲的。花的钱不少,买来的版权。买了泰晤士公司的图片，买他的用它的底片到中国来印的，在上海印的,花的钱不少。花的功夫也不小。这本书三联是赚钱了。现在这本书,听说陕西一个出版社，他们跑到英国去时和他们（联系上）。因为我们的版权时间已经到了。他们买了版权,以后他们的总编打电话来,要我继续担任这个中文版的编辑。我说,我现在哪有这个精力担任编辑,那当然不可能了。我说你们另外找人,图你是修改不了的。翻译里的一些东西,当时确实也有些问题。他谈到排版，我说排版，你们必须要按照他原来的原作怎么排来排版，我们只能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安排我们中文的字,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不能有喧宾夺主的味道,你们将来怎么改，我一概不管，你们怎么定的合同,我也不管，该怎么办，你们全权处理。后来怎么处理我也不不知道。《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我们印了一版,我们按英镑付了版权费。还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发布会。他的主编到中国来了,人民出版社出钱招待了他。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时卖也卖得很贵,75元一本。 黄:现在要卖，就得卖几百元了。 4，没有算过组织编辑出版了多少书 黄:您还主编了套影响世界的系列书。 邓：后来我们不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了那套书,你也参加了。 黄:是的,五个一百。而且台湾还要出台湾版的。 邓：那时彭光谦搞的军事卷,现在他是将军了。那时截止的时间太早,后来美国打伊拉克的战争都没有能够收进去。 黄:影响世界１００次事件，如果再来个修订版就好了。 邓：对啊，这本书的联系人是张秀平,张秀平现在在我们东方编辑室，他已经退休了。他在里面返聘，他准备自己将来要搞个什么单位不清楚,这个人的活动能力很强。以前联系的时候是他负责联系的。我就跟他负责编辑和组织。 黄:您在整个编辑系统里一共组织编辑出版了多少书啊？ 邓:这个我没有算过。我也搞不清楚。我从来没有算过。数量是不少。 (七)编辑生涯的感受 1，编辑生涯里中印象深的书 黄:您在写作和组织编辑出版中印象最深的书籍有哪些？ 邓：我写那本《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书,我是在朝鲜农舍里面，在山谷里面写的,上面的美国飞机呜、呜地飞过,离我很近啊，近得几乎可以看见驾驶员的座位。 黄:您写时候的场景本身就很震撼! 邓：那时为什么世界知识出版社找我写这个东西呢,他说你在现场,你有这个条件，找别的人来写，没有这个条件，我们找军事方面的人,他们都不敢写,怕泄密。我说这个没有什么泄密的问题,我又没有（秘密）文件，我不用（秘密）文件,用的是正式文件、公开文件，我在当中起点编辑加工的作用。 黄:所以这本书写的时候现在给您印象非常深。 黄:六卷本,您组织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印象一定非常深。还有在您的编辑生涯里面什么书对您的印象深? 邓：第一个当然是我自己认为有一点作用是六卷本。还有起先导作用的是（美国史）论文集。 黄:美国史论文集，出了两次。 邓:两卷。 黄:一个是1980年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一个是1983年的《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8] 邓:这两个论文集反响还是很好，不错。那时研究美国史的人不多,有些人出国的时候还问我要这个论文集。另外一个就是《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个费的功夫比较大。[19]另外的书都是一般化。我出的书当中，杨生茂主编的那本《美国外交政策史》是在我们这儿出的。那时谈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多。那的那本书,得到好评。[20]杨先生挺高兴的。为这本书的出版,他还专门请我到他家中去了一次。 2，培养年轻同志的目标一直很明确的 黄：还请您说说,您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本身的关联,我觉得您在研究会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带有稳定器的作用，在我看来。而且您有点承上启下，你很重视、支持年轻人,作为我个人,自己有个感觉很明显,比如说，美国历史杂志聘任中国美国史国际特邀编辑,是聘任您的,人家认定的是杨先生、刘先生和您。 邓：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我首先想到的推荐是你,后来征求杨先生、刘先生的意见,他们都同意。这时候找我的时候，我说第一,我没有这个时间,真没有时间,编辑的工作,你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十分的琐碎的;另外的确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联系，后来推荐你。 我在美国史研究会里面，这一点我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这些老先生,终究因为年龄的关系要退下了的。要培养一些年轻同志。我在人民出版社，我也是这个观点，培养年轻同志,那时祝立明、杨慧玫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些同志有些工作我尽量让他（她）们去做。祝立明组织编的那个《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本书,我就帮助他审稿来做,还有《改革开放手册》也是祝立明编的。 现在美国史研究会我和他们联系不是很多。现在有几个老先生在那里主持吧。另外我对秘书处的工作我是很重视的,秘书处是非常重要的,秘书处搞好了,等于把研究会搞好了一半。[21] 3，学术争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绝对要分开 黄:美国研究会有时有些争论，特别是黄（绍湘）、刘（绪贻）的争论，一个会长,一个秘书长，您在这里面,实际上是起了劝解的作用。 邓：我对每个人都劝和。我说对学术争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绝对要分开。 黄:今天是9日,5月13日是刘先生的98岁整生日。 邓:98岁啦。 黄：98岁。然后，5月15日是黄先生的96岁。他们两位先生是我们美国史学界最老的。明年的这个时候，武汉大学要为他和夫人周世英,两个人都是98岁,为他们举行百年华诞祝贺会。 邓:刘先生不容易，他学社会学的。 (八) 我和秦文 1，我和秦文解放前相识、相知 黄：邓先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题外的话，跟美国史研究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您跟老伴,就是秦文[22]，朝夕相处那么多年,最后她的晚年八年,我印象中一句你说过的话:“老伴、老伴,老来相伴”，她八年瘫痪在床上,您这方面的感受，请您说说。 邓：我和她认识在新民报，1946年在上海新民报,是新民报晚刊。那是我是记者，她是校对。她是吴祖光介绍进去的，当校对员，后来(我们)认识的,我们结婚是一直到1954年才结婚的。上海一解放时她就参加了冀东文工团。我们相识、相知实际上还是比较早,解放前我们就相识、相知。 2，“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我不能落井下石” 邓：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在什么地方呢？她比较平易，她的家庭里面都是一些比较出风头的人物，解放后家庭环境也比较好,在上海住的花园洋房。她跟我一结婚以后，先是住在马杓胡同人民出版社宿舍，一间房子，16平方米一间房,普通的房子，三层楼里面。到后来我被划成右派以后，她就回到北影去住去了。后来把我弄去劳动教养去了。当时就有领导问秦文：“现在是你离婚的好时机，要离婚，你一个报告马上批准。”她说,“我要离也不能这个时候离”。她说：“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我不能落井下石。”她就一直坚持。后来我就问她,你觉得不合适，会影响自己，你就离婚算了。就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她能够坚持下来。 我们两个人意见相左的时候也是很多,因为她搞的电影那一套东西,我也不是很懂。我对她接不接受这个片子,我有时提些意见,她有的时候接受,有的时候不大接受。 3，秦文出访问回来，专门到茶淀劳动教养农场看我 邓：她自己年轻时代最红火的时候，她没有那么很放肆的。60年代初的时候我已被划右派，在农场劳动的时候，周总理1960年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缅甸时，带着张瑞芳、秦怡这些人组成一个电影代表团访问,她也跟代表团去了，是电影代表团成员之一，先到缅甸访问，后来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她表现很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时候斗她时说,你啊，太享福了。说你享福之日结束了,什么什么的。她也没有什么为自己辩护。 她在访问回国后，还到我农场去过一趟，我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她那各个时候刚从大连回来,带了两听黄油、两条烟，那个时候在国内简直是作为宝贝得不得了的东西。她到农场去,农场不大同意，保卫工作不好做,她刚从缅甸回来，他们说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后来在外面临时给我们找了一间房子。让我们搬到外面去住。她去看我,这点也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正是她红的时候，62年吧。所以这些事情我对她是很感激她的。 后来照顾她的还有一个媬母,一直照顾她,现在又照顾我了。在我家里干了十年。现在还在干。去年我还到她家里去了一趟，24天。她老家在在河南驻马店。她家里现在也不错了。农民生活确实大有改善。 4，文化大革命时我们俩相互支持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支持她,因为我是死老虎，右派是死老虎，所以没有什么人理我,把我们甩在一边,我们哪一派也不参加,什么保守派,什么造反派,都不参加。他们也不要我们这些摘帽右派。我们比较逍遥。那个时候她作为“三名三高”，在北影造反派游行的时候，她们是孝子贤孙,穿着孝服，打着招魂幡为旧北影送葬，她就是在招魂幡队伍里的前排之一,像陈强、于洋、秦文这些人,都是三名三高的人物。她回来就跟我商量，她说共产党不是这样的嘛。我说政治是没有办法的,政治斗争是无情的,一个时候，一个时候的需要。我支持她，一直到后来,就把她当黑帮，关在牛棚里面，每天斗三次,都要她出来站着,陪站在那个地方。一般那些小孩,初中生、高中生，红卫兵来斗李百万,就是演小二黑的那个演员，问：李百万，不取这个名字啊，叫百万财迷,后来他说:这是我爸爸给我取的。红卫兵说:你爸爸是混蛋!他是小红卫兵，什么也不懂。她自己也是这样子。后来我一直安慰她。我支持她。到后来她们自己本厂的红卫兵也保护她,一有什么事情事先通知她。在这个方面，我们俩还是相互支持的。 5，秦文2000年得病 后来全身瘫痪 她2000年得病以后，她在沙发上忽然一下子就滚下来了,啊呀，她说,“我的一条腿不能动了”。我就把她扶起来后马上打电话,来车送医院，诊断说是脑部梗塞，脑部出血。先在隆福医院，离我们最近的医院，照出一大块血脉，这个地方。医生问她,最近磕伤过没有?没有。他说:这是里面脑出血了。要赶快把它制止住。后来进了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进去以后倒是很好,可是，出现了问题,有天星期六,她在梳头的时候，梳子掉下去了,她手就不能动了,说话就歪、歪、歪，不行了。后来慢慢的治理差不多准备出院了,后来又转成这种病,这种病以后接连复发过三次,一次比一次严重。先是失去语言能力，后是失去了吞水的能力，到后来连饭都不能吃,后来用鼻试，再后来全身瘫痪。她自己也知道不行了。 6，我们都同意死后捐献遗体 邓：她在还能够勉强说话的时候，她就讲:“老伴,我这次恐怕不行了。这一关过不去了”。她自己知道。 黄:这是她对您最后的话？ 邓:对。她说:“我要死了”。我说:“不会,不会”。她说:“我知道”。当时她跟我讲，她有两个遗愿。一个是安乐死,她不愿意瘫痪在床，或者人麻痹。第二个，她要求捐献遗体。这是多年前我们两个商量的,我们都同意的，都是主张安乐死的。为此，还写过信，为着安乐死的问题,给邓颖超写过信。但没有回复。 黄:为安乐死写过信？ 邓：为安乐死。我们都是主张安乐死的,病人在无望救活的时候，让她安乐死,尊严地死掉多好啊。 黄:这个我估计, 邓颖超很难回应。 邓：听说她（邓颖超）是主张安乐死的。我们知道这个情况。 邓：捐献呢,她说,她不愿意为后人留下麻烦。鉴于她的父母、我的父母，我们都实际上都没有时间去看去。我的父母葬在武昌，她的父母在（上海）龙华，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而且造成不少麻烦。所以后来在她没有死的时候，她已经不能说话了,有时给她讲话,她还感觉到有点意识。我的小孙女,每次来的时候,她都很注意看她在旁边蹦蹦跳跳地玩。我就跟她讲,我说，你死了以后，你有墓地,我说你买墓地干什么?我说没意思，我们不是捐献吗？她说,他们都在买。我说赶快退掉吧。那个时候，墓地很便宜。一万元一穴，她买两穴，她要退掉。她退没有退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清楚，到后来有人问我,问我买。我说我都不知道她买这个在什么地方,我怎么买给你。我说我们已经捐献遗体了，要办手续了。她这个人如果同意就眨眼睛，不同意，就摆头。她眨眼睛，所以后来她捐献了。在黑户庄那个地方,现在捐献的人很多。我们不少的人捐献在那个地方。捐献比较简单,每年去看看。 ************************************** 邓：杂七杂八谈了不少,就此打住吧。 黄：今天非常感谢您一口气谈了整整两个小时。 注释： [1]署名邓蜀生撰写的报道，1944年6月—1945年4月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的有:《国军攻克密支那经过》、《密支那巡礼》、《雷多军区巡礼》、《记密支那华侨新村》、《伍拉丁访问记》、《从缅北到缅中》等6篇战地通讯。 [2]邓蜀生在香港阳光电视《亲历》（Living History）记录片中,叙述了报道中涉及的战地难忘经历，国人开始知道了战斗实况，其中《国军攻克密支那经过》报道产生巨大影响。在记录片中邓蜀生详细叙述了跨越野人山的艰难跋涉的难忘经历。请参见笔者撰文《德高望重的邓蜀生先生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美国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2期（2004年12月），第23-27页,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5月14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4158) 参见《德高望重的邓蜀生先生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美国史研究通讯版）》（载《美国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2期，2004年12月。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5月14日发布）写道: 美国史同仁为祝贺邓蜀生先生81岁生日，“2004年11月20日那天与会老中青学者都十分兴奋，大家饶有兴趣听邓先生侃侃而谈，他谈到完成6卷本《美国通史》的艰辛和欢乐、回忆半个世纪前亲自参与和见证缅印战场和朝鲜战场难忘的情景，包括和当时盟军美国兵的共同生活，乘坐运输飞越“驼峰”的生死考验、只身从缅北战地、印度加尔各达之旅等等，都是他以前从未公开吐露的历史回顾，向我们展现一部活生生的口碑史，其中对于邓先生个别战场的报道多年来成为最为直接的、最具原创性的第一手资料。邓先生在回忆当年活动时思维敏捷，对于许多关键性情节和细微末节如数家珍，如果邓先生写成回忆录实在是有益于社会各界的。他在40年代二战期间和美国兵站在一起打日本侵略军，50年代又在朝鲜打美国兵，这些亲身经历犹如弹指一挥间。看来，对于80岁以上的老专家学者，我们都应以“抢救”的心情来记录他们亲历历史的、社会的、学术的经验和教训，以造福后人，我们的中青年学者切莫忘记这些宝贵财富。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4158） [3]参见万京华文《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创建始末》，《新闻与写作》 2010年第3期http://www.qikan.com.cn/Article/xwxz/xwxz201003/xwxz20100325.html [4]邓超撰《美帝军事上的弱点》（世界知识社,1950年版）,邓超编撰《美帝狂妄的战略计划》（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辑，1951年）。 [5] 徐学增 李秀清 陈铭编，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目录中有“国军攻克密芝那经过”一文。祝立明现为中国法制出版社社长。 [6]1945年9月,邓蜀生来到重庆新民报担任记者,初生牛犊很快进入状态，诨名“小钢炮”，在1946年2月10日较场口举行政协成功大会上，许多民主人士和采访记者邓蜀生等被殴打致伤。1945年10月-1946年3月间,署名邓蜀生、生给《新民报》写了大量新闻特写报道，反映了“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1946年5月,邓蜀生来到《新民报》上海社，跑政治新闻。1946年署名方力在上海《文萃》发表《大公报的七十二变》。署名“金文”在上海“大众夜报”，发表《民盟人物志》。1947年12月,署名邓威在上海“观察”发表《共军入川之势》。1948年1月，署名邓威在上海“观察”发表《豫鄂川陕边区态势》。1947年12月-1948年10月本刊特约评论员在上海“观察”上发表10篇特稿：《陕晋战局与胡宗南部》（1948.2）、《共军在陕北、陕南发动攻势》（1948.3）、《刘戡阵亡，西安震动》（1948.3）、《宜川之役检讨》（1948.4）、《陕北密云将雨》（1948.4）、《陕北战局》（1948.5）、《泾渭分河谷之战》（1948.5）、《陇东之占结束之后》（1948.6）、《关中抢粮战》（1948.9）、《记陕西省东战役》（1948.10）。邓蜀生还谈到与上海中共办事处陈家康的联系,和写过《介绍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的报道。邓蜀生在新民报的往事，参加见香港阳光电视2008年《亲历》（Living History）记录片。 [7]《伍德罗·威尔逊》出版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是我国学者撰写的较早的集学术性、启迪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又一名人传记著作,观点鲜明、文笔生动、重点突出、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全书分前言、少年自负凌云笔、二十五年教学生涯、出任州长、叩听白宫的门扉、标榜“新自由”的改革、“新自由”旗帜下的西半球、“新自由”与中国、战争造就新神、新的“福音书”、凡尔赛宫的群神会、国内斗争、春华落尽、一面镜子等十三节,并附威尔逊生平简表、参考书目举要、译名对照表。他对威尔逊的评价给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前言》中他写道：“威尔逊的政治思想和奉行的政策是一个保守派，却博得了自由派的喝彩，把他奉为偶像，一度还拥有‘救世主’的名声。可是，他很快就郁郁不得志地离开了政治舞台。他不是随波逐流或任人摆布的平庸之辈，而是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冲出西半球寻求‘世界领导地位’活动中的一名干练指挥官。他不失时机地、有步骤地把一个有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第一次赢得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发号施令和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巴黎和会中，在英、法等国老牌帝国主义的政客们面前，却又显得是那样进退失据，没有章法。”这部著作虽然只有15.2万字，却在书后附有一定篇幅的威尔逊生平简介、参考书目举要、译名对照表，具有严格的学术出版书籍的规范。 [8]邓楚川：《威尔逊与中国》，首刊于1964年第2期《历史研究》参见杨生茂、林静芬编:《美国史论文选》第367-41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邓蜀生个人论文集：《美国历史与美国人》收录了这篇论文，该书自序中写道“文中使用的词句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为了存真，在编入本集时未作改动。文章的基本观点在我1982年出版的《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仍旧保留,不过不再使用60年代十尖刻的词语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关于《时事手册》，邓先生在5月20日家中，还对黄安年补充说:在《时事手册》的时候正好遇到反右运动，他们说“邓蜀生为首的小集团土崩瓦解”。（黄:你还是个头啊）他说我是头,实际上我不是《时事手册》的主要负责人,我是里面的国际组组长。《时事手册》后来决定通俗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合并了。那时就把通俗出版社合并到人民出版社，成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叫通俗读物出版社，《时事手册》交由人民出版社办理。我是在那个时候过来的,是1957年归人民出版社的,我是1958年2月从人民出版社被带到茶淀农场的。 [9]邓蜀生著:《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1万字。杨玉圣在《祝福邓蜀生先生》一文中写道:“邓先生本身也是一位造诣深厚、学富成就的历史学家，其中对威尔逊、罗斯福、美国移民史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邓先生的作品也许不以史料见长，但其构思之精深、评点之到位、文辞之华美，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就拿一版再版的《罗斯福》来说，邓先生把这位身残志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和世界命运的伟人刻画得栩栩如生，是迄今我所读过的出自国人手笔的最佳外国名人传记。”（2005年1月14日《中华读书报》）5月20日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谈到:陈炳德最近在美国说到对美国总统印象最深的是林肯、威尔逊、罗斯福，“这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10]邓蜀生著:《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33万字,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研究美国移民问题的力作，开创了我国移民史研究的新领域，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考察移民对于美国发展的多方面影响。在前言中他写道“在美国这部波澜壮阔、蔚为奇观的移民史中，有宽容大度、振顽立襦的光辉篇章，也有使民族汗颜的种族迫害丑闻。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邪恶交织而成的美国移民历史，是十分值得回顾和研究的。这本书是笔者近10年学习、研究这方面问题的粗浅体会，写出来向广大读者和专家求教。” 该书分十一章,除前言外,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和美国移民大事记。《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发表杨玉圣对该书的述评。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邓蜀生著：《时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1607-2000)》，39万字,在他在前言中写道:“笔者在前书的基础上,增加了最近10年新的材料,并对前书中的若干观点做了新的审视，对美国的移民问题种族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的综合考察,写成此书。” [11]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蜀生先生的《美国历史与美国人》，33.8万字,是他的一本论文集，收录他的27篇论文。其中以人物为文章的主题或是主要以人物为线索展开论述的，一共有14篇，书评6篇。他在本书自序中写道:“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史成了我新的工作对象。算下来，涉猎美国史领域也有３０年了。”“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 “1978年以来，编了几十本书,写了几十篇文章。我把各类文章找出来再看看,觉得与美国史有关的文章还不是敷衍应景之作。”他在自序中,换专门谈到编辑和研究的关系。他说:“作为一名编辑,第一要务是要选好稿、编好书,就是通常所说的‘为他人作嫁衣裳’”，但这一说法未必贴切，“编辑在发现一部好稿编出一本好书时的心情,并无‘为他人作嫁’之感叹，却有收获、催生只喜悦”。“编与写很难分家。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的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做到了这一点，就更能与作者有商有量，相互切磋，平等交往，不强加于人，也不屈于别人之所强加。编辑整天同书稿打交道，只要肯钻研，就会心有所得，有所得也就会产生形之笔墨的愿望，编辑与作者一身二任的格局就很自然地形成。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的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对此，杨玉圣在“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评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一文中评论称“编辑未必都是内行，但不是内行的编辑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是好编辑。事实上，古往今来，真正能成就大事业的编辑家，往往本身就是大学问家。”（《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12] 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63万字, 黄绍湘先生所著《美国通史简编》序言中写道:“《美国通史简编》是将前著《美国简明史》（曾于195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内容文字方面，进行全面改写之后完成的。”《美国通史简编》叙述的时间起于17世纪北美殖民地时期，截止于1953年,距离写作完成年代25年，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没有涉及。称“本书扼要地阐述和分析了美国的诞生、成长、发展个开始衰落的历史趋势，从各个方面批判了‘美国例外论’”。“本书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着重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美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充实了内容,并更正了前著《美国简明史》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本书依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结合有关具体史料，增添和充实了新的内容”。“本书增添了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部分内容。” 1982年6月的修订附记中写道:“《美国通史简编》于1980年初发行,此次重印,做了某些修订补拙工作。笔者参阅和吸取美国60年代至80年代出版的几种美国通史与专著的一些新材料以及新成果;同时,尊重国内通行以及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的一些意见,对书中某些历史事件和门罗宣言、社会主义工党、罗斯福新政等内容以及冈珀斯、罗斯福等人物评价，作了必要的修订。对书中一些论点、文字、资料、数字等,也作了必要的补正。” 该书共分十章,第一章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第二章到第六章为美国独立到19世纪末的美国,第七章到第九章为美西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束的美国,第十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帝国主义。附录包括：参考书简略介绍、美国历史大事年表,美国50州加入联邦年代表,部分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索引、地图、插图。该书序言中还写道:“书稿编审时，邓蜀生同志提出了宝贵修正、补充意见。”在此以前，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第1版，49万字。5月20日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补充说: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出版也是我负责的。在那个时候影响还比较大的。他几次到北京来和我谈。他的观点也是和黄绍湘不一致的。请参见“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提要及写作过程”，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10月6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70393） [13]《出精品、育新人》一文谈到：“六卷本《美国通史》无论就其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来说，还是就其出版规范和设计装帧而言，在我国出版的世界各国通史学术专著中，均堪称一流”，“这一中国美国史研究人员和出版工作者精心组织、真诚合作的学术成果，为我国组织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提供了丰富经验和有益借鉴。”“作为总主编的刘绪贻先生和杨生茂先生，作为责任编辑的邓蜀生先生，他们的锲而不舍治史的精神尤其令人敬佩。”“他们在25年中已经从在职过渡到退休，然而他们退而不休。在2002年时，他们三位的年龄累计已经是255岁了，年均85岁，他们的学识和经验难道不是可贵的学术资源吗？他们为了学术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精神，难道不是我们的学术工作者的楷模吗？”邓先生1987年即已离休，美国通史多卷本丛书和6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正是离休后的邓先生精心组织编辑出版的经典之作，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多卷本中的三卷、6卷本的《美国通史》出版在2001-2002年间，而他的老伴还在2000年时已因重病不能自理，需老邓全天候伺候直到现在，可想而知邓先生在这几年中付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14]见[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第5-21页，参与笔谈的有:《美国通史》编后絮语（杨生茂）、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王立新）、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精品巨著（王晓德）、二十五年磨一剑 三百万言铸丰碑（王玮）、出精品、育新人（黄安年）、一部书四分之一世纪三代人（任东来）、并非“完美主义者”的遗憾（李剑鸣）、主编《美国通史》第二卷的回溯（张友伦）、写书 做学问 做人(王旭)、从命、惶恐与机遇（余志森）、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刘绪贻）、心中的谢意和希望（韩铁）、一个句号：六卷本《美国通史》出版历程（邓蜀生）。邓蜀生在文中写道:“六卷本《美国通史》在新世纪的第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个美国史研究和出版项目画上了一个句号。从策划到合集出版 ,历时 2 5年 ,这说明这套书从酝酿到问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策划之初 ,参与其事者莫不以为在数年之内即可大功告成。但实际操作时 ,才体会到由数所高校多人合撰 ,成书实属不易 ,难以要求划一的交稿时间。经过各方协商 ,决定先以“美国通史丛书”名义 ,不拘囿于各卷顺序 ,成熟一卷就出版一卷 ,这样既可鼓励各卷编写人员的积极性 ,又可积累经验逐步完善 ,为日后出版六卷合集打下基础。” [15] 美国通史单行本的出版情况是:《战后美国史，1945-1986》，本册主编刘绪贻，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本册主编丁则民，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一版；《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本册主编张友伦，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作者刘绪贻、李存训，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崛起和扩展的年代，1898-1929》，本册主编余志森，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本册主编李剑鸣，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以及《战后美国史，1945-2000》，本册主编刘绪贻，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以上总主编均为杨生茂、刘绪贻。以上单行本《崛起和扩展的年代，1898-1929》、《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战后美国史，1945-2000》通过中华美国学会获得少量补贴,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资助的。 六卷本的卷名是:第1卷《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第2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第3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第4卷；《崛起和扩展的年代，1898-1929》；第5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第6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以上均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责任编辑均为邓蜀生。 [16]2005年5月东方出版社出版张纯如著，马志行、田怀斌、崔乃颖等译的《南京大屠杀》。2007年7月东方出版社出版张纯如著，杨夏鸣译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英文原著“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中文版序中写道:“我非常东方出版社南京大屠杀70年之际决定请杨夏鸣教授将,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重新翻译并出版。编辑、杨教授和我就有关翻译事宜磋商多次。杨教授除了严禁地翻译了原文外,也将原文每章后的注释根据学术规范一一译出,可见杨教授和编辑对此次翻译只认真与慎重。” [17] 《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李世洞、黄安年等译、邓蜀生审校，东方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此外1982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邓蜀生著《中国历史故事》，5月20日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说:“改革开放以后，我的第一套书就是这个,我写上古史。名字了叫外国历史故事。改了好几个版本了。”1985年邓蜀生校，（英）罗伯特·莱西著，王丽芝、程华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18] 1980年9月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28篇,由三联书店出版,前言说“是从1979年冬季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所受到的有关美国史论文中选编的”。1983年12月的《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中国美国史研究会）。27篇,由三联书店出版，前言说:“本集文章选自1981至1983年间两次美国史学术讨论会收到的一百多篇论文,另外还有我国美国史学者专为本集撰写的文章。有部分文章已先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收入本集十均经作者作了进一步修改。” [19]5月20日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说：“我的编辑生涯当中还有一个费劲比较大的一本书还有《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东方出社,1980年,1261页,雷自学 王迎选译)，译者两口子都是外交部的。后来派到澳大利亚去了。在澳大利亚使馆里面工作,他们两个很年轻，费了很大功夫，搞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要核对要分门别类，查起来也很方便。后来我查了很多东西,是通过这本书来查,这本书后来也得到了好评。”“《世界历史便览》一本书是副产品。” [20] 《美国外交政策史》，杨生茂主编，副主编王玮、张宏毅，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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